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舆论话语权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及作用

论舆论话语权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及作用

写在前面：

在当今社会中，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它直接影响着每一个受众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谁掌握了“话语权”, 谁就能将“自己的利益”反映出来, 谁就能将“自己的意志”表达出来, 国际事态的发展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军事上的弱肉强食，新闻、传媒等文化软外交也逐渐在国际关系中占得一席。然而目前，整个国际社会的舆论形势还处于“西强我弱”的状态，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对于我国刻不容缓。本文从话语权的定义出发，分析了它的内容、影响力、地位，以及如何改善我国的话语权形势的几点建议，希望有作参考。

话语权的定义：

话语权简言之，就是人对社会发生现象的“说话权”、“解释权”和“发表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从广义上看, “话语权”是舆论自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公民的一项不可让与和剥夺的民主权利。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话语权不只是公民所享有的权利，还是整个媒体整个国家所拥有的表达的能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

舆论话语权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指不同的媒体集团、媒介方式对于信息的表达自由度，另一方面指信息传播的主体拥有的对受众人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在国际交往密切国际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显然，出于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舆论话语权是各国必争的权益。

话语权的两个核心要素：

话语权也可以理解为：行为主体具有的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right)以及使自己的意见得到认可的实力(power)。[1]因此它具备两个核心要素：“权利”和“实力”。

“权利”，顾名思义，关系到“权”和“利”，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天赋”的，各个主体“生而平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下，“权利”被赋上了很强的政治色彩，具体体现为对相关领域和事务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是各国媒体参与国际传播的机会。譬如，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权就包括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 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国际关系行为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等。所以，我们认为“权利”必须靠各个主体自己去争取，必须通过建立更加公正公平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加强各国媒体间的平等协商和交流合作来实现。

如果说“权利”仅仅是话语权的第一层含义，是表层的含义，那么“实力”则被看做是话语权最本质的含义，是话语被认可和接受的“权力”。“实力”被定义为：不同媒体按照统一游戏规则提升自身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

就国际舆论话语权来说，其核心就是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除了“权利”之外，主要来自媒体本身具备的综合实力，并通过传播内容的优化调整和传播渠道的广泛拓展来实现。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要获得更多的国际舆论话语权，就必须进一步增强自己的综合实力，即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三部分。

舆论话语权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和作用：

影响力, 本质上是一种控制能力, 这种控制能力表现为影响力的发出者对于影响力的收受者在其认知、意见、态度和信仰以及外在行为等方面的控制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 所谓影响力是指：“文化活动者以一种所喜爱的方式左右他人行为的能力。”[2]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硬实力比拼，国民素养、媒体传播能力等要素同样在以各自的途径、方式为国家营造国际形象、争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3]一个国家的舆论话语权和它的影响力是相辅相成的, 国家有了影响力, 才可能具有话语权, 有多少话语权就会有多大的影响力。同样, 有影响力的国家才会有真正的话语权。只要国家的影响力足够大, 它的话语权就会与之相匹配, 也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以美国为例，美国目前无疑是最善于利用媒体的国家，也是话语权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但显然，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美国媒体的崛起约是从19 世纪末开始的，那时出现了几件大事，比如普利策奖、进步主义运动等，特别是进步主义运动，媒体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媒体推动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完

成。自此以后，整个美国社会从政府、团体乃至各种社会组织都开始高度重视媒体的作用，

并长时期保持发展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坚持捍卫媒体的权利，因为他们始终坚信，国家的强大离不开成熟的媒体。[4]伴随着全球一体化，信息的“全球化”也势不可挡，此时的美国提出“信息自由流动”政策，表面上是对言论自由、社会民主所做的推动，实则是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的信息产业在“信息全球化”的旗帜下，向世界市场进军并掌握世界话语权的过程。希勒称这一现象为“文化帝国主义”，即一个社会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过程的总和，以及这个社会中的主导阶层如何被吸引、迫使，甚至有时以贿赂的方式，使该社会的制度适应甚至主动促进世界体系的主导中心的价值和构成。[5]由此，在政府与媒体的联合推动下，美国通过“信息自由流动”和“公共外交”逐步侵入他国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确立其在世界传媒界不可撼动的领头位置，顺理成章地掌握了世界的话语权。媒体产业也无疑成为美国资本、文化向外扩张的重要载体，这也是美国被指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外施展“公共外交”的利器。[6]

固然，美国在世界舆论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无论是霸权性的“文化帝国主义”，还是美国媒体自身的优良品质，都成就了其文化“软外交”。但是这种“美国化”的世界舆论导向利弊参半，如何将世界舆论外交推向更好的层面，仍需各国加强沟通、携手共赢。

如何提高我国的舆论话语权：

正如在某些专家眼里, 我国的现状不容乐观，话语权的合理利用显然处于起步阶段, 甚至有时会随着事态发展而走向癫狂。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国媒体话语权显然存在弱势，甚至关于中国经济领域的话语权，也是由一些国际大报大刊掌握着。在国际新闻报道中，西方媒体掌握着主导权，大部分报道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价值标准来制作、传播的，它们服务于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和目标。尽管中国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但中国仍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信息传播系统中仍然处于受支配、受控制的弱势境地。[7]这对于正在致力于改变国际舆论“西强我弱”态势的中国媒体来说，尽快大幅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变得越来越迫切。

如何提高我国的舆论话语权呢？我认为应对各方面的因素加以综合考量。一方面要加强媒体建设，积极推进建立新世界信息传播秩序。在信息全球化面前，中国媒体应该及时的调整自身的对外传播战略。应该对自身传统文化有客观认识，认清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并主动介入国际热点问题，建立新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寻求新的合作发展途径。[8]其次，要改进对外报道的方式方法，淡化宣传痕迹，增强媒体议题设置能力，加强交流传播，及时全面公开信息，先发制人抢占舆论制高点。第三，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按国际关系通行规则办事，最大限度地争取在国际舆论领域的表达权和参与权。最后，要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科学发展，大力改进传播内容质量，拓展海外传播渠道，扩大市场和受众覆盖，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