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龚自珍诗歌的兴象

论龚自珍诗歌的兴象徐文茂 龚自珍的诗歌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①的作品是与其兴象的营造密切相关的。

从诗为有象之言的角度予以关照,则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陈述他“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的感触,很能形象地说明龚诗兴象所具有的震撼力。

龚诗兴象的特征首先表现在它于广采博纳之中展示出一种奇伟狂恣、恢宏陆离的风范。

从日月星辰到龙麟鸾鹤,从菰芦藤茅到琴瑟笛箭,从九天九渊的种种幻象到古今异域的芸芸物象,一经与诗人感兴应合而融注入诗便肆意恣纵而益见奇伟恢宏:“五狱走骄鬼,万马朝龙王。

”②“狼藉丹黄窃自哀,高吟肺腑走风雷。

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

”(466页)龚诗中不仅风雷星岳等风貌本系峻伟的兴象呈现出气盖九州的态势,而且一般的兴象也蔚为壮观:其美人是“不学空房怨”,“清妙遗九州,独居云外之高楼”(475页)的美人,马是“八极曾陪穆满游,白云往事使人愁”(451页)的马,泪是“百脏发酸泪,夜如原泉”的泪,即使在传统诗词中常婉约而出的花卉,也展现出“十万狂花如梦寐,梦里花还如雾”(564页)“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488页)等态势而“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③,这在古诗创作中是弥足珍贵的。

龚诗兴象的特征还在于其斑驳纷呈中往往显现出情有独衷的板块结构。

倘若对近800首诗的数千个兴象作粗略的统计,便会发现最常出现的是秋梦灯烛、剑箫琴笛、金玉珠花、海潮星月。

其中秋月灯玉分别出现了近百次,梦与花则分别高达百余次与300余次,而无上述兴象的作品仅占三分之一弱,即使在议论频起的《己亥杂诗》中也只近半。

这些主体情有独衷的兴象除了单独呈现在诗境中,还常常相互依托联贯,以有机的板块结构来姿态迥异地表现各种意蕴诗境,甚至好多作品往往主要即由这些兴象所构成。

《秋心三首・其一》:“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

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　当腰。

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

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玉联环影・胧月魂傍花阴立》、《己亥杂诗》中的“怕听花间惜别词”、“金缸花烬月如烟”,直至在梦中这潜意识至性流露而成的《梦中作四截句》等都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个特征。

此外,这些兴象之间常常产生一种特定的照应和内在的关联。

以箫为例,《吴山人文徵、沈书记锡东饯之虎邱》诗将“箫心”与“落花”对举,进而用“落花风里别江南”来寄遇“箫心”及“吹不得”之因的丰富内涵。

对此诗人虽未补白,但若用《绮寮怨》“一榻茶烟午寂,落花天易阴。

何人向花外吹箫,惹清梦飞出幽林。

江东俊游今倦,被怨曲拨起情怎襟?种闲愁容易生苗,怕红豆绿芜春又深”来相互参照,再佐以《纪梦七首》其五“寻箫思不堪”和《湘月》”怨去吹箫”等注释,就不难看出落花与箫的内在联系。

翻检《龚自珍全集》还不难发现箫与笛、筝、琴、琵琶;箫与剑;箫与湖山金玉楼馆等等之间各各互有异同的特定内涵。

龚诗兴象在整体上所展示的恢宏狂恣、瑰伟陆离的风貌,在个体上所显示的情有独衷的板块结构,是与其内在的特质互为表里的:即意的运思新颖和象的涵盖深广。

龚诗中很多兴象在其涵盖的深广上超越了前人。

前引的箫便是如此:其一,从“按拍填词,拈箫谱字”(547页),来看,这箫有其具象之本意。

其二,从“小时闻此声,心神辄为痴”及作者自注“予每闻斜日中箫声则病,莫喻其故”(454页)来看,这箫又与作者的秉性、积癖相连。

其三,从“一箫与一笛,化作太古琴”(485页)来看,这箫与作者心中的理想境界相通。

其四,从“一箫吹,琼栏月暖锦云飞”(551页)来看,这箫有恋情的寄托。

其五,从“何处　栊何处院?金管玉箫浓醉”(569页)来看,这箫又与隐逸倜傥之趣有关。

其六,无庸讳言,由《上清真人碑书后》、《己亥杂诗・天花拂袂著难消》等来看,这“携箫飞上羽　阁”之“箫”显然系指其妾阿　。

其七,箫与剑是颇受诗人青睐而常常相连的兴象,将二者联系对照,不难发现箫还具有许多涵盖。

究察《己亥杂诗》“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及《湘月》《漫感》《又忏心一首》《纪梦七首》等诗,这箫蕴含着始于“少年”的“平生意”,而且是有别于剑的一种“春梦”,一种“消魂味”。

这箫涵盖着作者于人生重要阶段才名纵横的坎坷历程。

这箫饱和着作者后期哀乐交集、涕泪涟涟的身世感叹和对黑暗现实的愤疾心态。

剑也同样如此,既与“关山拭剑行”(463页)的侠气相关,又与“夜夜辄一鸣,负汝汝难忍”(486页)的哀怨相关;既与“空留一剑知己,夜夜铁花寒”的友谊相连,又与“拔剑梦魂中”(456页)的襟怀相通,还与“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467页)的理想相关。

在龚诗中它如秋气、风雷、山、涛等兴象,在对衰世时事之多变势态的把握上显示了空前的识别力和涵盖力,使庞大的审美客体得到深刻而生动的显现。

龚诗兴象在意的运思新颖上也殊为杰出。

以花为例,其含意固然有传统之沿袭,如《己亥杂诗・陶潜酷似卧龙豪》以松菊来象征高雅品质;《鹊踏枝、漠漠春芜芜不住》以墙角孤花来寄托怀才不展,《哭洞庭叶青原》以“欲开不开兰花稀,似泪非泪海棠卧”来浸融挚谊哀思;《导引曲》以“梨花浸黄昏”来烘染离情恋意等等。

但是与前人相比较,龚诗中的花兴象更见运思营构之新创:其一是作为一种有血肉意绪的生命而跃动:“玉树坚牢不病身,耻为娇喘与轻颦。

天花岂用铃方　护?活色生香五百年。

”(533页)而且这种跃动着的生命不局限于作者一己,乃属一个群体:“云何学年少?四座花齐笑。

”(495页),并常与普天下仁人志士及美好事物相关:“手种江山千树花”(441页),“栽花郑重看花约”(530页),“明年俯看千树梅,飘摇亦是天际想”(529页)。

再者,这种花兴象又是与假恶丑相对峙:“蟠桃之花万丈明”与“淮南之犬彳亍行”,“虎豹沈沈”与“落花心绪”,“平芜当门”与“香兰被锄”;与真善美相联系:“紫黯红愁”与“日暮”,“梅花红似酒”与“春月暖於烟”“山中花开”与“白日皓皓”等。

其二是作为诗人终身追求的美好理想来对待。

如果说《梦中述愿作》是公然标明自己“他身来作水仙王”,《幽人》是委婉表明自己“亦有梅花梦, 鬟待太阳”,那《梦中作四截句》之二的“叱起海红　底月,四厢花影怒於潮”则更是在长夜中以奔放的“童心”憧憬着理想境界。

其三是展示出作者对人生的哲理探索。

如《昨夜》其二:“种花都是种愁根,没个花枝又断魂。

新学甚深微妙法,看花看影不留痕。

”即意态微妙地展示出花与作者的这种等同关系:没有理想是士人生平所不能接受的,然而建树志向往往都是埋种下壮志不酬的悲痛之因。

新学的“微妙法”才能诱导作者面对志向与遭遇的激烈碰撞而采取无奈的超然。

就整体而言,现实的遭遇和矛盾并不能改变诗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执梅不畏蛟龙夺”(538页)、“化着春泥更护花”(509页)都体现了作者复杂意绪中的主旋律。

其四是落花兴象突破了传统的情感定势和文化规范而呈意的创新。

首先,落花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存在:“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身世依然是落花。

”(562页)并且这种飘零多舛的生命现象具有普遍的意义:“蒙蒙朴面皆飞絮。

”(559页)“一天飞絮忄音忄音”(558页)。

其次,这落花时阴时荣、意绪复杂多变,它时而“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509页);时而“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难穷期”(489页),时而期待“鹤背天风坠片言”(532页)以得到历史的整体的复　,时而成为一种生命的异化或希冀:“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

”(488页)再次,将落花与蒲团、春霰、六朝、绣院,与天易阴、“二《南》卷”、“羌笛”、“斑骓逝矣”,与天女下凡而“顾眄中有风与霆”等相关,这就把落花置入一种联系广泛的大氛围中来予以着墨而意绪丰蕴、颇见新致。

它如梦、风雷、屠牛等等,蕴蓄之丰、运思之新使得龚诗的兴象既凝炼着现实的本质而倍为浓重,又散射着作者的锐见而个性显豁,一如“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④,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中国古代历来有“古诗之妙,专求意象”⑤的认识,这是因为兴象是作品的构件,是兴义的载体,是进入意境的桥梁。

这种在感应兴会中产生的兴象,包括融注着情意的具象和寄寓于具象的旨意这二个方面。

而情意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和审美主体的观念思想、品性志趣相联系,形象总是直接间接地和客体的质性事理、环境历史相联系;二者的熔铸又总是与一定的审美原则相联系的。

因此考察龚自珍的诗学思想,剖析龚诗创作时的具体状况对深入理解龚诗兴象及其成因无疑甚为有益。

就客体而言,龚诗的兴象完全可以看作社会众象的一种透视和缩影。

龚自珍生当其时的清代嘉庆、道光年代,正是封建体制开始总崩溃的时期,九洲大地上业已开始的文化解构、社会转型为龚诗兴象之形成提供了极为广阔深厚的土壤、氛围和充满时代特征的客体。

因而将“四海为秋气,一室难为春”(485页)与时政黑暗腐败、民众不断起义、民族矛盾上升等现实相联系;将“谁肯栽培木一章?黄泥亭子白茅堂。

新蒲新柳三年大,便与儿孙作屋梁”(511页)与科举制度和用人方略相联系;将“伪鼎”、“风伯”、“猛虎”、“江鱼”、“淮南之犬”与迂腐骄横、阿谀奸　的官吏相联系;“将“ ”、“黍尺”、“屠牛那不胜栽禾”与经济萎缩、市场混乱、横征暴敛相联系;将“莲幕客”、“春眠寒食”与衙门豪绅中吸食鸦片者最多之现状相联系,就不难感悟到这些兴象与衰世现实在逻辑形态上的同构、在质性事理上的喻通;就不难感悟到这些兴象在再现审美客体时所具有的涵盖力、针砭力及有些具象屡屡被用之因;就不难感悟到这些兴象或奇伟狂恣、恢宏陆离,或涵盖深广的基本原因在于一场“亘古未有之变”的时代大潮。

就主体而言,龚诗的兴象完全可以看作主体人文精神的光彩和才识情志的显形。

在“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⑥的桎梏下,在御用文人的谀颂中,能关注现实、感悟衰世的尚且不多,能体察症结、锐意创新的更属少数,龚自珍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正因为龚自珍是一位博学多才善疑逆的思想家,一位拯世图变遭挤压的“医国手”,具有亦狂亦侠亦温文等气质和哀乐过人宥情心等秉性,他才能敏锐地分析“日之将夕,悲风骤至”(86页)的态势,才能精辟地揭示朝政体制的弊端,才能急切地溯究历史以贩“古时丹”药,才能强力地倡导“更法”“改图”。

与其“后史氏”、“诗与人为一”(241页)等认识相一致,诗文创作便出现“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吟成”(470页)的状况。

诗中“桑蚕”“饼金”等兴象才能有效地裨补朝政;“风雷”“海潮”等兴象才能犀利地闪烁新见;“宗周”“嫠纬”等兴象才能形象地切中时弊。

对传统思想的怀疑否定,对黑暗现实的深恶痛绝,对时代精神的探索把握,对理想境界的向往追求。

总之,主体独特的情性学识、才思志趣是其兴象特征的主要成因之一。

与其以“尊情”、“尊心”为核心的诗学认识相应,作为一种审美创造,龚诗兴象的特征比较集中地体现出他在《送徐秋孙序》中提出的“受天下之瑰丽而　天下之拗怒”这一审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