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义“公共利益”的方法论及概念诠精

定义“公共利益”的方法论及概念诠释范进学【摘要】何谓公共利益，如何理解和解释公共利益，不仅是法律解释的难题，而且在学理上亦不易把握。

本文就定义“公共利益”的方法论作了简要的检视，认为定义“公共利益”的方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和解释，即公共利益的一般学理特征、程序原则的限定以及法律列举与概括式规定。

总之，公共利益不是目的，它仅仅是人实现其权利和自由的手段，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人的价值，公共利益必须以宪政的名义进行。

一、关于定义“公共利益”方法之检视关于定义“公共利益”的方法，在立法界与学术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界分。

在立法界和学术界多数学者看来，“公共利益”作为宪法性原则是不可定义的，因为“公共利益”与“正当程序”、“公平”、“法治”、“人权”等原则概念一样具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更有学者认为它是个缥缈不定的东西，迄今为止无人对之加以精确的界定，台湾学者陈锐雄指出：“何谓公共利益，因非常抽象，可能言人人殊。

”[1]公共利益作为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概念，即便我们从宪政史上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关于公共利益的理解和解释考察中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同时，由于一个国家的政体不同，统治者利益的内涵是极富有变化性的，不同政体下公共利益的表达是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性的，它只能在最终价值诉求上表达为共同体全体成员的普遍利益，而什么是普遍利益，如何将社会全部成员的单个利益要求整合为公共利益，借助于什么程序和条件实现公共利益，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立法者即使希望对“公共利益”下一个定义式的规定，这不仅是一种奢望，因为“作为一种为取得多数同意的代价，立法者经常有意留下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2]而且在立法技术上也存在极大的困难，因为当人们着手使某一术语本身更加精确时，就会发现他用来消除所论及的模糊性的那个术语本身又是模糊的，因此，消除一个给定术语的所有模糊性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3]因此，作为原则性概念是立法者对事物的一种高度概括，运用这种模糊性和非确定性的概念，从而授予法官更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借助于法律解释来有效解决社会复杂的利益关系，以此应对社会不断变迁所带来的不稳定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宪法将“公共利益”纳入其范畴以及土地征用和城市房屋拆迁而引发的对“公共利益”事件的重视，学界有学者就提出了“亟须对公共利益进行法律规定”的诉求，呼吁通过法律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4]确实，如果法律能够对“公共利益”作具体、明确之规定，当然就会对公共权力的限制与公民私权的保障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这种要求法律具体化的方法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宪法法典不是“词典”，它不会也不可能对公共利益这样一个需要高度概括和抽象的词语做出明确的规定，即使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也是以原则性的规定出现的，像“公共利益”之类的语词属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被不断解释的概念，也只有通过不断的阐释，才能更好地揭示并实现宪法的精神和价值。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公共利益”关涉社会每个成员的利益，它在一定程度上往往是作为一个目的性价值出现的，而何谓公共利益的最终目的和价值却难以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就此达成共识，因为人们发现“一种只要求他们就手段而非目的达成共识的合作方法”，才有可能得到稳定的和平的秩序，并有助于人们追求各种各样的不同目的。

[5]人们就程序问题而非目的达成共识是理解和把握公共利益的较好的一种方法，这样有助于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而且最终则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

综上所述定义“公共利益”的方法，笔者认为有三种方法来理解和解释之：一是公共利益的一般学理特征;二是程序原则的限定;三是法律列举与概括式规定。

二、关于公共利益之概念阐释(一)公共利益的一般学理特征学理特征是把握一个概念的基本内涵所必需的，一个概念无论如何难以下定义，但其基本特征能够反映出这一概念的本质和基本精髓。

从字义而言，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私人利益指的是单个社会主体的利益，公共利益则着眼于社会所有社会主体的共同的整体利益。

据哈贝马斯之研究，直到17世纪中叶，英国才开始使用“公共”(Pubic)一词，在当时，其含义通常用“世界”或“人类”来替代“公共”;法语中的“公共”(Le Pubic)一词最早是用来描绘格林字典中所说的“公众”，而“公众”一词在德国18世纪才开始出现，并从柏林传播开来。

[6]而现代《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对“公共”的解释是，Pubic意味着“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者是“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

[7]由此可见，近代以来所出现的“公共”一词，迄今为止含义是基本稳定的，与“公众”或“人类”等事务有关。

故依据对“公共”一词的基本理解，公共利益之含义乃指主要由政府提供的、为公众的和与公众有关的或为公众所公用或者公共的利益。

其构成包含了三层基本含义：其一，公共利益的提供者主要是政府，这是因为国家政府被认为是凌驾于社会各利益团体之上的、以普遍利益的形式而出现的公共权力，惟有国家政府外在地超越于私人或集团利益;从社会契约与人民主权理论分析，人民只是把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权授予了国家政府，政府扮演的角色只能是为公众服务的“公仆”，它所提供的服务是一种公共服务，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能够向社会所有社会成员提供服务的“集体产品”。

但是，现代“公共集体产品”的提供者除了政府之外，还有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他们的参与也同样可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如公民个人投资教育、社会福利事业或其他公益事业等，所以“政府并不是惟一的提供者”。

[8]其二，公共利益是公众利益或者与公众有关的、为公众所公用的利益，“公众”范围内的公用，则具有公共性。

换言之，公共利益作为一种“集体产品”或公共服务，是为公众所欲求的，一旦提供了这种服务，它们就不得为提供者所垄断，而为所有社会其他成员所共享，所以公共物品的两个显著特征就是“供给的连带性以及排除他人消费的不可能性或无效率性。

”(注：谬勒解释说：“对于这种公共物品来说，增加更多的消费者并不妨碍其他人受益。

一种公共物品，虽然其边际成本是正数，但只要平均成本递减，也就会有供给的连带性因素，引出需解决的集体共同供给的问题。

”参见 [美]丹尼斯C.谬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因此，任何公共利益的受益人是所有的人而不是某一或特定的利益共同体，倘若所谓的公共利益只是某些或某一特定利益主体受益，满足了特定人的利益需求或愿望，这种“公共利益”不可以成为社会的普遍利益，因而就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

向特定的利益共同体提供的集体产品，是悖离社会普遍利益的。

只有那种旨在实现真正的普遍利益的服务，从而使每个人都会从这种服务中得到益处，并有助于改善他们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公共利益，才符合社会普遍利益的本质和精神，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

所以，公共利益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对或阻止某些特定群体滥用政府权力为它们自己谋求不正当利益的权利斗争的历史。

由公共利益的两个基本特征所派生出的特征是它的非赢利性和共同福利性。

非赢利性是指任何公共利益服务的提供者不得从中赚取好处。

如果一项事业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即使该项服务客观上有助于社会公共利益总量的增进，也不能作为“公共利益”来认定。

只有当着如哈耶克所说的，即“如果所有的人发现根据某种互惠对等原则而使特定群体的集体利益得到满足，对于他们来说，乃意味着一种大于他们不得不为此承担的税赋的收益，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一种集体利益才会成为一种普遍利益。

” [5](8)换言之，一切所谓的“公共利益”，不管是政府还是非政府提供的，只要它是赚钱的，就不能被认为是“公共利益”，因为它是一种市场化的商业盈利性民事法律行为，只能按照民事交易的平等、协商与公平原则和法律规范进行。

(二)程序原则之限定既然人们就普遍利益之目的难以达成一种共识，所以最好的社会合作方法则是就程序问题达成共识，只有在程序的框架下界定公益秩序，才会有助于所有的人追求各种各样的目的，以满足每个人不同的利益诉愿。

借鉴多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笔者把程序上的原则限定为四项，这就是个人权利优位原则、平等商谈原则、事先公平补偿原则和事后权利救济原则，以下即分述之。

1.个人权利优位原则。

长期以来我们所形成的集体主义道德理念就是个人利益完全服从于公共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崇尚公共利益优先的“当然”法则。

但这仅仅适用于计划经济和国家权力集中的时代，因为这时的个人利益完全是由国家按计划提供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高度一体化，利益主体及利益目的的多元性皆付之阙如。

但在市场经济和权力分化的时代，在民法是公民私人宪法的价值取向之背景下，政府的一切活动，则必须优先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即使公共利益这种集体产品的提供或组织，也必须遵循个人权利或人权保障优位的原则，因为公共利益的本质和最终价值不是虚无缥缈的和虚幻的乌托邦理想，而是事实上确实能够为社会所有成员体验与感同身受到的一种实在益处。

那种任何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以建构一套乌托邦式的理想神话为鹄的，以现代化目标为证据，以获取不正当的利益为目的，以动员、组织、控制乃至非法强制为手段，所从事的行为都是无益乃至损害于人权事业的。

以人为目的、以人权为本，是公共利益的核心;个人权利为体，公共利益为用，是调适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如果为了“公共利益”可以舍弃个人权利或人权的话，那么，这种公共利益的行为就颇令人怀疑，其价值则更令人反思。

孟德斯鸠说过：“公共的利益永远是：每个人永恒不变地保有民法所给予的财产。

”所以“在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公共利益绝不是用政治性的法律或法规去剥夺个人的财产，或是削减哪怕是它最微小的一部分。

在这种场合，必须严格遵循民法，民法是财产的保障。

因此，公家需要某一个人的财产的时候，绝对不应当凭借政治法采取行动;在这种场合，应该以民法为根据，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 [9]在市场经济下，个人的私有财产权是一国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是风可以进、雨可以进而公共权力不能进的权利屏障，它的保障只能依据经济宪法即民法而非政治性法律，在民法领域，“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权利王国中的主权者。

社会和国家只有承认个人权利的优位性，从而优先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权利才会成为刚性的、不会被政府所宣称的“公共利益”任意地摆布的权利。

无论何种条件下，宪法中的人权保障优先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说到底，公共利益之目的在于人权价值的高扬和实现，一切背弃人权精神的公共利益，必须予以舍弃。

公共利益具有功利性价值，而人权则具有目的性价值，无论如何，公共利益的增益决不能以剥夺人权或牺牲人权为代价。

2.平等商谈原则。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使真正的公共利益，它与个人利益之间也是存在张力与矛盾冲突的，因为公共利益关涉的是每个人的利益，在要求单个人或少数人牺牲其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需要以满足公众利益需求时，就不免会发生权利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