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

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
摘要：歌剧《蝴蝶夫人》作为意大利歌剧家普契尼的代表作，塑造了一个日本女子遭到美国海军军官始乱终弃的悲剧故事，多少年来，西方观众对这个在东方主义思维想象出的凄美爱情故事如痴如醉。

而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创作的《蝴蝶君》则以一个法国剧作家对中国女性误读的故事，对这种东方主义想象进行了有利消解。

关键词：《蝴蝶夫人》《蝴蝶君》东方主义
前言：
爱德华·w·萨伊德在《东方学》中将“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定义为“对有关东方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他认为“西方人所谓的‘东方’与其说是某种真实存在，还不如说是一种对‘他者’的想象性建构”。

因此东方主义思维是一种建立在霸权主义之上的，以政治实力优越为基础的想象方式。

东方主义视野下的所谓“东方”即是西方（以欧洲为主）人通过文本/文艺作品了解到的、非经验化的，“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这里的“东方”往往具有落后、野蛮、非文明等特点。

无论是在西方的学术著作还是在其文艺作品中，东方都被描述成无声、阴弱、卑下、非理性和落后；与之相对立，西方则是阳刚、强悍、高贵、理性和进步的化身。

其目的是为了制造出西方全面优于东方的神话，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理论依据，让西方施之于东方的罪行披上一件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

另外，在面对
古代东方世界（以印度为代表）的灿烂文化和强硬军事实力时，欧洲人经常在承认东方过去的辉煌的同时，便以现代东方的贫弱和非文明将其消解掉了。

他们辉煌灿烂的过去只能更加反证了现代东方卑下和落后的荒谬与非合理性。

1、《蝴蝶夫人》对东方女性的想象
1.1 创作与改编
歌剧《蝴蝶夫人》的故事最早见于19世纪末美国作家约翰·路德朗的一篇短小说，作品描述的是一位日本女子被美国水手抛弃的故事：傲慢的美军官平克顿是个带有强烈征服欲的男人，他娶了一位日本女子，但不久便将她抛弃，这位日本女子在苦等他不会之后最终自杀。

1900年，大卫·贝拉斯科将其改编成戏剧，为了更加突出剧组的情感性和冲突，作品增加了蝴蝶夫人最终死在平克顿怀里的情节，更加渲染了爱情至上的主题。

剧作以经上演便倾倒了大批的西方观众，此剧被搬到伦敦上演后，普契尼观看了首演，并萌发了将其改编成歌剧的想法。

1904年，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上演，为了体现歌剧的东方色彩，普契尼使用了许多日本曲调，包括日本民歌《樱花》等。

果然，这部歌剧很快风靡全球，长演不衰，其故事模式也不断被套用和改编。

从60年代好来坞电影《黄苏姬的世界》到80年代百老汇音乐剧《西贡小姐》无一不是沿用“蝴蝶夫人”的模式而引起轰动。

1.2 “蝴蝶”式东方女子的构建
“蝴蝶夫人”巧巧桑在西方观众眼中是个完全没有自我的女子，
他为了爱情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家庭、尊严甚至是信仰，她将自己的一切全新献给了她心中的“神”，她用牺牲自己的所有来完成被美国军官的征服，在最终得知自己被抛弃的命运后，她没有争夺与反抗，而是用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成全”这个悲剧的最高潮。

不论是小说、戏剧还是歌剧，“蝴蝶夫人”的故事和形象模式总是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与追捧，他们虽然不认同美国军官始乱终弃的婚姻行为，但是“如果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女性爱上了矮小的薄情寡义的日本商人，在他回国的三年，她也坚守着美好的憧憬拒绝嫁给年轻富有的肯尼迪，对于这样的故事，那些西方观众们会说些什么呢？当她得知他己经结婚，她也会自杀吗？”
很显然，西方观众无意中已经将这位东方女性看做了“理所应当”的柔弱、被动形象，他们并不会思考东方女性被西方男子抛弃的道德意义，他们不但在乎非谴责，反而深深沉醉于这段无理爱情和优美唱段所营造出的凄美情景中。

他们将这个可怜日本女人的殉情看作是最“经典”的爱情故事，他们陶醉其中，并能“松驰地升华他们博爱情愫”。

在他们心中，东方女子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卑微、驯良和没有自我的，他们把东方女子定型为美丽、温顺的蝴蝶，它被暴戾的西方猎人捕捉后用钢针刺穿了心脏，永久地作为标本留存在纸上，西方观众则作为猎人邀请的客人，他们一同在展柜前欣赏这只死去蝴蝶的悲剧之美，他们沉醉于这种用生命代价换来凄美、无力和悲凉而不可自拔，看上去充满同情，实际上内心充满不自知的、可怕的支配感和优越性。

整部戏中，柔顺的巧巧桑是作为卑弱的东方女性甚至整个东方的形象出新的，西方人在这里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将东西方之间的政治权利差异投射其中，巧巧桑作为东方女性的象征，在权利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下只能听凭美国白人男性支配自己的命运，就像整个东方在面对欧洲权利的无力和贫弱一样。

2、《蝴蝶君》对东方女性想象的瓦解
2.1 爱上“蝴蝶夫人”
《蝴蝶君》一剧是根据一篇真实的报道创作出来的。

新闻报道一位法国外交官和他的一位中国京剧名伶爱人，因为为中国传递情报而被判监禁，但是之道法庭审判时，这位外交官才才知道这位与相爱、生活二十年的爱人是潜伏在他身边的中国间谍，更为荒唐的是，他的这位“爱人”竟然是男性。

听到这个间谍案之后，黄哲伦被外交官的自白给震惊了：这位外交官之所以对“妻子”的身体没有进行任何“探索”，是因为他以为她很谦虚，他以为这是中国人的习惯。

黄哲伦认为，这位外交官一定是把亚洲女人的过度刻板化，他认为东方女子都是“娇羞的花朵”，因此并没有对眼前的女性进行更多的了解，而是不断将其“规范”到自己的东方想象中，换句话说，他爱上了他想象中的“蝴蝶夫人”。

因而，黄哲伦决定解构“蝴蝶夫人”。

不久他写成了《蝴蝶先生》之后他又把蝴蝶“先生”改成了法文缩写的《蝴蝶君》（m.butterfly），看上去并不确实指明“m”究竟是“miss”还是“monsieur”，也就是，到底谁是谁的“蝴蝶夫人”呢？
2.2 东方主义误读的悲剧
《蝴蝶君》悲剧的发生，完全是一场东方主义视野下对东方女性的误读。

法国外交官加里马之所以被宋丽玲所深深吸引，实际上是由于西方男子对于东方女子的错误幻想，就像大部分的欧洲人对东方的幻想一样。

黄哲伦在《蝴蝶君》的后记中写道：“这个法国人的假设与视亚洲人为羞答答的低垂花朵的传统观念是一致的。

因而我的结论是，这位外交官爱上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幻想出来的传统模式形象，他也许以为自己找到了蝴蝶夫人”
在第一次看到歌剧《蝴蝶夫人》时，加里马的对俯首帖耳柔弱东方女性的欲望被激起，他被温良、顺从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深深吸引，他喜欢她东方女性特有的服从精神，他并不对眼前活生生的爱人进行任何探索和认识，他将她作为他想象中的东方女人来看待，当宋丽玲表现出他不能理解的行为时，他就将其归并入“含羞带怯东方女性”的性格特质，他将幻想自己是《蝴蝶夫人》中那个残忍的美国军官，他幻想着眼前的这个“蝴蝶夫人”也是能为他心甘情愿牺牲的凄美爱情对象，他享受着这种他幻想中的东方化爱情。

当宋丽玲换去了女人的转而变成真正的男人之后，加里马看到他裸露的男性身体彻底崩溃了，他意识到，二十年来，他以为自己掌握了这个柔弱东方女子的一切，他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地就自以为像美军军官一样，掌控着“蝴蝶夫人”的一切，殊不知，在这个骄傲男子的面前，二十年来他的所有想法都被对方深深了解并且一步
步把控着，他全无意识地随着对方的步伐亦步亦趋地被控制了二十年。

他崩溃了，他的所有独立思考和尊严都瓦解了，他终于明白了在这个“玩偶之家”中，他们谁是谁的“蝴蝶夫人”。

最后，在监狱的舞台上，在《蝴蝶夫人》音乐的伴奏下，加里马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盛大的演出，伴着《蝴蝶夫人》凄美的歌声，马里加一边将自己装扮成日本和服女人的样子，一般静静述说着自己心中的痛，心中的荒谬和委屈，最终，这个骄傲的男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巧巧桑的哀嚎中，结束了自己“蝴蝶先生”的一声。

结论：
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普契尼和黄哲伦分别对东方主义进行了构建和消解，东方主义思维作为一种非建立在真实经验基础上的自我想象，造成了巧巧桑和马里加的悲剧。

但是这种以政治权利为前提的优越感思维不是简单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所能够消除的。

随着近代中国的越来越贫弱，从“五四”开始，中国人自己也开始了“唯西方是从”的思考方式，从此“天朝大国”的帝国心态彻底颠覆，而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向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倾斜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