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分工与纵向一体化的极限

专业化分工与纵向一体化的极限

一、分工与协作

自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专业化分工对增加社会财富的巨大威力，从家庭作坊式生产到内部专业化协作的工场式生产，再到专业化工厂之间的分工协作，甚至可以豪不夸张地说，工业化的道路就是生产专业化的过程。轴承作为一种机械基础件，正是在工业化的浪潮中从其它机械产品中分离出来的专业化产品。

据考古学家考证，早在中国周朝就有了车，也就有了车轮、车轴和轴承。车的核心功能是把物体对地面的滑动摩擦转变成了车轮对地面的滚动摩擦，从而大大减少了物体搬运过程中的摩擦力和能量消耗，而实现这一功能的核心部件就是轴承。然而，这种简单的轴承是由造车匠在造车过程中一起完成的，不可能象今天这样由专门的轴承生产厂生产，然后再提供给专业化的车辆厂安装使用。

专业化分工不仅仅把轴承从一般机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轴承自身的生产过程也被不断地专业化，如独立的钢球厂、保持器厂、套圈锻造厂以及专门的球轴承生产厂、滚针轴承厂、关节轴承生产厂等等。

分工与协作是两个孪生兄弟。亚当•斯密考察的18世纪制针业，一个普通人一天做不出一根针，而一个专业制针匠一天可以制作20根针，但这个专业制针匠需要农民为他提供粮食，需要纺织匠为他提供布匹，等等。如果把整个制针过程分解为抽铁线、拉直、切截、削尖、装圆头等18种操作，由10个人（个别人完成2~3种操作）分别完成相应的操作，这个团体每天可以制作12磅针，约合四万八千枚，平均每人每天制作4800枚，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独立的熟练制针匠。但是，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独立完成哪怕是一根针的制作，他们必须协作才能制作出完整的针。

实现协作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市场，一种是企业。制针匠需要农民协作生产粮食，需要纺织匠协作生产布匹，这种协作一般通过市场方式完成。而10个制针匠每天合作生产四万八千枚针，一般则是通过企业的方式实现协作。市场协

作方式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完成的，一般需要借助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一般等价物），利用价格机制对供需双方进行调节。企业协作方式则是通过计划和管理者的指令来协调不同分工之间的协作。

为什么粮食、布匹和针分别在不同的企业（组织）生产，而制针过程的18种操作则集中在一个工厂？在轴承的生产过程中，一些企业自行生产轴承内外圈、滚动体、保持架等全部零件并进行装配；而很多企业则只生产套圈、保持架并进行装配，滚动体则由专门企业生产；还有一些企业集团虽然生产全部轴承零件，而内部生产单元之间则是模拟市场交易方式协调生产和利益分配。在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中，哪些环节适合用企业（计划或组织）的方式调节从而被纵向一体化进入一个企业呢？

二、纵向一体化

将价值链条中的多个环节捆绑进入一个企业或计划组织的过程就是纵向一体化。理解了纵向一体化的存在，也就理解了企业的存在；说明了纵向一体化的程度，也就说明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纵向一体化是一个古老的现象，但又是一个年轻的话题。在远古的简单生产过程中，很多工序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在一个组织内完成的事情就更多了（如一个家庭既种地、纺织，又饲养家畜）。在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逐步产生了只专注于某一个专业（如制针）甚至某一种操作（如制针过程的18种操作）的劳动者。更进一步，分工从个体发展到企业。

企业之间的原始分工是由于管理能力的限制。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纵向一体化

企业的边界

纵向一体化

描述的那样：“那些大制造业，要供给大多数人的大量需要，所以，各工作部门都雇有许许多多劳动者，要把这许许多多劳动者集合在一个厂内，势不可能。”

1903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发表，促使人们开始关注管理的科学性，并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解决管理问题，大大提高了管理工作的效率和管理层对企业的计划管控能力，为企业进行更大规模的纵向一体化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随着分工的深化，市场在协调细微分工之间的协作时，遇到了很多问题，出现了所谓的“市场失灵”现象。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通过政府干预，即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调控市场有效需求；二是通过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解决专用性投资造成的价格歧视和双边垄断可能产生的契约不完备等现象。

纵向一体化产生了像福特汽车公司、美浮石油公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贝尔电报电话公司、波音飞机制造公司等巨无霸企业。这些大型企业内部包含着极其复杂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体系，在严密的计划指挥下，有条不紊地高速运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财富。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开始冲击工业化生产，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工业化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使人们对差异和变化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需求快速变化的时代，以标准化大批量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恐龙式企业遇到了来自灵活机动的小企业的挑战。GE这样的富可敌国的巨无霸企业，也不得不以事业部的形式分散经营单位，下放决策权限，提高业务单元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

在我国的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既有全国经济事无巨细都在一个庞大统一的计划体系指挥下运行的超级计划时期，又有企业之间、企业内部、甚至工序之间全面引入市场机制的完全市场阶段。在经济体制的反复变化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极端的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都有各自的弊端，而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差距如此之大，几乎不可能设计出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模式。这就促使我们去探讨在什么条件下更适合用计划模式或市场模式，即企业纵向一体化的边界在哪里。

三、交易费用

罗纳德•科斯于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文中他把企业（内部的高度计划性）和市场看作是实现产品交易的两种不同的可以互相替代的经济制度或经济组织，从两种方式实现产品交易的成本费用出发，分析了企业和市场存在的理由以及企业和市场的理论边界。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纵向一体化巨型企业发展到极限时，交易费用学说才开始受到经济学界和企业界的重视，相关论文呈指数式增长，形成了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派。科斯本人也因对交易费用学说的贡献，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管理技术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企业模式和市场模式的应用几乎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影响选择企业模式或市场模式的决策因素，主要取决于不同模式的成本代价，即交易费用。

（一）企业模式的交易成本

企业模式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计划、监督、激励、控制等管理过程所发生的费用。企业规模越大，管理成本越高，但管理成本并不是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线性增加，一般是先慢后快。

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独立法人，即使规模很小，也必定有其最基本的管理活动，发生与业务规模几乎无关的基本管理费用。当业务规模很小时，管理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者不能采用更高效率的专业化管理人员和方法，因此单位业务量的管理成本就会很高。当业务规模扩大时，由于原有管理资源效率的提高，单位业务量的管理成本反而会下降，管理总成本增加相对较慢。

但是，当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需要协调的人员、设备、工序等基本管理单元的数量越来越多，管理工作量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即便是利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管理费用增长的势头无法阻挡。

（二）市场模式的交易成本

市场模式的交易成本根据不同的分类主要包括：⑴测量商品价值的费用；⑵由市场规模引致的交易费用；⑶强制执行机构的费用；⑷建立共同价值观的费用（道路拉斯·诺斯1987）。或者：上游企业的销售费用和下游企业的采购费用（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