怎样写回忆性散文 回忆性散文应该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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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回忆性散文回忆性散文应该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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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回忆性散文的写作方法方法1:
所谓回忆性散文,这并不是一种单一文体,它不是一种文学体裁。你首先得明白什么叫文学体裁和文章体裁,不然你永远都不知道是怎么划分的。
实际上我可以肯定,你以往就写过很多回忆性散文,可是你不知道那是所谓的回忆性散文。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得最基本的划分。
所以我建议你吧,仔细在百度上查三个定义,然后仔细看完简介:1文学体裁。 2:表达方式。 3:文章体裁。
如果这三者你不清楚,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散文,什么叫记叙文,那因而你也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所谓的文章,实际上就是你所谓的回忆性散文。这种东西并不是高深学问,而是文学常识,最基本的,这不弄清楚你将来永远不能对别人说:我会写文章。
方法2:
一般来说,回忆性散文的开头,最好是开门见山,指出你回忆的人或事。例如: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朱自清《背影》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李星华《十六年前的回忆》
回忆性散文的开头不必太长,只要简明扼要就行。
方法3:
1.倒叙作为开端,开门见山,奠定主题和基调,比如:十年前的今天,父亲过世了。
2.特殊的引子开头。比如:无意的发现一张黑白照片,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或者礼物什么的。有点睹物思人、触景生情的意思。然后文笔蔓延开去,成铺展之势。
3.伤感而凄美的抒情句子开头,吸引人眼球(也可以写的大气磅礴、震撼华丽)。不过这要求文章整体字句流畅唯美,如果把握的好,可以在富有文采的句子里不会显得落窠臼、老套,感情也会在里面自然流露不见雕刻之举。这种写法有点诗歌散文的感觉。
4.用现在的结果和以前的画面开头。例如:今天,我们分手了。还记得十年前,我们的初遇的时候。等等之类的(自由发挥),这种对比很有杀伤力和时空转换感。然后再接具有代表性的回忆片段。
好了,就写这么多吧!不过,回忆的基调一般是沧桑的、伤感的,真实的情感很重要,文章以情感人才是最好的。最优秀的。
回忆性散文:《十年梦魇》要说一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我可是深有体会。
1966年的上半年,我在邯郸一中完成了高中毕业考试后,按照学校的布置填报了高考志愿。一天,学校教导处张家仁主任把我叫到
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我看了你填报的志愿,建议你改一下,把北师大改成北大。”我说:“张主任,我家在农村,经济上不富裕,上北师大可以为家里省好多钱的。”张主任笑了笑,说:“振海,你不了解,北大虽非师范类,但也是有助学金的。经济问题你不必考虑。”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咱们邯郸一中自建校以来就没有考上北大中文系一个学生,学校想从你这儿实现一次突破。那样,我再去市教育局开会,就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去了。”说着,张主任还做了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姿势给我看。
面对亲如父兄的张家仁主任,我答应了修改志愿。
然而,北大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漫天邪火,把全国数十万莘莘学子的大学梦烧成了灰烬。从此,十年浩劫开始了!学校乱成一锅粥。学生分成两派。校领导被当成“走资派”揪出来批斗,许多老师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不分男女,统统剃成了“黑帮头”,受尽毒打、折磨和羞辱。
对我刺激最深的有这样两件事:一天下午,不知从哪里闯进学校一帮造反派,把校内的所谓“牛鬼蛇神”和“走资派”集中起来,排成队,然后首尾相连组成一圆圈。造反派指定一个排头的人,喊一声“打!”站成圆圈的人就得像推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的打下去----上一个人朝下一个人的脸上猛抽嘴巴。造反派认为打得力度不够的,则勒令重来。围观的师生看见平时一个个熟悉的老师和校领导,如此这般地自相残害和遭受羞辱,心里说不出有多难受,但又没人敢上前阻止。还有一次是让这些被揪出来的老师和校领导跪在学校操场
的西墙头上(墙头顶层只有一跑砖宽),脸朝外,一边嗑头,一边对墙外的路人不停地喊道:我是什么什么,我有罪!我罪该万死!
这期间,我老家的农村刚刚搞罢“四清”,我家的成分被定为“漏划富农”。这个消息传到学校,我便注定难逃一劫。大约在1968年3月,学校随着社会,刮起了所谓的“十二级台风”,我被“揪”了出来,“罪名”是“修正主义的白专典型”和“地富的狗崽子”。于是住“牛棚”,被劳改,挎着牌子挨批斗。住“牛棚”时我跟教导处张家仁主任同住一间房,上厕所还得排成队,管得比坐牢还要严。一次张主任挨批斗,我作为他的“得意门生”去陪绑。也就是在这一次陪绑时,我记住了一个同学的名字----李庆维。他是我高中的同年级同学,初中的同班同学----当批斗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我弯腰弯得太累了,腿颤抖着,眼看就站不住了。这时,主持批斗的红卫兵头头李庆维轻轻地踢我一脚,一声高喊:“跪下!”谢天谢地,这一跪,跪得我好轻松呀!(这个同学离校后到邯钢参加工作,不久即病死。) “台风”刮罢,我被“解放”出来,高中毕业证也没拿,便扛着铺盖卷回了老家。时值隆冬,寒风刺骨,落叶漫卷,满目黄土,一派荒凉。我的心中自然也是空空落落、冰冰凉凉。心想,怎么会是这样?从上小学起,老师、同学乃至邻居就一致认为自己是块“料”,长大了必定会从农村飞出去,怎么上学上学上学,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这样想着,不觉进了村子,往前一看,恰巧父亲迎面走来。父亲仍然是那样身材魁梧,气色红润,只是肩膀向前探得明显。父亲见我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没事儿吧?我懂得他所说的“事儿”是政治上被
“戴帽”的意思,就说,没事儿,只是叫回来了。父亲说,那就好。这时我看见别在父亲胸前的白布条在寒风中轻轻摇曳,上边分明写着四个字:富农分子。原来父亲刚刚从钟底下领活回来(那时农村生产队时兴打钟派活----队长打钟,把社员集中到挂钟的树底下分配劳动任务)。别在父亲胸前的白布条只是刺激了我那么一下,我并未感到惊讶,更没有因此与父亲生分。父亲也没有为此显露出什么难为情。我跟着父亲,默默地走回家。
回到家后,才知道家里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家庭成分被定成“漏划富农”后,父母都被戴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大门口挂了多年的烈属光荣牌也被摘掉(我大哥淮海战役中牺牲),父母每天早晨被强迫扫街,家里曾被掘地三尺,许多浮财被抄,部分房产充公......就算是没给扫地出门。
我回来没休几天,便开始在生产队上班----那时候农民都靠挣工分生活。我们家受了那么大的冲击,经济已很脆弱,我在家里肯定是坐不住的。那时也不兴外出打工,在村里搞副业只有下小煤窑一种活儿,这对于我这样眼睛严重近视的一介书生,等于没有机会。我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跟着大多数社员摸爬滚打,开始了“修理地球”的漫漫生涯。一年四季,不分春夏秋冬,无论寒冬酷暑,常常是日不出而作,日落而未归。栉风沐雨,饮露餐风,趟雪踩冰,起早探黑,已成家常便饭。那时的农民哪里有自由,走个亲戚赶个集,也得向队长请假。与其说是对土地的依附,不如说是对人身的依附----生产队的干部掌握着每一个社员的生存权。工分是农民的命根,年底全凭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