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魏晋风度的范畴

论述“魏晋风度”的范畴

“魏晋风度”一词出自鲁迅那篇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作为一种独特时代的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的凝练概括，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与东汉末年至东晋灭亡时期，由于战乱、饥荒和瘟疫，以及王朝更迭、政治斗争等原因带来的大规模死亡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带来的儒家思想的颠覆和玄学的兴起有关。“魏晋风度”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范畴。

一、崇尚老庄，惟尚清淡

魏晋时期，名士们为了避祸远嫌，消极避世，常聚山林高谈老庄，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都推崇老庄学说，特别是老庄的生命哲学。他们经常聚会，清谈名理，如《世说新语》记载的，中军将军殷浩问道：“大自然赋予人类什么样的天性，本来是无心的，为什么世上恰恰好人少，坏人多？”在座的人没有谁回答得了。只有丹阳尹刘淡回答说：“这好比把水倾泻地上，水只是四处流淌、绝没有恰好流成方形或圆形的。”他们认为善谈名理就是博学多通的表现。当时清谈之风大行，名士们交谈讲究机智和善于应付，要求语言简练有味，寓意深刻，见解精辟，且声调抑扬顿挫、押韵等，如《世说新语》中记载，南郡公桓玄和荆州刺史殷仲堪谈话时，顺便一同说那种表明一切都终了的事。顾恺之说：“火烧平原无遗燎。”桓玄说：“白布缠棺竖旒旐。（注：旒旐（liúzhào），招魂幡，出殡时在棺材前引路的旗子。）”殷仲堪说：“投鱼深渊放飞鸟。”接着又说处于险境的事。桓玄说：“矛头浙米剑头炊。”殷仲堪说：“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恺之说：“井上辘轳卧婴儿。”殷仲堪有一个参军也在座，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仲堪说：“咄咄逼人！”这是因为殷仲堪瞎了一只眼睛。这个故事中每人所和的句子后面字都是押韵的。名士们喜欢引用古代言论、事实或典籍，说话时强调能言善辩，善用比喻，增强说服力，也能增添许多情趣，活跃气氛。又如《世说新语》中记载，右军将军王羲之和太傅谢安一起登上冶城，谢安悠闲地凝神遐想，有超尘脱俗的志趣。王羲之就对他说：“夏禹操劳国事，手脚都长了趼子；周文王忙到天黑才吃上饭，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国家战乱四起，人人都应当自觉地为国效劳。而空谈荒废政务，浮辞妨害国事，恐怕不是当前所应该做的吧。”谢安回答说：“秦国任用商鞅，可是秦朝只传两代就灭亡了，这难道也是清谈所造成的灾祸吗？”

二、灭弃礼法，任情放诞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战乱不断，政治黑暗，朝代更替十分频繁，整个社会秩序被打乱。名士们已无心去继续遵守儒家的传统礼教，不愿意再让它束缚自己的思想，而是将更多的时间用在思考自己的价值上面。他们开始不断的追求自己的独立与自由，追求自己感官上的享受。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嵇康以道家的“从欲”、“无为”思想批判儒家思想，主张“从欲”，拥有绝对的个人自由, 认为“人性以从欲为欢”，即是说“从欲”才是自然，而“六经以抑引为主”是反人性反自然的。放诞，即任性放纵，这是魏晋名士们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名士们主张言行不必遵守礼法，凭禀性行事，不做作，不受任何拘束，认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才是真正的名士风流。《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许多魏晋名士倜傥不羁的生活。阮籍，“竹林七贤”之一，是至情至性之人，不为礼法所拘。按照礼法，“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而阮籍在葬母亲的时候，蒸熟一个小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去向母亲遗体诀别，只是叫“完了！”总共才号哭了一声，就吐血，倒下了很久。他在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对晋文王说：“您正在用孝道治理天下，可是阮籍身居重丧却公然在您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荒漠地方，以端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哀伤劳累到这个样子，您不能和我一道为他担忧，还说什么呢！再说有病而喝酒吃肉，这本来就合乎丧礼啊！”阮籍吃喝不停，神色自若。阮籍好喝酒，喝起酒来放荡不羁，有一次阮氏家族的人在一起喝酒，他的侄子阮仲容不用普通的杯子倒酒喝，而用大酒瓮装酒。当时有一群猪也来喝酒，他们只是把浮面一层酒舀掉，就又一道喝起来。如王子猷雪夜去拜访戴安道，行了一夜才到，到了戴家门口，没有进去，就原路返回。别人问他什么原因，王子猷说：“我本是趁着一时兴致去的，兴致没有了就回来，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王子猷的言行，可以说是任性放诞的最好体现。“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中的“兴”是什么呢？这里的“兴”实际上就是“任性”，不拘束、不勉强自己。

三、寄情世外，仕不事事

当时司马氏一手把持朝政，取代曹魏的之心路人皆知，其采用严格的手段排除异己，培植同党，形成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恐怖局面，很多名仕们既不肯党附司马氏，又不愿成为曹魏的贰臣，选择远离政治，以求自保，他们归隐山林，流连于山水之间。阮籍有济世之志，因畏于司马氏的淫威，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或闭门读书、或游山玩水、或酣醉不醒、或缄口不言。但内心是十分痛苦的，但又不能明言，为避害计，他常常驾车出游而不问路径，任其走到路尽头则痛哭而返。他本不欲出仕，由于嗜酒，后来听说某地仓库储有好酒，就自荐当了管仓库的官职，官名为“步兵”，这也是后世称他“阮步兵”之来由。这种仕不事事，玩世不恭，对所掌管的事务一问三不知，所谓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载，王子猷任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官署办公？”他回答说：“不知是什么官署，只是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官府里有多少马？”他回答说：“不过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量”桓冲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活着的还不知道，哪能知道死的！”

四、纵情酒药，寻求超脱

东汉末年、魏晋这种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从政之人普遍产生朝不保夕的感觉，名士们感到人生和生命的可贵，普遍崇尚老庄道家的养生的思想。何晏认为，服食五石散，不只能治病，也觉得精神很清爽。在他的倡导下，当时服食五石散人很多，成为有钱人家的一种时尚生活。南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以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也可以理解为，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要想安身立命，最好的办法自然莫如饮酒了。喝醉了，即使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也是情有可原有理由推脱的。《晋书阮籍传》记载，“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为防止女儿入虎口，酒醉是逃避最好的方式。魏晋的名士爱喝酒，《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载，张季鹰任情适性，放诞不羁，当时的人称他为江东步兵。有人对他说：“你怎么可以放纵、安逸一时，难道不考虑身后的名声吗？”季鹰回答说：“与其让我身后有名，还不如现在喝一杯酒！”还有毕茂世说：“一只手拿着蟹螯，一只手拿着酒杯，在酒池里游泳，这就足以了结这一辈子了。”“竹林七贤“中有一位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的人物，就是刘伶。有一次，刘伶患酒病，口渴得厉害，就向妻子要酒喝。妻子把酒倒掉，把装酒的家什也毁了，哭着劝告他说：“您喝得太过分了，这不是保养身体的办法，一定要把酒戒掉！”刘伶说：“很好。不过我自己不能戒掉，只有在鬼神面前祷告发誓才能戒掉啊。你该赶快准备酒肉。”他妻子说：“遵命。”于是把酒肉供在神前，请刘伶祷告、发誓。刘伶跪着祷告说：“天生我刘伶，靠喝酒出名；一喝就十斗，五斗除酒病。妇人家的话，千万不要听。”说完就拿过酒肉吃喝，一会儿就又喝得醉熏熏地倒下了。

五、坦然面对，视死如归

魏晋时代的名士讲究风度，要求注意举止、姿势的旷达、潇洒，见喜不喜，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人最畏惧的，莫过于死亡，而魏晋的名士们面对人的生与死问题上则坦然和谈定。《世说新语》中记载，张湛喜欢在房屋前栽种松柏；当时袁山松外出游赏，常常喜欢叫随从唱挽歌。人们形容说：“张湛是在房前停放尸首，袁山松是在道上出殡。”嵇康因得罪司马氏，被判死刑，他在临死前，要求奏一曲《广陵散》，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忧伤，没有恐惧。而只对他的著名古琴曲《广陵散》将要失传，表现出无尽的惋惜。嵇康面对死亡不仅神气不变，而且还抚曲一首，那种儒雅从容的人生态度，我在这里能够想到的一个词，就是“视死如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