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二)之一

30年代文学思潮（1928—1937）

“30年代”历史分期的理论前提

三种“人”的观念和话语

现代的中国人：“人的文学”观念的延续

阶级的人：革命文学

世俗的人：现代通俗文学

人本主义文学思潮

创作实绩展示：作家众多

文艺理论探索：

梁实秋（新人文主义）——“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

强调美学的理性与规范，即古典主义的“节制”

朱光潜（克罗齐《美学原理》）——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

人本主义哲学的源流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人本主义

左翼革命文学思潮

1923—1926年的倡导

1928年新一代日本留学者的引介

拉普与纳普

“左联”的主要活动：

创办刊物

译介和提倡马主义文艺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加强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

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

30年代的文学论争

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

1928—1930年关于“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

1931年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第三种人”

胡秋原《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

30年代小说概述

总体上呈现为都市与乡村的双重奏：革命幻想曲与古典牧歌

二十年代崭露头角的如丁玲等转向革命文学，左翼年轻作家如沙汀、艾芜、张天翼等各有特色。

【背景资料】

“五卅”运动落潮后，一场规模浩大的国民军北伐革命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中国南北大地。

北伐期间，戎马倥偬中的郭沫若接连写了《文艺家的觉悟》和《革命与文学》等文章，兴奋地预告：“文学是革命的前驱，在革命的时代必然有一个文学上的黄金时代。”

郭沫若的预言没有马上实现。中国的革命文学思潮和革命文学并没有随着大革命的高涨而即刻涌现。

首先，与倡导者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早期共产党入提出革命文学主张，纯粹是从实际革命工作的角度出发的。出于革命的需要，视文学为“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紧张的革命工作未能留出空暇让他们去思考文学本身发展的问题。况且，强烈的功利目的性，容易产生轻诗文重实效的倾向，实际运动要比文学运动来得“急要”。在他们看来，“俄国的革命，固然很得力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斯退衣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家，但终应归功于列宁等实行家。印度有了一个甘地，胜过了一百个文学家的泰戈尔!”所以，对文学创作活动的理解也仅仅限制于实践性方面，为此要求作家、诗人们：“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尤应从事于革命的实际活动”，去“亲历其境”。

出于同样的认识，“革命文学”倡导者看重文学的“实践的意义”。1928年1月，蒋光慈在《太阳》创刊号上发表题为《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论文，他从“文学是生活的表现”的角度去分析中国文坛现状，指出许多文学家由于“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而“追赶不上”时代，使文学“落后”了。他旋即遭到后期创造社李初梨的批驳。李初梨认为蒋光慈埋怨“革命的步骤太大”的错误原因在于“把文学仅作为一种表现的——观照的东西，而不认识它的实践的意义”。何谓“实践的意义”，用李初梨的话来说，就是指把握战斗的唯物论和唯物的辩证法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运用手中无产阶级的“武器的艺术”，去实践地变

革“社会生活”。

既然思维焦点都把文学看成是变革社会生活和推助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那么一旦当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最有效手段——革命降临的时候，就会放弃文学。这也是大革命期间，许多文学青年和包括郭沫若、沈雁冰等在内的“五四”老一代作家投笔从戎，参加实际的政治运动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