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近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价值追求

评述近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价值追求摘要：城市规划为城市的发展描绘出宏伟的蓝图，城市文化如同一条暗线，引导着城市的发展。

从古希腊向往自由与美好的社区生活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理想城市的追求，城市规划一步步向前发展无不渗透着文化这一精神力量的推动与沉淀。

工业革命带来的大规模城市化给城市以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城市的发展之路。

从“乌托邦”到“田园城市”再到1933年《雅典宪章》的发表，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真正的将“文化”提上了议程，经过《北京宪章》的发展，城市的精神文化始终贯穿于整个城市规划发展的全过程，而城市规划本身也向着以人为本，可持续的道路前进。

关键词：城市规划城市文化功能城市文化城市引言：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追求着城市的理想模式。

两千多年前的哲人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留居于城市。

”正是这个被西方视为最为古老的城市定义，揭示了城市最基本的内涵，也体现出城市的终极目标。

1.人类的童年——自由美好的社区古希腊是西方古典文化的先驱和欧洲文明的摇篮。

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是西方世界诞生的第一个乌托邦。

他希望通过提倡一系列公共美德建立起社会正义和公正。

古希腊人对城市的定义是：城市是一个为着自由美好的生活而保持较小规模的社区，社区的规模和范围应当使其中的居民既有节制，又能自由地享受轻松的生活。

古希腊早期诸多城市的突出特征是符合人的尺度以及自然环境的协调。

城市并不追求平面视图上的规整对称，而是顺应和利用各种复杂地形，构成生动活泼的城市景观。

城市中大量公共活动场所的设立，促进了市民平等、自由和荣誉意识的增长。

在这一时期人们所注重的是文化精神的发扬。

雅典卫城公元前5世纪，希波达姆斯所作的米利都城规划，首次采用正交的街道系统，形成十字网格，建筑物布置在网格内，这种城市建设系统被公认是西方城市规划设计理论的起点。

这种几何化、程序化的规划方法，虽然确立了一种新的城市秩序和城市理想，却由于过于严谨而显得呆板，甚至为了构图的形式美而不顾自然地形的多样化。

2.强大的帝国——彰显永恒的秩序古罗马时代是西方奴隶制发展的最高阶段。

那时候已有了正式的城市布局规划，它具有四个要素：选址、分区规划布局、街道和建筑的方位定向和神学思想。

美国著名城市史专家芒福德曾指出，“罗马人从希腊城镇学到了基于实践基础的美学形式而且对米利都城规划形式中的各项重要内容——形式上封闭的广场，广场四周连续的建筑，宽敞的大街，两侧成排的建筑物，还有剧场——罗马人都依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了特有的转换，比原来的形式更华丽更雄伟。

”古罗马与古希腊两种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思想性差异，表现在城市规划理念与建设活动之中。

虽然在城市建设等方面古罗马的成就大大地超过了古希腊，但是古罗马在由共和制转变为君主制的国家扩张过程中，将所积累的巨大财富无度地挥霍掉。

“罗马人的梦想一直是努力将城市造就成一个巨大的、舒适的享乐容器，却在根本上忽略了城市的文化与精神功能，忽视了城市环境所应具有的熔炼人、塑造人的特质要求”。

（张京祥著：《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也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古罗马与古希腊城市规划的不同，从自由向着雄伟和秩序转变。

公元前27年，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在《建筑十书》中，对城市选址、城市形态、城市布局等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并阐述了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主张一切建筑都应当考虑“坚固、实用、美观”，奠定了欧洲建筑科学的基础。

3.文艺复兴——追求理想的国度15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人类社会思想的伟大变革时期，也是城市文化精神的全面提升时期。

城市的民众心态、价值追求、社会风尚以及文学与艺术等多方面，都汇流成了一首激昂、充满征服感的城市文化主旋律，它虽然在表达的方式上多姿多彩，但实质上是用一种精神——人本主义贯穿其中的。

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城市文化精神的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再现与提升。

这一时期“理想城市”的理论得到发展。

建筑师阿尔伯蒂（L.B.Alberti）的《论建筑》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部完整的城市规划与建筑理论著作，书中表现出对体现秩序、几何规则的“理想城市”形态的追求。

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被进一步强调，中世纪所崇尚的自然主义、宜人尺度的设计思想被放弃了，西欧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想中越来越重视所谓的科学性，出现了各种理想城市的布局形态，例如八角形理想城市、棱堡状城市和卡斯莫奇的理想城市等。

4.工业革命与城市化——城市剧烈的膨胀18世纪，工业革命后，近现代的西方城市空间环境和物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

工业革命导致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居住、就业、环境等问题相继产生。

同时，近现代城市功能的革命性发展，以及新型交通和通讯工具的运用，使得近现代城市形体环境和空间尺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城市社会具有了更大的开放程度。

城市自发蔓延生长的速度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而且超出了人们用常规手段驾驭的能力。

面对这样的难题，规划师们选择了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解决的答案。

1)先驱者的探索19世纪中叶，法国豪斯曼(G.E.Haussmann)主持制定的巴黎改建工程对以后的城市建设产生较大影响，这项城市规划建设对古老的巴黎实行了一次“大手术”，包括再次拆除城墙，建造新的环城路，在旧城区里开出许多宽阔笔直的大道，建造新的林荫道、公园、广场等。

奥地利建筑师西谛(C.Sitte)针对当时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建设忽视空间艺术性的状况，于1889年出版了著名的《建筑艺术》一书，提出了城市建设的艺术原则，创造丰富多彩的城市空间，并实现人与空间的有机互动。

他反对工业社会中以超人的尺度来设计城市，主张城市环境应容纳人的个性，呼吁向自然学习、与环境合作。

19世纪末在美国掀起了“城市美化运动”的浪潮并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

这一运动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环境的渴望和追求，但这种单纯追求城市景观的规划有很大的局限性。

伊利尔.沙里宁认为，这些城市美化工作对解决城市的要害问题帮助不大，因为这样做并不能为城市整体提供良好的居住和工作环境。

此时，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E.Howard）第一次将观察城市的目光投射到城市之外的周边区域，提出了“田园城市”的设想。

他在1898年出版的《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一书中认为田园城市是为了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

在书中他倡导一种全面社会改革的思想，提出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

他还认为“社会变革”对城市文化的塑造包括物质的或精神的，均非一朝一夕之举，应该是永远的追求。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经历了一系列的艺术改革运动，试图对西方古典文化诞生以来不断发展完善的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改革范围包括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建筑等所有城市文化所涉及的领域。

这一时期，城市内部结构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促使人们从理论上研究城市的功能和城市规划的任务。

英国社会学家盖迪斯（P.Geddes）倡导综合规划概念，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复杂统一体，其中人与人、人与周围环境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具有有机联系；强调城市规划不仅要注意研究物质环境，更要重视研究城市文化传统与社会问题，以及更为广义的城市科学。

2）不同的主张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快速发展，20世纪初世界人口及城市人口都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的态势，这一时期也正是西方国家城市高速发展的阶段，大量人口聚集于城市，导致城市大规模建设，为了满足急剧膨胀的居住、就业、交通等空间需求，人们开始探索新的体系与方式。

其中的代表人物柯布西耶于1922年在《明日的城市》一书中阐述了从功能和理性角度出发的对现代城市的基本理解。

主张充分利用技术成就，建造高层、高密度的建筑群，使城市集中发展以求得最好的生活环境和最高的工作效率，这种思想被称为城市集中主义。

另外一种主张城市宜分散建设，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建筑师赖特（F.L.Wright），他目睹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于1932年在《正在消逝的城市》一书中提出了“广亩城”的纲要，认为城市应与周围的乡村结合在一起，这被称为城市分散主义。

5.《雅典宪章》——功能主义城市规划的宣言1928年柯布西耶与格罗皮乌斯、阿尔托等建筑师发起成立了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该协会认为：建筑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与人们的生活的变化和发展密切相关。

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召开第4次会议，主题是“功能城市”，会议通过了由柯布西耶倡导并亲自起草的《雅典宪章》。

宪章对当时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重点研究了现代城市在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方面的实际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即从功能分析出发，用“功能分区”的观念规划城市，并指出城市的四大功能要协调发展，在每个发展阶段要保持各功能之间的平衡。

《雅典宪章》的核心是提出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并被称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大纲”。

宪章的规划思想对解决当时城市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以后的城市规划有深远的影响。

但是《雅典宪章》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现代城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原因在于对“功能城市”的强调而没有把同样多的关注投放在城市的精神生活方面的建设中。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规划是由柯布西耶主持的昌迪加尔规划以及科斯塔主持的巴西利亚规划。

昌迪加尔是现代城市规划运动中完全按照图纸付诸实施的第一个城市，它以布局的规整有序而得到了广泛的称誉。

但是其不成熟之处在于脱离了具体的环境和人文背景而显得有些生硬。

6.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挑战与反思如果说《雅典宪章》过于强调的是城市功能的规划，并且带来了城市文化生活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规划师又将如何探索城市文化的出路呢？20世纪40年代，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提出要把物质环境设计放在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和自然条件中加以考虑。

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中他详尽的阐述了关于有机城市及有机疏散的思想。

他认为“有机秩序的原则是大自然的基本规律，所以这条原则也应当作为人类建筑的基本原则”。

有机疏散思想对以后特别是二战后欧美各国改善大城市功能与空间结构问题，尤其是通过卫星城建设来疏散、重组特大城市的功能与空间，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60年，凯文.林奇出版《城市意向》一书，探讨如何通过城市形象使人们对空间的感知能够融入到城市文化中去。

他认为城市美不仅要求构图与形式方面的和谐，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人的生理、心理的切实感受，因此他将城市分散为可感受的各种空间特征，建立了“城市认知地图”概念，强调要通过路径、边界、区域、节点、标志来组织人们对城市的意向体系。

1971年舒玛什在《文脉主义：都市的理想和解体》中提出文脉主义理论，强调对于城市中已经存在的内容，无论是什么样的内容，都不要破坏，而且尽量设法使之成为城市的有机内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