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末、明治时期“和制汉语”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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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幕末、明治时期“和製漢語”的形成过程
本篇论文以日本幕府末年至明治时期大量出现的“日本制汉字词”(翻译介绍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的词汇)为主题,阐述了汉文西书在这一盛大造词过程的作用,介绍了近代日本创制反映西学内容的新词汇的原因和造词方式。并且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宝石盒”效应)做了深层总结。
标签:汉字新词汉文西书翻译词造词方式“宝石盒”效应
古代、中世以来,日本一直师法中国,汉籍和汉文是研习对象。近世以后,日本逐步转向学习西方,但中国仍然是其学术的重要供应源,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用汉文著译或在中国士人帮助下著译的“早期汉文西书”,与清末由新教传教士用汉文著译或在中国士人帮助下著译的“晚期汉文西书”,被日本人(尤其是兰学家、洋学家)借鉴、利用。
早期汉文西书流入日本,其中的新词被南蛮学者和兰学者采用。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中的“体、面、线、直角、钝角、面积、体积”等几何用语,被日本采纳,并沿用至今。
除了论著之外,日本還十分重视新教传教士编纂的汉外辞书。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麦都思的《英汉字典》、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卢公明的《华英萃林韵府》等,都流传日本。
这种对汉译西书依赖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治初期。而明治维新使日本乘上现代化的高速列车,其翻译西书,理解、消化西方文化的能力很快赶上并超过进展迟缓的清朝,日本无需继续假手汉文西书。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引进、汲取外国文化的方向,已由中国转为欧美。这时翻译介绍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新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种热烈模仿西方文化的历史阶段,日本出现了创制汉字新词以翻译西洋术语的高潮。造成这一貌似矛盾的现象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日本自古以来有自创汉字词汇的传统。日本人把自创汉字词汇称之“固有语”,视作本国语文。近代以来,日本人面对译介西方文化的巨大任务,理所当然地沿用这一传统作法。这是历史的惯性。
第二,幕末以至明治时代译介西学的启蒙学者,如福泽谕吉、西周、井上哲次郎、前岛密等人,他们本身保有江户时代传袭下来的较深厚的汉学素养,在翻译介绍西学术语时,或熟练地借用中国古典词汇,注入新含义;或运用汉语造词法,创制反映西学内容的汉字新词。
第三,包括主张废止汉字的西学派知识分子在内的日本人都要用汉字译介西学,是因为汉字及汉字文化有其巨大优势:汉字贮藏信息量大,单字组词能力强,
汉字的一个字,即使不能独立成词,也可以作为接头词或接尾词,很自由地与其他单字组合成词;加之汉字简练,可用少数字,甚至独字组成反映复杂内涵的词汇。总之,汉字较和字(假名文字)造词的能力强得多,也方便得多,因而成为翻译西学术语的良好材料。
近代日本创制反映西学内容的新词汇,方式有如下几种:
一、以汉字音译西方术语,即所谓“音仿借语”。本来,日本人仿照外来语的读音主要用假名,但偶尔也用汉字音读来音译西方术语,如瓦斯、俱乐部、浪漫等。
二、运用日本以往自制的被训读的汉字词汇(固有语),注入新内涵,以翻译西学术语。如“手续、取缔、引渡、场合、见习”等。
三、新创和制汉字“国字”。如医学上高等动物(包括人类)的一些分泌某种体液的腺体,为区别于一般的“线”,特创“腺”字。此类新创和制汉字还有“吨”、“癌”等。
四、选用中国古典词汇。
如前所述,幕末、明治时期日本的西学译介者,多有汉学根柢,他们在译介西学术语时,一个现成的方法,便是借取中国古典语汇翻译西洋术语。例如:
革命:典出《周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本来是“顺乎天命”的意思,拿来译英语的revolution
文明:《易·乾卦·文言传》“天下文明”。本是“文采光明”的意思,译英语的civilization.等等。
五、运用汉字造词法并参酌日语习惯,创制汉字新词。
日本近代学者在译介西学术语时,如果找不到适当的中国古典词借用,便自创汉字新词,例如“科学、美术、哲学、抽象、动产、不动产”,等等。
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学人在创制汉字翻译词时利用了一种“宝石盒”效应(表面闪烁着光芒,不知其内在内容,却能魅惑人心),首先创制出词汇,但意义并不是那么清楚明确,在渐渐的使用过程中,意义才被追加,并最终固定下来。
假如没有汉字的“复合式”效果,没有一种象盒子一样能将极富扩张性的意义收集在一个类似容器的文字里的话,如果没有这些可以将意义包容起来,并借此表达各种概念的文字效果,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翻译这些支撑着欧美列强“文明”“进步”的新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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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高島俊男(平成13年)『漢字と日本人』文春新書
作者简介:魏亚坤,河北省秦皇岛市燕山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