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西方历史观与历史人物

20世纪中西方历史观与历史人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文明、全球史观历史人物：梁启超：新史学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

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

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

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

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

"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

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

胡适：这个观点是胡先生在五·四时期提出来的，并对中国的文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

“大胆假设”是要人们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挣破旧有思想的牢笼，大胆创新，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或解决的可能；“小心求证”即是要求人们不能停在假设或可能的路上，而要进行证明，小心的证明则是一种严谨求实的态度，在证明过程中不能捏造事实，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事实，更不能用道听途说的东西去充当事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不能有半点马虎，千万要“小心”。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正是求新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的结合。

虽这一观点在六十年代遭到大陆学者的严厉批判，说是唯心主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但这在实际求知和现实生活中却有很大的作用，而且我们现在的很多做法都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采用这种观点。

顾颉刚：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

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

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

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

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

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陈寅恪：“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

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

史诗互证。

最渊源最有见识最能用材料之人。

黄仁宇：“大历史观”，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大历史》。

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

对于“大历史观”，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思，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

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

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

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

”他比喻大历史如同天文望远镜望太空，以几个世纪几个朝代进行比较归纳研究。

如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和增税的认识。

由于封建国家向全部编户齐民提出财政上的要求，基于这种财政上的考虑，中央政府就竭尽其力扶植无数的小自耕农。

一到土地兼并盛行，政府的财源被阻塞，就引起政局不稳甚至朝代倾覆，而小自耕农更是入不敷出，痛苦万状。

增税也总是让百姓怨声载道。

因此，从古至今，反对兼并和增税之声，不绝于耳，均视其为祸源。

降低税收、与民休息也总是作为历史上治世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有了数千年历史的纵深，黄仁宇指出：“既不兼并由私人组织，又不增税让政府组织，只好让所有服务性质的事业都没有人做。

其平等的悲剧，也就是长时期有系统地在历史上制造全面贫困。

”黄仁宇“大历史”还有突出一点即是强调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

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

”又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

”也因此造成了“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民连亘了两千多年的斗争记录”。

我们在说他们是安定生活的迫害者时也应当看到他们同时是自然环境的受害者。

这些都是在“大历史”视野下研究长期历史因果关系的典范。

至于“十五英寸的同雨量线”，“数目字管理”，“潜水艇夹面包型的社会结构”等新名词以及他对某些历史现象的重新定位和解释，则为我们在“大历史”下如何研究提供了借鉴。

斯宾格勒：德意志，《西方的没落》。

历史是他称之为文化的各个自给自足的个体单位之一一相继。

每个文化各有其自己的特性；每个文化的存在都是为了把这种特性表现在它的生命和发展的每个细节之中。

每个文化都和所有其他的文化类似，具有着相同的生命周期，类似于有机体的生命。

它以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开始；接着发展出来政治组织、艺术和科学，等等，起先是一种生硬的古代形式，然后怒放为古典时期，再后冷凝为衰落，最后沦入一种新型的野蛮状态，这时一切事物都被商品化了和庸俗化了，而它的生命便就此结束。

从这种衰落的状况中，再没有任何新事物诞生出来；那种文化是死去了，它的创造力是耗竭了。

此外，不仅形态的循环是固定的，而且它所需的时间也是固定的：因此，如果我们现在，比如说，能够测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周期上是站在哪一点，我们就能准确地预告它的将来形态将会是什么。

汤因比：文明史观，《历史研究》。

汤因比属于文化形态学派，他用以分析世界历史的基本单位是文明。

他把所有文明看成是平行的，同时代的。

为了说明这一道理，他向人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从外层空间拍摄的地球的照片。

站在这种宏观的时空角度来观察地球，任何人的历史视野都会随之改变。

在这样一个视角之下，他把人类文明开始的时间与人类出现的时间进行了对比。

他发现，较高级的宗教中最年长的距今只有2500年的历史，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也只有5000年的历史。

而古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从人类的祖先最早出现，至今已经有了50万年，或者是200万年的历史。

拿2500年或5000年与50万年这两个数字相比，前者是微不足道的。

既然如此，人类社会先后出现的各种文明在时间上的差异就可以忽略不计。

他不但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是同时代的，而且文明是多元的；文明的发展是平行的、反复的和循环的，他反对一元单线的历史发展观，也反对文明的发展最终有个尽头的说法。

他把所有文明的发展看成是在最近才开始的竞相向前发展的一场实验。

从本质上说，它们既没有先后之分，也没有高低之分。

汤因比也不同意文明由环境所决定的说法，他发现，在世界上一些自然环境相同的地区，却没有产生出相同文明。

他认为，文明的起源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取决于多种原因，是多种事物相互关联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为此，他提出了“挑战说”。

他认为，文明的类型是由外界对人产生刺激，也就是外界对人的挑战和人的应战所做出反映的结果。

他发现，世界历史上的许多优秀文明，并不是发生在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而是恶劣的地区。

当然，自然环境也不能太恶劣，以至于使人类无法生存和繁衍。

在这些艰苦的地区，正是由于那里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和卓越的创造精神，才使那里出现了优秀的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对于文明的产生虽然有影响，但是文明一旦出现，主要是人的能动性决定着文明的成长。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对过去的把握与理解，反映了当代人现实的认知需求和发展需求。

反之，一切当代史也是历史，现实世界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演进，很快就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其含义说：我们所谓的历史是存在于我们的当前，没有当前的生命，也就没有过去的历史而言。

所谓当代是指他构成我们当前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历史是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也是当前的，绝不是死了的过去。

历史还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参照。

这意味着，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

一个法国民法典体系丝毫不知的人，绝不能真正懂得罗马法学上的成就。

法国年鉴学派：《经济与社会史年鉴》。

创始人马克·布洛克。

提倡对历史学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广泛应用历史学方法以外的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方法和比较方法，并注意开拓史料的来源，更注重心态史和分析社会文化的心理。

布罗代尔，他认为历史可区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认为历史学家更重要的是研究长时段的发展，而不是仅去对短时段的政治军事等事件作详细研究，而要从数十年的中时段的周期波动的探讨中，进一步找出百年甚至数百年以上长时段中，整个文明的发展趋势以及延续于其中的基本社会经济文化等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