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惊梦

第八讲《牡丹亭·惊梦》一、中国古代戏曲基本常识：由先秦宗教歌舞，到汉魏百戏、隋唐参军戏、宋杂剧，金院本，中国戏曲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致到宋、金时期，中国才有了成熟的戏曲样式：南戏和北杂剧。

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声腔系统。

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代表了中国戏曲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一）元明杂剧它是在宋、金杂剧的基础上，历经百余年的发展，至金末元初始宣告成立的一种戏曲形式。

它主要以北方的声腔系统来连缀曲文，登台表演。

杂剧一般是一本四折，外带一个楔子。

通常一人主唱。

由“正末”主唱的叫“末本”戏，由“正旦”主唱的叫“旦本”戏。

北杂剧创作及表演的高峰期是在元代前期，它也是中国戏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著名的杂剧作家及作品都出现出现在这一时段。

据统计，现存元代杂剧剧目约有五百三十种，但大多散佚，保存下来的仅有一百五十余种。

明代臧懋循的《元曲选》，收元杂剧一百种，是一个颇受关注的元杂剧选本。

元代已有“元曲四大家”之称（周德清《中原音韵》），这四大家分别指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

王实甫的《西厢记》，更赢得“天下夺魁”的美誉。

另有所谓“元代四大悲剧”的说法，它们是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纪君祥的《赵氏孤儿》。

元后期之后，杂剧创作出现了衰微。

在明代杂剧发展中，徐渭的《四声猿》成就最为突出，它们分别是《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玉禅师翠乡一梦》、《狂鼓史渔阳三弄》。

（二）宋元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的出现可推至北宋末年。

“南戏”是对以南曲为唱腔的戏文的简称。

它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发育成熟起来的。

由于它最初出现在浙江温州（旧名永嘉）一带，所以又称之为“温州杂剧”、“永嘉戏曲”；又因为它主要以南方的音乐曲牌来演唱，所以又称之为“南词”。

后人为有别于北曲杂剧，所以简称之为“南戏”。

元代南戏最重要的作品有“荆、刘、拜、杀”和《琵琶记》。

前者被称为“四大南戏”，即《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

高明的《琵琶记》是元代乃至后世创作成就最高的戏曲作品，被称为“词曲之祖”。

（二）明清传奇是宋元南戏在明代规格化、文雅化、声腔化和全国化之后的产物，是对明清时期戏曲创作中以“南曲”为主谱成的中长篇戏曲的称谓。

传奇自明中叶后出现大盛。

最著名的作品当推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即《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

其中《牡丹亭》影响最大。

在戏曲理论上，沈璟重格律、尚本色的戏剧理论，非常值得关注。

清代最有影响的传奇作品是“南洪北孔”，即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它们把传奇创作推上了顶峰。

乾隆年间出现的《雷峰塔传奇》，是中国戏曲史上优秀的经典剧目之一。

清中叶后，出现“花、雅之作”，传奇衰微，地方戏开始大盛，中国戏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汤显祖及《牡丹亭》（一）作者概况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海若、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晚年自号茧翁。

所居书堂名玉茗堂、清远楼。

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

汤显祖是明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剧作家，他创作的“临川四梦”达到了同时代戏曲创作的高峰。

汤显祖出身于一个文人士大夫家庭。

祖父汤懋昭，中年以后笃信道教；父亲汤赏贤，是位举行端方的儒者。

汤显祖十四岁进学，二十一岁中举，文名卓著。

因不肯依附首辅张居正，所以直到张死后的1583年才中进士，先后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南京礼部主事。

万历十九（1591）年，天下灾异相连，汤显祖借机上了《论辅臣科臣疏》，弹劾大学士申时行等人，并于行文中婉转地讽刺了皇帝，为此，被贬为徐闻县典史，两年后，任遂昌县知县，在遂昌五年，他政绩卓著，受到老百姓的爱戴。

但他始终对朝廷的腐败政策持以严厉的批判态度，所以得不到当权者沈一贯等人的赏识。

1598年，汤显祖投劾回乡。

1610年，沈一贯等人借察政之机，以“浮躁”罪名，把汤显祖追论削籍。

自此以后，汤显祖在临川过着隐居著述的生活，直到老死。

总体来说，汤显祖受儒、道、释多方面影响，思想较为复杂。

他最初师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罗汝芳，罗氏对程朱理学的叛逆和接近于禅学的哲学观念对他的思想有较大影响。

在南京任职的后期，他又结识了神交已久的著名禅师达观﹙即紫柏﹚，成为挚友，与此同时，他又读到了李贽的《焚书》，深表倾慕。

辞官以后，他和李贽曾会于临川。

李贽和达观在晚明思想界被称为“两大教主”（《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汤显祖也声言：“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

见以可上人（达观）之雄，听李百泉（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

”（《答管东溟》）可以说，在汤显祖的思想中，既有明末舒张个性的进步思潮的特点，又不乏传统文人入世出世之间的矛盾情结。

（二）《牡丹亭》的创作宗旨及其故事情节据陈继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二二〈牡丹亭题词〉》说，汤显祖的老师张位读了《牡丹亭》传奇以后，劝汤显祖说：“以君之辩才，握廛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闵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汤显祖回答说：“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

师讲性，某讲情。

”张位无言以对。

《牡丹亭记题词》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

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

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

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1、理学观念对杜丽娘的规训年光到处皆堪赏，说与痴翁总不知。

------杜宝及陈最良为代表的理学观念。

（1）杜宝的思想和作为：杜丽娘是杜太守夫妇的独生女儿，不仅才貌端妍，且对父母、老师十分尊敬和孝顺。

杜丽娘在官衙里住了三年，未曾去过后花园；白天睡一会，也要遭到父亲的训斥：“你白日睡眠，是何道理？假如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

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光辉。

这都是你娘亲失教也。

”杜丽娘工于女红，在衣裙上绣了一对花、一对鸟，都会引起母亲的担忧：“怪她衣裙上，花鸟绣双双。

”为了使女儿将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杜宝决定对女儿延师相教。

关于女儿受教育的科目，杜宝认为“男、女《四书》，他都成诵了。

则看些经旨罢。

《易经》以道阴阳，义理深奥；《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春秋》、《礼记》又是孤经；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

其余书史尽有，则可惜他是个女儿。

”丽娘游园病后，杜宝埋怨老夫人云：“我请陈斋长教书，要他拘束身心。

你为母亲的，倒纵她闲游。

”老夫人云：“若早有了人家，敢没这病。

”杜宝云：“咳，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

女儿点点年纪，知道个什么呢？”“忒恁憨生，一个哇儿甚七情？则不过往来潮热，大小伤寒，急慢风惊。

”杜丽娘还魂后，杜宝并不相信人会起死回生，所以在金銮殿上请求皇帝：“愿吾皇向金阶一打，立见妖魔”。

（2）老师的思想和作为：老师陈最良，是杜丽娘除父亲之外可接触的唯一男人，他更是一个迂腐的老学究。

他向杜丽娘讲述《诗经》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其灌输“有风有化、宜室宜家”的伦理思想。

如他说：“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正，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

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光，洗净铅华。

有风有化，宜室宜家。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没多些，只‘无邪’二字，付于儿家。

”他斥责杜丽娘不该游园时说：“论娘行，出入人观望，步起须屏障。

春香，你师父靠天也六十来岁，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园。

孟夫子说得好，圣人千言万语，则要人收其放心。

但如常，着甚春伤？要甚春游？你放春归怎把心儿收。

”2、杜丽娘的追求和结果。

在严格的封建家庭教育下，杜丽娘表面上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淑女，但其对自由、对美的追求并未完全泯灭。

老师讲了《毛诗》后，引发了她对自己被“禁锢”处境的伤感。

在春香引逗下，她去后花园游玩。

游玩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审美体验，更使她对自己被深深禁锢的人生状况的伤感。

伤感之下，她在梦中与柳梦梅有了“美妙幽香不可言”的极乐体验。

梦醒之后，现实一切如故。

杜丽娘对梦中的景况终不可望怀。

在“情”的激励下，她先寻梦，再题真、最后伤感而亡。

死后，她的魂对“情”念念不忘，仍在执着地追求，终于与柳梦梅相遇，再度有了男女之乐。

起死回生后，面对父亲的质疑，杜丽娘据理力争。

后在皇帝的主持下，杜丽娘与柳梦梅结为夫妻。

3、故事所蕴涵的主旨：含有对理学教条观念纠偏的目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情”和“理（礼）”的关系，一开始是“情”和“性”的关系。

“先秦的人性论，虽大体上分为性与情的两个层次，但在本质上却多认为是相同的。

”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二者关系发生了变化。

董仲舒曰：“情者，人之欲也。

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

”《孝经》援《神契》曰：‘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

’”此时的“情”，大致相当宋人所说的欲，偏于恶的意味重，情、性关系出现了分裂。

到了宋明理学时期，随着“性，即理也”命题的提出，情、性关系遂转变为情、理关系。

在情、理关系认知中，理学家们虽然承认情之存在的必然性，指出“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朱熹《近思录》集注卷五）但却普遍把情看作消极的、恶的因素，从而置其于理的规范和框架之下。

理学家的这一认识，不仅使得情、理间的对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而且在面对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时，极易产生以“理”杀人的消极后果，此诚如清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所言：“此理欲之辨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

……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

”《牡丹亭》传奇中，作者正是通过青春少女杜丽娘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的离奇演绎，充分展现了对“理学”以“理”格“情”及以“理”灭“情”思想观念观念的纠偏。

当然，作者对“情”之歌颂，并不在于提倡纵欲。

杜丽娘还魂之后，对于柳梦梅的痴望。

杜丽娘拒绝云：“姑姑，这事还早。

扬州问过了老相公、老夫人，请个媒人方好。

”“秀才可记的古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秀才，比前不同。

前夕鬼也，今日人也。

鬼可虚情，人须实礼。

”由题词之“理”到此处之“礼”，正体现出作者对先秦时期“情”、“性”合一极美境界的追求。

此亦即是作品以《诗经》启蒙及以《诗经》为药方的哲学依据。

（三）《牡丹亭·惊梦》赏评1、曲文讲解【绕池游】〔旦上〕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

人立小庭深院。

〔贴〕炷尽沉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乌夜啼〕“〔旦〕晓来望断梅关，宿妆残。

〔贴〕你侧着宜春髻子恰凭阑。

〔旦〕翦不断，理还乱，闷无端。

〔贴〕已分付催花莺燕借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