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度事件

1890年度事件：薛福成出洋

1889年初，出使英法义比大臣刘瑞芬三年任期已满，回国调任广东巡抚，其遗缺本拟由江苏臬司陈钦铭接替。但陈在被任命后一个月因病免职，朝廷遂以刚刚升任湖南按察使。但尚未到任的薛福成代替陈钦铭前赴欧洲，日后成为著名维新派的黄遵宪亦随行。

薛福成于1890年1月自上海出洋，1894年7月任满回国，旋即去世。清廷曾有规定，出使各国大臣有写日记的义务，需将在海外所见，详细记载，随时报告给国内。薛福成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留下了六卷17万余言的出使日记。这些日记，留下了一位洋务派干将转变成为维新立宪派的思想轨迹。

经济体制改革：工商立国

薛福成是一个资深的“洋务派”。薛氏早年曾入曾国藩之幕，

曾对其青眼有加，延揽到薛氏后，曾不无快意地对人说道：“吾此

行得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薛氏本人也尤其钦服曾国藩，其为

学为文效仿曾国藩的迹象很明显，和曾国藩一样，薛福成尤其潜心

于钻研传统的经世之学。

1872年，曾国藩去世。1874年，朝廷有鉴国势日危，决定“博

采谠言，用资治理”，命内外大小臣工上书多提建议。薛氏应诏陈

言，向朝廷提出“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其主旨与洋务

派的“坚船利炮”观点大略相同，新意不多，但条理之清晰与思路

之广博，则远在其他洋务官僚之上。故而，这份应诏陈言得到了朝

廷内部洋务大佬如李鸿章、丁宝桢们的高度赏识，薛氏随后被李鸿

章延揽进入幕府，成为其主持洋务的重要助手,一做就是10年。

【洋务新星，名噪一时】

1884年，薛福成以浙江宁绍台道的职衔正式进入官场。宁绍台道所辖乃浙江海防要地，其时又恰值中法战争，法舰屡犯东南沿海，并以偷袭的方式摧毁了马尾福建水师。但在薛福成负责防守的镇海，法舰以绝对优势窥视四十五天，屡战屡败，直至中法议和。镇海防守之固号称一时之最。稍后，1885年，薛福成刊布了自己关于国防建设尤其是海防建设的重要意见书《筹洋刍议》。

与1874年的应诏陈言一样，《筹洋刍议》也名噪一时，薛氏也由此成为颇具知名度的洋务新星。但在薛氏自己看来，《筹洋刍议》中的内容远非定论，“此特一时之私论，大端所宜发挥者，十未得一二”。薛氏曾如此言及自己撰写《筹洋刍议》的目的：“余愚以为应之得其道，敌虽强不足虑；不得其道，则无事而有事，后患且不可言”——只有透彻了解敌人，才能用正确的方法应对敌人。故而，薛福成希望能够得到机会，继续深入了解西方国家。而深入了解西方的最佳机会，则莫过于出使西方。

1872年、1878年、1884年，薛福成曾三次有机会出使西方，但都因各种缘由失之交臂。1889年，在人生倒计时不足五年之际，出使欧洲深入接触西方世界的机会才终于来到。

【由巴黎至伦教，始信郭嵩焘之说】

出洋之前，薛福成是一个专注于坚持中国传统经世之学和倡导学习西方技术文明的标准洋务派。但到欧洲之后，其观念遭受了很大冲击，发生了巨大变化。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日记记载：

“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教，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证之。”

郭筠仙，即郭嵩焘。1876年，郭氏作为“天朝上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驻外公使出使英国。然而，未出国门，郭氏已经引致人神共愤，出国之后，郭氏又屡言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更使其成了国内士大夫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同行的副使刘锡鸿甚至称其为“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详见《转型中国1876：国粹主义大潮浩浩荡荡吞噬晚晴改革》）

薛福成也曾经是怀疑郭嵩焘言过其词的国内士大夫中的一员。直至其亲自抵达欧洲，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方才相信郭氏所言不虚。譬如议院——薛氏曾于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前往英国议会亲身体会，后又多方搜集资料，十八年（1892）二月十八日日记记载：

“泰西诸大国，自俄罗斯而外，无不有议院。……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者也。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大约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对西方国家上、下议院互相牵制、议院与君权互相牵制的情形，已有充分的认知。

再如学堂——薛在海外目睹了西方国家教育的鼎盛，尤其是义务教育、女子教育：

“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废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皆有义塾以收教之。”（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三日记）

学堂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照料——“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更让薛福成感慨万千：“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记）

1872年，薛福成送陈兰彬携幼童赴美时，曾将洋人形容为“朋淫、腥膻”的异类，认为留学生到了国外，必须坚持温习“三纲五常”，否则难免“沦于异族”。20余年后，薛氏自己置身欧风美雨当中，终于承认：西方文明是一种确确实实的文明。

【呼吁朝廷实施经济体制改革】

探究西方富强的本原，是薛福成出使欧洲期间考察的最重要的命题。1874年那次应诏陈言已经对此有所思考。薛氏认为，求富是致强的前提，而要求富，则须“体恤商情，曲加调护”，譬如：洋商船只在内河来去自如，华商船只报税过关反而还要遭遇多方勒索留难，此类情形绝对不可再有。薛氏甚至乐观地认为：若国家摒弃重农轻商的落后观念，保护工商业，那么，投资造船的商人将络绎不绝，假以时日，中国商船必能驶往西洋各国港口，反夺洋人之利。1885年的《筹洋刍议》，则明确表述：“西人之谋富强者，以工商为先”。

抵达欧洲之后，“工商强国”这一观念不断得到强化。薛氏观察到：

“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以工商诸务之振兴也，工商诸务之无阻，以各项公司之易集也。凡事，独立则难支，众擎则易举，势孤则气馁，助多则智周。西洋公司资本之雄，动以数千百万计，断非一人一家之财力所能就。然苟有当办之事、可兴之利，则风声一播而富商立集，股票一出而巨款立致。盖其规画之精，风俗之纯，章程之善，有使人深信不疑者矣。”（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十四日记）

尽管这一观察有过分美化的嫌疑，但仍不失其敏锐。稍后，光绪十八年（1892）闰六月初六，薛氏在日记中写道：

“西人尝谓，谋国之要有三，曰安民，曰养民，曰教民。所谓养民者，何也？……一曰造机器以便制造，二曰筑铁路以省运费，三曰设邮政局、日报馆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约通商以广商权，五曰增领事衙门以保商旅……”

——此种言论，显然是对《筹洋刍议》中“工商强国”观点的具体和细化。薛氏列举了二十一条“养民”措施，归结起来，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必须充分利用西方近代技术文明成果为中国的工商业服务，这些成果包括各种制造业机器、铁路、电报等等；此外，与工商业发展相配套的近代关税体系、近代银行体系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商务局）等，也应及时筹备。这是薛福成在详细考察了西方的工商业体系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薛氏由此转而成为洋务运动的批判者——“……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矣！”（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记）——在薛氏看来，洋务运动已然误入歧途，中国求强之路与求富之路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求富才能求强，而求富的前提是“养民教民”，而“养民教民”的方式，则要求帝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摒弃“以农立国”，向“工商立国”转型。

政治体制改革：君主立宪

帝国需要一场经济体制改革，薛氏在国内即已有充分认识，出

使西洋，不过是使其这一认识获得了佐证和拓展——赴欧途中，轮

船经过香港、新加坡，薛氏目睹洋人依赖工商业使荒岛发展成为巨

埠，即已感叹帝国必须作经济体制改革：

“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

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

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

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一所未讲；

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

以难之。”

帝国传统职业序列中，“商”本居末位，薛福成将其提升到“四民之纲”的高度，对传统经济体制批判之激烈，在当时是很鲜见的——洋务大佬如李鸿章、张之洞，搞了一辈子企业，结果全部搞成国企，洋务企业虽多，工商业的境遇和地位却没有多少改善。薛福成的认知高度，早已远远超出了洋务派。

【君主制好还是民主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