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供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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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源于先秦时期。周官有小宰“掌建邦之宫刑，以理王官之政令，凡宫之纠禁又其任也”【1】，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2】。伴随西周君主权力和等级制度的确立，维护这一权力和制度、对臣属施行监察成为必要。御史也始设于周，但职非监察，“盖掌赞书而授法令”【3】，至战国时仍掌记事之职，不过因与会军国大事，事实上起着一定监察作用。谏议对君主有一定匡正作用，周官有辅臣保氏“掌谏五恶”【4】，庶人也得传语得失。春秋战国诸侯兼并，求谏纳谏关系到治国安邦甚至国家兴衰，各国竞相招贤纳谏，谏议并不限于专掌谏议之责的官员。

秦朝，空前集权统一的政权确立，随之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官僚机构。很多制度设置虽然是继承春秋战国发展而来，但要对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在君与臣、中央与地方、政务与事务、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各方面的关系上面临许多新问题，对庞大官僚机构加强控制、管理和协调也非常必要，御史监察和以谏（议）大夫为主的谏官谏议随着专制集权制度的确立而制度化。

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御史由所属机构多变动、仍身兼他任的监察官，发展成机构完全独立直属皇帝、专司监察的官员，最终发展成为机构空前扩大、官员数倍于前且兼察谏于一身。御史的内部分工也日见明确、细密，职责分明，监察内容范围不断扩展，直至对政府各部门、机构进行全面的行政监察。谏官制度由人员庞杂、各有归属的状态，发展为集中隶于门下中书两省以互察，避免失误，最终言察合一。明代，六科给事中既掌言谏之责，又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施行，并监察重至“掌科”。清朝在机构设置上台省合一。

御史制度是上对下的监察纠禁，谏官制度是下对上的匡正建议，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起着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随着封建国家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日益复杂多样，政府参予和管理的事务也日益繁重，政府机构及职能不断扩大，监察机构及职能势必随之发展。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达到了封建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它所遵循的很多原则，种种施行办法源于历史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虽有封建时代的局限性，却也充分显示出其内在的合理性，本文限于篇幅仅涉及御史、谏官制度。

一、御史、谏官的设置多采取“以小驭大”、“秩卑权重”互相制约的原则

泰汉御史大夫“位上卿，银印青绶”，低于“金印紫绶”【5】的丞相和太尉，但作为三分之一掌监察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又兼副丞相，为丞相的自然继任人，其相互制约作用不言而喻。御史因有弹劾百官的权力而地位显赫，东汉光武帝曾特许御史中丞与“尚书令，

司隶校尉朝会皆专席而坐，京师号为‘三独坐’，言其尊也”；晋代中丞与“司隶校尉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后魏御史中尉为台主“督司百僚，出入千步清道，与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逊避，其余百僚下马弛车止路旁，其违缓者以棒棒之”；唐代御史“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6】，御史台与三省并称台省；宋代“台官职在绳愆纠缪，自宰臣至百官，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当劾，皆得纠正”【7】；元代御史大夫官阶被提高，与中书省平章政事和枢密院枢密使同为从一品，“台端非国性不授”；明代以“台察之任尤清要”，都御史“权位赫然同六部尚书，称七卿”；【8】清代都御史权位仍与六部尚书同。

御史之长以下，共属官官阶都不高。汉御史秩皆六百石，隋唐御史都在六品—八品之间，明代御史和给事中均为七品，清代提高到五品。御史虽秩卑但权重，可以小驭大。

西汉时，严延年为侍御史，时大将军霍光擅权，废昌邑王，尊立宣帝，严延年遂劾霍光“‘擅废立，亡臣人之礼，不道’。奏虽寝，然朝庭肃焉敬惮。”【9】东汉光武十一年，鲍永为司隶校尉，“帝叔父赵王良尊戚贵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惧。”【10】严延年秩仅六百石，鲍永秩比二千石。

唐，高宗永徽元年，监察御史韦仁约奏劾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致使褚遂良“贬为同州刺史”【11】。武后长安四年，监察御史肖至忠，弹劾当时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赃污，贬官。褚遂良，苏味道都是当时宰相，而监察御史仅是一八品官！

明代，英宗天顺初年，御史杨瑄巡察京畿，至河间，民诉曹吉祥、石亨夺其田。瑄以闻，并列二人怙宠专权状”，此二人因迎立英宗复位有功，受到特别宠信，石亨爵忠国公，但英宗闻奏也不由得称赞杨瑄，“真御史也”【12】。明孝宗弘治时，御史汤鼎“首劾大学士万安罔上误国”【13】，万安被驱斥。杨瑄、汤鼎时皆七品。

历代对地方监察也如此，汉代以秩六百石刺史监察二千石郡守；唐代以八品监察御史巡按郡县，察六部，而地方上州刺史从三品，下县县令从七品，六部尚书正三品。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为七品。

御史监察不仅在于弹劾不法，同时也对守法官吏施以保护，使官吏免遭不当罪的处罚。维护官吏的相应权益，也是维护国家法纪的严肃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宪宗时，东都留守杜亚与大将军令狐运不和，元和五年运于洛阳城北习猎适逢有盗，杜亚借此将令狐运拘捕“意为盗”，监察御史杨宁按验无证，杜亚却“以为不直，密表陈之”，侍御史李元素复审仍无验，但宪宗相信了杜亚，李元素“奏言未毕”，宪宗两次怒斥其去，但元素坚持复奏“乞容尽辞”【14】终使宪宗醒悟。元和九年，外按使出近畿习狩，恃恩横行郡邑，百姓“畏之如寇”，地方官多不敢得罪，反“厚礼迎犒”，下邽令裴寰“嫉其强暴扰人，但俱文供馈”，被谮，宪宗大怒，宰相等论救未成，御史中丞裴度再抗陈其事：“以寰为令长，爱惜陛下百

姓如此，岂可罪之？”【15】使裴寰获释。明代英宗时，御史、给事中极言论谏，“振风裁而耻缄默，或遭谪，则大臣抗疏论救，以为美谈。”【16】大臣相论救竟成一时之风气！

监察官劾纠不法官吏，保护正直守法官吏是相辅相成的，不仅在维护国家法纪、制度，加强吏治上有着重要意义，在维护皇权，调节平衡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上也有重要作用。

专以谏诤为职责的谏官，官阶与同时代御史相似，因多没有实际权力，权势远不如御史显赫，但因以直言规谏为尽责，故有不以言罪之的惯例而不同于一般官吏，常可优容。如：唐穆宗即位，时吐蓄寇边，穆宗却频出游宴，谏议大夫郑覃等人先后二次谏“宴乐过多，畋游无度”，“赏赐太厚，凡金银皆出自生灵膏血，不可使无功之人”，应“留心政道”，穆宗极不高兴，当知其是谏官后，“意稍解”，且说：“朕之过失，臣下尽规，忠也。”【17】若谏官意见与皇帝旨意相违，多不能被采纳，谏官可以乞退辞官或改任他职也是历代相沿的惯例。后汉和帝时，乐恢为议郎，“性廉直介立”。屡次上书谏诤，“无所迴避，贵戚恶之”，乐恢“意不得行，乃称疾乞骸骨”【18】回归乡里。唐贞元十三年，左谏议大夫薛之舆，“累上言时事”，德宗不快，“故改官为国子司业”【19】。宝历元年，右拾遗薛廷老，因几次上书，“事皆不行，遂自请假”【20】。宋仁宗时，唐介因劾宰相被贬官，后复任殿中侍御史，即请求仁宗：“‘臣既任言责，言之不行将固争。争之重以累陛下，愿得解职’。换工部员外郎……出知扬州。”【21】明英宗天顺时，御史林诚因弹劾学士商辂，帝“不纳，引病去”【22】。

以小驭大，权力互相制约是统治阶级加强官僚机构自身管理，澄清吏治的重要手段。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秩卑权重，则人较少顾虑，易于激发其进取精神和责任感，并能行其志，也是借以奖拔新进的有利途径。

二、御史、谏官有相对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

古代监察制度中，监察官多享有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隋唐以后，御史监察机构作为独立的职能部门，一般不接受任何一级行政部门长官的指令，行使监察权也不受其干与。这种独立性是监察部门不受干扰，有效发挥其监察职能的重要保证。御史弹劾，谏官言事常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唐长安四年，监察御史肖至忠弹劾宰相苏味道后，御史大夫李承嘉曾责之曰“近日弹事，不咨大夫，礼乎？”肖至忠却答曰：“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弹事，不相关白。若先白大夫而许弹事，如弹大夫不知白谁也！”李承嘉无言以对，可见御史弹劾直奏皇帝已有惯例。唐至德元年，肃宗则明令“御史弹事自今以后，不须取大夫同置”。建中元年德宗再重申：“御史得专弹劾，不复关白于中丞大夫。”【24】谏官情况也类似，至德元年九月曾敕令“谏议大夫论事，自今以后不须令宰相先知”【25】。咸通十一年同昌公主薨，懿宗迁怒医官用药无效，“系之狱”，宰相刘瞻召谏官令上疏，但谏官无敢言者，宰相只好“自上章极言”【26】，当知谏官言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