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百文“资产、债务重组方案”：法律视角的评述.doc

郑百文“资产、债务重组方案”：法律视角的评述-1. 避免郑百文破产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到2000年6月30日为止，郑百文的债务总额高达23.46亿，其中：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信达）一家的逾期债务高达20.99亿。

在郑百文的资产中，固定资产仅25，000万元；在它的61，686万元流动资产中，风险极大、难以按帐面价值全额变现的应收帐款和存货两项就高达52，526万元。

郑百文股票的每股净资产为-6.81元，股东权益为-134，580万元，未分配利润为-182，093万元。

这些数字表明了无可争议的事实：郑百文已经丧失了清偿债务的能力。

郑百文的资产质量极差，一旦破产，绝大部分债权将永远丧失受清偿机会，而信达将是损失最为惨重的债权人——信达近21亿无担保债权只能在清算费用、职工安置费用和担保债权之后获得部分清偿，郑百文的资产优先清偿上述债务之后是否还有剩余实属疑问。

郑百文股东将损失每一分钱投资，无望得到任何补偿。

不仅如此，郑百文破产还将牵连众多的无辜者，例如：郑百文的2800名职工将丧失工作机会，地方政府将面临安置失业职工的压力，郑百文相当一部分债权人将因为债权损失而陷入困境。

我国一些企业的破产试点证明：破产财产变现困难，变现成本高，财产变卖所得大大低于帐面价值，以至清算费用耗尽全部破产财产并不是例外情况。

总之，郑百文破产意味着企业参与者-股东、债权人、职工全盘皆输。

考虑到经济转型过程的特殊情况，我国的法律实施政策不是鼓励企业破产，而是鼓励债权人、债务人进行非讼和解或者破产和解。

迄今为止，企业破产仍然是一种受到控制的局部试验——即使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申请破产，人民法院也未必受理。

在一定程度上，人民法院慎重受理破产案件是意识到司法局限的知难而退——在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破产牵动的利益错综交织，相互缠绕，而司法裁判并不适合处理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法院慎重受理破产案件在一定程度有其合理性。

信达曾在2000年3月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郑百文破产，法院既没有受理，也没有拒绝受理。

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的慎重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当事人的和解。

市场竞争必定导致一些公司破产，公司破产固然能防止竞争失败者浪费更多的社会资源而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

但是，是否申请破产首先应当是债务人、债权人自身的选择，而不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需要而强加给当事人的外部安排。

如果为了制造一个上市公司破产的先例，而将本来可以通过和解而获得再生机会的企业推向破产，这就是既扼杀了一个本来可以存活的企业而牺牲当事人利益，又背离了破产制度赖以立足的市场机制。

在破产程序不确定，司法介入未必奏效，清算费用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非讼和解是值得提倡的选择。

郑百文“资产、债务重组”方案是一个用和解代替争讼，用合作代替对抗，用让步代替冲突的先例，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只要充分沟通，陷入困境的当事人就有足够的智慧找到出路，一起走出困境。

2. 郑百文“资产、债务重组”方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郑百文“资产、债务重组方案”是债权人、债务人、债务人股东和外部投资者四者之间的债务和解，全部方案是由郑百文董事会决议、临时股东会决议和若干合同所构成的一个相互连接的整体——这是利害关系人共同防止债务人破产的自行和解，它比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债务人和债权人相互妥协而中止破产程序的破产和解有更多的灵活性。

2.1. 23亿债务的分解：债务承担、债权转让和债务托管（1）郑州百文集团有限公司（百文集团）——郑百文：债务承担和资产转让百文集团是郑百文持股最多的股东，两者有错综复杂的历史联系。

百文集团对“资产、债务重组”过程的贡献代表了地方政府为挽救郑百文而做出的努力。

郑百文破产显然将对地方政府有所不利，诸如：税收来源减少，出资安置郑百文职工，耗费时间和精力斡旋债务纠纷，郑百文成为全国第一家被摘牌的上市公司将对当地投资环境产生长久的负面影响。

因此，地方政府实际上是通过百文集团而对“资产债务重组”作出贡献。

在郑百文申请初次发行股票的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郑百文上市之后又给当地经济带来利益；在郑百文陷入困境之后，地方政府援之以臂，这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百文集团以承担郑百文的59，174万元债务，对郑百文负债37，885万元为对价，受让郑百文的97，060万元资产。

与此同时，百文集团承诺安置郑百文的2，800名职工。

在债务承担范围之内，百文集团取代郑百文而为债务人，直接对债权人负清偿责任。

郑百文的债权人摆脱了一个陷入困境的债务人，与另一个偿付能力更好的债务人建立了债的关系——债权因为承债主体的变更而更安全了。

资产移转提升了郑百文的资产质量。

郑百文转移给百文集团的资产多为应收帐款，而我国商业企业的应收帐款多为逾期债权而风险极高，无论通过诉讼或者非讼途径收取应收帐款都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

故该项应收帐款转让意味着郑百文将债权落空的风险和实现债权的成本转移给了百文集团。

当然，百文集团也不是没有代价地承担风险——它将从其他参与者那里得到补偿。

（2）信达——三联集团公司（三联）：债权转让，三联——郑百文：债务抵销，三联——郑百文：资产置换信达与三联签定《债权转让协议》，信达将它对郑百文的144，734万元债权转让给三联，三联应向信达支付3亿元受让款。

债权转让的结果是三联代替信达承担债权落空的风险。

信达对三联的债权最初是无担保债权，在三联取得郑百文已发行股票总额的50%之后，三联将以该项股票质押，担保它对信达的债务，信达的无担保债权由此转变成有担保债权。

三联通过债权和股权的交换而减少郑百文的负债。

三联以取得郑百文已发行股票的50%为条件而“豁免”郑百文的144，734万元债务。

这实际上是一种债务抵销关系。

双方互负给付相同的到期债务而发生债务抵销。

三联取得郑百文已发行股票的50%，须向郑百文支付价款；郑百文清偿债务，须向三联支付价款。

但是，双方债务到期之日并不相同：郑百文对三联所负债务已经到期，而只有当郑百文将已发行的50%的股票过户到三联名下，三联才会对郑百文负有到期债务。

因此，股票过户之日就是双方互负同一种类到期债务而发生债务全额抵销之时——郑百文对三联的债务归于消灭，三联也无须对郑百文支付股票受让价款。

在股票过户之前，三联能否取得郑百文的股权并不确定，三联能否对郑百文负债因而也不确定，双方无从发生债务抵销。

双方约定以股票过户之日为债务抵销之日，另一意义在于使交易双方有同等程度的安全。

三联通过资产置换而改善郑百文的资产质量。

三联用价值40，000万元的优良资产交换郑百文对百文集团的25，000万元债权，余额15，000万元作为郑百文对三联的不计利息的负债。

与此同时，三联又通过给予百文集团补偿，而换取百文集团对郑百文资产、债务公司重组的支持——三联豁免百文集团的25，000万元债务，并且向百文集团支付3，000万元托管费。

此外，三联还就“债务托管合同”项下的15，000万元债务向郑百文债权人提供还款保证。

（3）百文集团、郑百文、三联集团：债务托管和债务保证在债务承担、债权转让和附有条件的债务豁免之后，绝大部分债务将从郑百文剥离出去，郑百文的债务总额将从23亿减少到1.5亿，债务总额减少94％。

债务承担、债权转让实质性地提升了郑百文的资产质量。

一方面，郑百文通过剥离债务、吸纳优质资产而恢复正常的资产负债比例和偿债能力，另一方面，那些没有参与债权转让和债务承担、继续以郑百文为债务人的债权人得到了更多的、可用以满足债权的资产——他们比以前安全多了。

郑百文债权人的处境获得了实质性改善：其一，郑百文用价值3000万的可转让房产作为清偿该项债务的专用资产；其二，百文集团受郑百文委托而对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三联负担3000万元托管费用；其三，三联就该项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在百文集团或者郑百文不能履行债务的情况下，三联对15，745万元债务负清偿责任。

继续以郑百文为债务人的债权人没有作出任何让步，资产、债务重组方案的参与者仍然同意将这些债权人的无担保债权变成担保债权，这恐怕是债权人在任何破产程序中都不可能获得的收获。

2. 2. 风险和利益的整体调整：当事人承受义务的许诺和回报期待郑百文“资产、债务重组方案”不同于那种无补实益的帐面游戏，该方案要求每一方必须为降低债权风险、推进股东和公司利益而进行实际投入，通过集体行动去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

风险和利益的整体调整决定了每个参与者都有所得失。

（1）信达在“资产、债务重组”之前，信达对郑百文有20亿债权。

信达以30，000万元向三联转让了其中144，734万元债权；百文集团承担了郑百文对信达的50，200万元债务，其中30，000万元债务由第三人以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如果百文集团在四年内向信达偿还30，000万元债务，其余20，200万元债务将自动豁免。

故信达放弃了大约14亿元无担保债权，换得6亿元有担保债权。

（2）三联如果把三联和百文集团的交易纳入一一对应的双方合同关系，那么，三联豁免百文集团的债务、支付托管费用似乎是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而进行给付——在这里，表面上只有三联对百文集团的单方给付，百文集团并没有给予三联相应的回报。

但是，这是“资产、债务重组方案”参与者合作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参与者都承担了或许双边交易中不应发生的义务，得到了双边交易中未必得到的利益――每一方的给付不仅是、甚至不必是为了从合同对方得到对应给付，而是为了从“资产、债务重组方案”获益。

百文集团受郑百文委托而为后者清偿债务，承诺安置郑百文的职工，为什么对百文集团给予回报的不是郑百文，而是三联？答案是：如果“资产、债务重组方案”实现，郑百文将告别历史而成为一个资产优良的上市公司，百文集团为此承担了它本来不必承担的义务，三联集团将因此成为郑百文的控股股东而从中获得利益，因此，三联集团愿意补偿百文集团。

与此同时，三联又从信达获得补偿，如果三联不免除百文集团的25，000万元债务，信达未必愿意以30，000万元的价格向三联转让面值144，734万元的债权，百文集团未必愿意承担郑百文对信达的50，200万元债务，第三人未必愿意为信达的30，000万元债权提供抵押担保。

这是一个各方利益相互交错的多边交易。

总之，为了取得郑百文50％的股份，三联将实际支付58，000万元（购买信达债权付出30，000万元，豁免25，000万元债权，支付3，000万元托管费），承担15，000万元的债务风险，放弃15，000万元债权的利息。

三联和郑百文之间的“资产置换”是按照各自资产的帐面价值进行交易，三联注入郑百文的资产实际上远远超过其帐面价值，郑百文转让给三联的资产大大低于其帐面价值，故三联的实际投入更高。

（3）百文集团百文集团以承担郑百文的59，174万元债务，对郑百文负债37，885万元作为对价，以此交换郑百文的97，060万元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