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戏曲与女性意识_张冬梅

明清戏曲与女性意识

张冬梅

（河西学院，甘肃张掖７３４０００）

摘要：封建伦理道德使古代妇女在人格、思想、情感等方面都得不到肯定而备受摧残和压抑。明中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发展，许多戏剧作家开始关注并已清醒认识到封建道德对妇女的身心戕害，他们从千千万万的妇女身上看到了女性坚强

的性格、高尚的品质和崇高的思想，并赋予其剧作中的女性以反抗封建礼教、

追求爱情自由的品格以及独立的意志和爱国精神，塑造出了许多光彩照人的妇女形象，生动地体现了明清时期鲜明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伦理；明清戏曲；女性形象；女性意识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９５８（２００７）０３－００４１－０３

作者简介：张冬梅（１９７８———），女，甘肃金昌人，河西学院助教，西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文

学。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１—１２

２００７年第３期（总第９７期）

Ｎｏ．３，２００７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９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ｉｑｉｈａｒＪｕｎｉｏ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中国是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延续着对妇女残忍的，缺乏人性的压迫。在封建伦理关系之中妇女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成为男权社会男性的附庸。刘熙《释名・释长幼》中说：“女者，如也，妇人成如人也。故字从之义，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又“女子主内”、“妇人无外事”等等。女子从出生到死亡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少时听从父亲的教诲，婚后听从丈夫的指使，老了听从子女的安排，一生辛劳却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从而也注定了她们任人宰割的悲剧命运，一代一代，周而复始，这种状况无法改变。尤其封建社会发展到明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朱元璋一当皇帝就命儒臣修《女戒》，规定妇女不得干政；朱棣即位后，又派人编《古今烈女传》，严格规范妇女的行为。不仅如此，明清时期统治者还对文艺的表现内容进行了规定。《大明律》中明文规定：“凡乐人扮作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扮者与同罪。”但“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正是在官方意识和文艺政策的推动下，生活在明初的作者在描写妇女形象时，以表彰贞烈为宗旨，否定妇女对正常的感情生活的追求，甚至宣扬了“女人非人”、“女人祸水”的观点。

明中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以及这一时期

文化政策对文人地位的肯定，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多了，所反映的社会、人物等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许多有志之士，开始关注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封建道德对妇女的戕害，他们从千千万万的普通妇女身上看到了她们坚强的性格、高尚的品质和崇高的思想。于是涌现出了一批能够鲜明反映明中后期社会时代特征的作品，其中有许多从正面或侧面描写女性形象，作者赋予她们一定的叛逆反抗精神并对她们的叛逆反抗加以肯定甚至赞扬。正是他们笔下创造出的这些光彩照人的妇女形象，生动地体现了明清时期进步的女性意识。

一、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观念的冲击贞节观念是封建道德对妇女的禁锢之一。传统礼法规定了一整套女子从小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古代三大礼书《周礼》、《礼记》、《仪礼》中几乎随处可以找到。《礼记・内则》有一段这样写道：“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纫组纫，学女事，以共衣服。……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指父母丧亡之类），二十三年而嫁。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女孩从小就被限制在家庭的小天地里，不得与外界接触，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她们与男性接触而萌发感情。她们的思想已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控制，失节之女不仅被社会所唾弃，也被妇女自己所厌弃。

然而，明代戏剧家梁辰鱼的《浣纱记》

却打破了这种从一而终的观念，塑４１——

造了一个为国家利益而放弃贞洁观念的西施形象。西施本是越国青年将领范蠡的妻子，越被吴所灭，吴王从越国选美女，看中了美丽动人的西施。为了父老免受战争之苦，范蠡让西施入吴迷惑吴王，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西施不肯接受这样的现实，但当范蠡向她讲明了国家兴亡与个人存亡的利害关系之后，她立即省悟到：“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岂为一女之微，有负万姓之望。”［１］便答应范蠡，赴吴做了吴王的妃、越国的内应。最终在西施的帮助下，越国打败了吴国，使国家恢复，使得他们夫妻团圆。西施的失贞，对于深受封建礼教熏陶的妇女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元末明初的剧作家高明在他改写的《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的《水调歌头》词中说：“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音知君子，这般另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２］可见在封建伦理道德中，“妻贤”是衡量女子道德的基本标准，在这样的道德标准下，西施则完全是一个离经叛道为人所不齿的女子。但梁辰鱼却抛弃了这样的道德准则把西施放到天下国家的历史大背景中去，把这个在封建道德旗帜下有辱伦理的女子塑造成为一位有思想、有胆识的出众女子，并歌颂了重视共同理想的爱情而摆脱片面的贞操观点，给明初以来宣扬愚忠愚孝的剧坛，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二、对“男为重，女为轻”思想的挑战

在明代后期的戏剧中，出现了妇女在精神和能力上有所作为的描写，塑造了许多才华出众的女性形象，还涌现出一些巾帼英雄，她们身为女儿身，却有着男儿的雄心和志气，有着男儿少有的治国安邦的才略。在作品中作者热情歌颂她们的才华、胆气，将她们塑造成让男人也望尘莫及的豪侠志士，这在明清时代妇女足不出户，只配生儿育女，侍奉男人的思想面前，是有力的反叛和挑战。明清戏剧家徐渭的《雌木兰》就塑造了一位女扮男妆，替父从军，为国立功的花木兰形象。木兰因弟妹尚小，父亲年迈“况且俺小时，一了有些小力气，又有些小聪明，就随着俺的爷，也读过书，学过些武艺，这就是俺今日该替爷的报头了。”［３］在这样的状况下，木兰女扮男妆上了战场。在战场上，木兰的骁勇善战、心细如发及她的雄才武略不仅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女儿身而且都为她的军事才能所折服，称她为英雄。“孩儿去把贼兵剪，似风际残云一卷，活拿贼首出天关。”［４］如果说木兰在“武略”上表现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才能，那么在徐渭的《女状元》中塑造的女扮男妆考取状元的女儿家黄春桃则在“文韬”方面表现出了一般男子也无法与之相比的智慧与才华。

“我这般才学，若肯去应举，可管情不落空，却不唾手就有一个官儿。”［５］在科举只属于男儿的世界里，春桃不仅想身先涉足，而且把考状元当做一件极为简单的事。后来她果然高中榜首，为官期间表现出惊人思辩才能。作品将女人的才能提到与男人相等，甚至超过男人的位置。“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这种对女性才能的赞美与歌颂无疑肯定了妇女的价值，是十分进步的。

三、

“世俗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的解放思潮在封建宗法家庭制度下，一切家政统于家长，父权、夫权、族权处于神圣的地位，家长既把握着经济命脉，又具有子女的主婚权，甚至还主宰着家庭成员的惩罚大权，只有对家长“尊”与“孝”且惟命是从，才能维系父子、夫妇等正常的家庭关系。包办婚姻是封建思想的表现之一，女性不敢追求自己的爱情，没有条件选择自己意中的配偶。但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王学左派的倡导，崇尚真性情，追求个性解放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七在讲到当时的社会风气时说：“世俗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这种思潮反映在戏剧当中主要是塑造了一系列大胆的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不畏强暴，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妇女形象。明代杰出的戏剧家汤显祖在他的著名戏剧《牡丹亭》中，就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敢于追求爱情幸福，敢于与封建礼教做斗争的杜丽娘形象。杜丽娘是官宦的女儿，她美丽、聪明、活泼、可爱，但她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只能虚度青春。“我生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６］她执着地追求自由幸福，发出“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７］的感慨，她不满于自己的处境，憧憬着自己的爱情理想，为情出生入死，几经周折终成眷属。汤显祖因此指出：“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乎！……如丽娘者，乃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８］作者正是通过杜丽娘的艺术形象概括了封建社会青年争取自由幸福爱情的斗争的艰苦性。杜丽娘追求爱情幸福的强烈与持久，甚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带有“现代的情爱”的性质。与汤显祖相同，孟称舜在他的作品《娇红记》中塑造了一位热烈追求美满婚姻的王娇娘的形象。娇娘与申纯之间的爱情是在生活的磨练与实践考验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真挚的爱情能够战胜门第观念和权威，能够冲破传统的功名富贵的观念，甚至冲破了甚于死的界限，双双殉情，最终化作恩爱的鸳鸯比翼双飞。“但得个同心子，死共穴，生同舍，使做连枝共冢，共冢我也心欢悦”。［９］王娇娘认为人生大幸无过夫妻的美满结合，而所配非人则终身怀恨，因此，聪俊女子宁愿学卓文君的自求良偶，如果不达目的，即以身殉情，亦所不恨。这里王娇娘的追求表现了对自由、幸福的渴望和鲜明的个性解放思想。

四、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情感尊重清代戏剧家洪昇的代表作《长生殿》描写了脍炙人口的唐明皇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在作品中作者以新思想塑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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