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区别

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区别———以唐宋文人及其诗词创作为例苗叶芳摘要：唐、宋时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同时也是后人研究的热点。

笔者选择从唐宋诗词中把握时代特色以及文人的文化性格，从唐宋型文化的概念出发，以唐宋时期不同的社会生活为视角比较唐宋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在文学创作上的不同。

关键词;唐型文化,宋型文化，文学，文人正文：“文化”一词最早来源于《易经》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由此得知“人文化成”便是我国传统的文化”，即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就是以儒家传统典籍为依据，来教化人们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可知“文化”为文治教化之义。

本文以唐宋时期的文化为研究对象。

最早关注到唐宋不同时代特色的是日本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先生，他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作了说明：“唐代是中史的结束，而宋代是近代的开始，唐末至五代是一般过渡期，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别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

”他最早提出了唐宋在文化性质上是有显著差别的。

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傅乐成先生又提出有关“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唐、宋各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前者兼容并蓄，外来文化激荡较多，文化精神较为开放活泼；但在安史之乱后，逐渐回归中国文化本位，儒学复兴，因此宋代可称为中国近世本位化的建立期。

他认为宋型文化具有高度成熟、发育定型、向内收敛的基本特征，唐代为士族文化构型，而宋代为庶族文化构型，这与时代科举制度、唐宋时期不同的时代特色有关。

唐宋文化的不同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紧密关系，即唐宋之际所发生的社会巨变是重要原因之一。

唐宋时期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步入后期的重要转折阶段，从中唐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自然、社会、历史等综合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宋社会面貌因此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从而引发了文化领域内的更新。

关于唐宋之际的社会巨变，学术界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去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从中唐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地主土地所有制排挤了均田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到北宋建立以后，统治者采取了“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更是促进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是决定当时社会面貌的主要因素”。

从政治、军事格局上而言，安史之乱以后，强盛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遭到了严重破坏，形成了藩镇割据和军人跋扈的残破局面。

北宋建立以后，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但从实际意义上来讲，北宋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无法重现汉、唐盛世时期的规模；而且北宋初年所进行的政治、军事方面的改革，尽管结束了军人当政、骄横跋扈的局面，建立了以文人为主体的文官制度，但却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积贫积弱局面，这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的新变化成为唐宋文化发生更新的时代土壤。

唐代是在经过魏晋南北朝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胡汉一体的大一统王朝，由于受少数民族风气的影响，唐人“大有胡气”，尚武豪放，“出将入相”、才兼文武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

受此风气的影响，唐代文人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股劲健豪侠之气，他们突破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纷纷投笔从戎，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平生的理想与抱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便喊出了这一时期一代文人的心声。

另外，由于唐代文网的宽疏和文禁的松弛，使唐代士人普遍具有一股傲岸自负的狂妄气质。

这种气质使得唐代士人充满了文化创造的活力，他们积极探索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文化创作时往往能够直抒胸臆，毫无扭捏猥琐之态，他们的文化创作因而充满着自然真挚的美与清新纯真的气息。

宋代是在经过唐末五代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统治者鉴于藩镇割据与军人跋扈的历史教训，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在分割军权、压抑武人政治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和科举制度，广泛吸收文人知识分子参加政权，逐步确立起了文人当政的文官制度。

文人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重文轻武”逐渐成为社会风尚。

宋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诱惑，整个社会普遍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认识，走科举入仕成为宋代文人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而武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则越来越低，以致后来出现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嫁当兵郎”这样的民谚。

如此的时代文化氛围，使得宋代与前代相比，文人意识更为自觉，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也因此渗透着更为强烈的文人气息，他们创造出来的宋代主流文化（如理学、诗、词、文、赋、书、画甚至文人生活等）呈现出浓郁的精致、高雅、含蓄、内省的审美趋势。

笔者采用拟人的说法，可以从唐诗宋词中看到唐宋文人性格的一个侧面：据“一时代之有一时代文学”的观点，宋词与唐诗、元曲并立于一时代文学的典范，清人有这样的比喻“词之为体为美人，而诗则壮士也”。

以壮士比诗，以美人喻词，可知唐代文学则以阳刚的“诗”见长，而宋代则以阴柔的“词”见长。

根据唐文化的高亢、明朗、热烈、奔放，宋文化的淡雅、舒缓、精致、细腻不同的风格特征，可知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细腻的情感色彩。

词的内容题材是十分广泛的：男女情爱、人生际遇、离情别绪、春愁风花雪月、悲欢离合、羁旅行役、兴之盛衰，对这种普泛化秋恨、的情事进行“书写”，使词具有了柔媚婉约的风格，这与宋代文人自晚唐五代以来，由于社会政柔弱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情趣有关。

治的走向衰落和经济中心的逐步南移，尤其是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文官文化的发达，使得广大文人不断加重了感伤的情调，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与宋代文人优渥的生活条件有关，他们在安逸的环境中创作了大量的词作品，体现了情感生活的哀婉以及在词作上的技巧、情境的营造。

可以说，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范仲淹、王安石等都是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文人，但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们都有许多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

除此之外，他们也表现出学术思想的日臻极盛，他们是百科全书式的文人，如苏轼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多情的气质，“雌化”的心态，柔弱的风采，对此，宋代文人自己也有体会，如理学家程颐曾无比感慨地说：“今人都柔了!”宋词中的“柔媚”与唐诗中的“豪放”形成了一种唐宋文人性格的对比。

从有关唐宋国花的诗词中，也可以表现出唐宋文人的不同性格内涵。

叶嘉莹先生曾对“花”之所以成为人们挚爱的原因做了精辟的分析：是因为花的颜色、香气、姿态，都具有引人之力，人自花所得的意象最为鲜明，所以由花促发的联想也最为丰富。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花所赋予人的生命感最深切也最完整的缘故……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都可以纳入“花”这一短小的缩写之中，因为它的每一过程、每一遭遇都极易唤起人类共鸣的感应。

则唐宋国花的“高格”成为唐宋文人理想人格的象征，精神风骨的化身。

花承载着当时文人的理想人格追求，彰显出时代的气象，文化之风貌以及文人的心灵世界。

例如，李白的《清平调》以牡丹喻杨玉环：（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二）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三）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以上三首词达到了人花合一的完美境界，给人一种大气雍容、体态肥醴、艳压群芳、宠冠后宫的壮美之感。

例如，刘禹锡的《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前两句说了芍药和芙蓉的不足之处，后两句表现了牡丹艳压群芳的王者之美。

牡丹所象征的是声色之美和性情之美完美融合的大唐盛世的精神，亦是唐代文学的主体风貌。

唐人以源自生命本真的奔腾澎湃和盛大开阔，酣畅自由的自由思想，开放健康的进取精神为其文学的风格特征奠定了基础。

宋代文化是高度理想化的文化，表现在文人身上，就是一种高度内省化的文化心态。

“梅花”意象具有了与世无争、遗世独立、高洁绝尘的隐者意味，苏轼第一次提出了“梅格”的概念，对梅花精神价值的确认并命名，标志着梅花形象人格化的正式确立。

王安石的《梅花》强调了梅花的香味，也是对自己内在品质的标榜。

陆游、范成大的诗词中则是对梅花品格的进一步深化。

可以说，牡丹美在明艳而梅花重于韵致，唐宋文人的文化性格是不同的，前者在于外在大众化的美，后者在于追求自身内在的美。

唐代的文人政治家也是很多的，例如陆贽、李绅等人，他们的诗文创作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在艺术造诣上也是一种朴素的真实；而宋代的文人政治家则除具有现实内容外，在艺术造诣成就。

宋代文人的文学积淀很厚重，他们的创作原则是“以学问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如果不博览群书，广泛地涉猎各种艺术领域，他们就不可能形成宋代文学中的“破体为文”的创新。

宋代文人政治家面对“积贫积弱”的时代，总有一种“无力补天”的沧桑感，文学创作具有了更多的个人色彩和情感色彩，是一种消极中的“努力”，而唐代文人政治家在那个盛世年代，有一种崇高的国家主义色彩，文学创作具有了积极、乐观的气概。

宋代诗歌的成就在于突破了唐代诗歌的“范式”，取得了宋诗的“宋调”风格：“皮毛剥落尽”的陌生化，“出人意表”的新鲜感，“着意与人远”的奇异感，以及“挺拔不群”的自我期许。

但也不乏宋初时对唐诗学习的诗派，如白体诗人，是宋初效仿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代表作家有李日方、徐铉等人，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

宋初的晚唐体诗人，则是模仿贾岛、姚合的一群诗人，由于宋人常常把贾岛、姚合看成是晚唐体诗人，九僧继承了贾、姚的苦吟精神，内容大多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隐逸生活。

西昆体，则是宋初馆阁文臣唱和风气臻于极盛的一种反映，代表文人是杨忆、刘筠、钱惟演，推崇李商隐、唐彦谦的诗歌创作，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的风格。

以上的诗歌流派是一种继承，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诗歌的特点，形成了上文所说的“宋调”，这种创新不仅与文学发展“求新、求奇”的发展规律有关，也与宋的时代文化背景有关。

参考文献：[1]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J].历史与地理,1922,(9).[2]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M].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1972.[3]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唐圭璋.诗词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5]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6]刘尊明.唐宋词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