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

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

李学勤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自2008年7月入藏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清理和检视，关于竹简的内容性质获得共识，即：这批珍贵竹简的性质是书籍，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有《尚书》及同《尚书》类似的文献，同时“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史书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1]。

这篇史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拟题为《系年》。《系年》简长44.6- 45厘米，共138支。简背有排序编号，但有一处重号，以致只有137号。竹简保存基本良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分为23章，每章自为起讫。文字通为墨笔书写的楚文字。《系年》一篇字体是楚文字，但不能由此直接推沦这是楚国人的著作。《系年》既不像《春秋》那样本来是鲁国史书，也不像《竹书纪年》那样于周室东迁后用晋国及后来的魏国标年，而是对各诸侯同各以其君主纪年。篇中讲到几个重要诸侯国的兴起，如秦、卫、郑、晋等，至于楚国，却自楚文王始见。在全篇23章里，提到楚的同然较多，不过这也可能是楚国强盛，在当时历史舞台上多有作为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篇中不为楚人掩丑，有时措词颇为严厉，如说“楚师人败，……楚人尽弃其（帱）幕车兵，豕逸而还”，作者在这里是站在哪方立场，需要研究。成该说，作者即使确是楚人，他的眼光则是全国的，没有受到狭隘的局限。《竹书纪年》的记事始于夏代（或说五帝）[2]，《系年》只起自周初。事实上，篇内有关西周史迹的仅在其前四章，要叙述的是东迁以后。即使是这前四章，所说的重点也是在于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诸侯围怎样代兴，这表明《系年》的作者志在为读者提供了解当前时事的历史背景，也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篇中时代较后的一些章，还有时明显结合当时形势，例如：第18章：“至今齐人以不服于晋，晋公以弱。”第20章：“至今晋越以为好。”第21章：“楚以与晋固为怨。”其间简文“至今晋越以为好”一句，指明作者之所谓“今”应存楚威王灭越，即公元前333年以前[3]。从简中记事，可以找到—系列较晚诸侯的名号，如：第21章：“韩虔”（韩景侯虔）“赵蔖”（赵烈侯籍）“魏繋”（魏武侯击）“越公殹”（越王翳）“齐侯貣”（齐康公贷）“鲁侯侃”（鲁穆公显）第22章：“宋公畋”（宋休公田）“郑伯”（郑繻公骀）“卫侯虔”（卫公子适）第23章：“楚圣王”（楚声王）“折王”（楚悼王）这样看来，《系年》的写作大约在楚肃王时（或许再晚一些，在楚宣王世），也就是战国中期。这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辑所收《楚居》篇的写成时间是差不多一样的。

关于《系年》与《竹书纪年》的相似，不妨举周平王事迹作为实例。大家熟悉，《左传

正义》昭公二十六年云：汲冢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大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字之误）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携王。”束皙云：“案《左传》‘携王奸命’，旧说携王为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盘，非携王。”束皙是《竹书纪年》的整理者，他根据《纪年》指出《国语·郑语》和《史记·周本纪》褒姒之子名“伯服”的错误”[4]，是很对的。但平王舅家之申，前人都以为在今河南南阳，《纪年》则说“平王奔西申”，西申见《逸周书·王会》，学者考定应存今陕西北部[5]。这是什么缘故，前人没有解释。《系年》有关一章开头即说：“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平王”，可知幽王的申后本系西申之女。接着简文说，幽王嬖爱褒姒：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至于余臣，简文说明是“幽王之弟”，立于虢，称“携惠王”，“立廿又—年”，被晋文侯所杀，这同《纪年》所载一致、《纪年》的“二十一年”，也应是携王的在位年，不是晋文侯的二十一年。在这一点上，今本《竹书纪年》等是正确的，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却弄错了。《竹书纪年》与《系年》的互相印证，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共和”的史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周本纪》索隐引《纪年》便说“共伯和干王位”，“干”、“间”是通假字[6]。《系年》有类似简文：至于厉王；，厉王大虐于周，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彻，龙伯和立。“彻”与“彘”、“龙”与“共”都相通假，这是《系年》可补《竹书纪年》。不过《系年》这一部分也有令人费解的地方，简文讲共伯和立十四年，宣王即位，“龚（共）伯和归于宋”，显然是有问题的。按《经典释文》引《庄子》司马彪注：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贤人，诸侯皆以为贤。周厉王之难，天子旷绝，诸侯皆请以为天子。共伯不听，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复归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7]。这段活一部分应出自《竹书纪年》，其中“共伯复归于宗”，成玄英疏释为“共伯退归，还食本邑”，足证《系年》“宋”当是“宗”字之讹，楚文字这两个字是很近似的。这虽然不是直接的，但说明《竹书纪年》也可用校《系年》。和“共和”一样与《史记》不合的，是关于秦国祖先飞廉的记载。《史记·秦本纪》云商王太戊时有中衍，与其后裔都有功：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使）北方，……死，遂葬于霍太山。《孟子，滕文公下》则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两说迥然不同，历代学者多有议论。现在看《系年》云周成王平三监之乱：

飞历（廉）东逃于商盍（盖）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历（廉）。“商盖”见《墨子·耕柱》、《韩非子·说林上》，也即是又称“商奄”的奄[8]，这与《孟子》所记是一致的。奄和飞廉都是嬴姓。三监之乱时东方有许多赢姓国参与。见于《逸周书·作雒》：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9]。……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飞廉之所以投奔商奄，显然是由于同姓又都参与乱事的原因。“三监”一词，过去以为最早见于《尚书大传》，实际《系年》简文已经有了：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子耿。传世文献中，“三监”或说是管叔、蔡叔、霍叔，如郑玄《诗谱》；或说是纣子武庚即王子禄父、管叔、蔡叔，如《汉书.地理志》”[10]。看《系年》，似当以前说为是。至于商邑叛乱“杀三监”，当然不是杀了三叔，所指大约是参预临管的周人官吏军士。简文记“立子耿”，极为重要，与著名青铜器大保簋(《殷周余文集成》4140)可相印证、研究两周青铜器的都熟悉，大保簋是清道光、咸丰间发现的“梁山七器”之一，传出于山东寿张梁山下，即今梁山县境，现藏于在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簋铭共4行34字（依原行款）：

王伐录子，（徂）厥反，王

降征命于大保，大保克

敬，亡谴，王侃[11]，大保锡休

（集）土，用兹彝对命。

铭文里的“大保”就是召公奭，但“录子”是什么人，学者意见不一，最流行的看法，是与西周中期录伯簋的录联系起来。不过后者铭文明云录伯家族世代服事周朝，说其先人曾经叛周实无根据。在大保簋考释上别辟蹊径的，是日本白川静先生。他虽仍认为“录子”是录伯的先人，但指出“录子”其实便是纣子禄父，这—见解见其《金文通释》卷一上[12]：“录子”又称“天子”，所作器有觚，铭“天子乍（作）父丁彝”（《愙斋（集古录）》二一·九）。其敢称天子者，意指为殷宗既灭后的后嗣。以之与录子并考，录子无疑是封以殷余民的“王子禄父”。禄父为纣子，《逸周书·作雒》称“王子禄父”，《克殷》称“王子武庚”，《史记·殷本纪》等称“纣子武庚禄父”。“禄父”是他的名，“武庚”为他的庙号，“录（禄）子”可能是名、字联称。白川静的说法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13]（不过他关于“天子”觚的读释并不正确）。上引《系年》简文证实了白川静关于大保簋的论点。大保簋的“录子”，简中作“子耿”。“”可通读为“圣”，古音书母耕部，“耿”则是见部耕部字，可相通转，就像“圣”‘与“声”通，而“声”字从“”是溪母字一样。再说一个《系年》可与青铜器铭文联系对照的例子。传1931年出于河南浚县辛村的簋（《殷周金文集成》4445），现藏在英国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院，铭文4行24字（依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