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之死

闻一多之死2008-02-03 17:04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西仓坡家中附近被暗杀，时年不到48岁。
闻一多参加民盟后，对民主运动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他被暗杀之前，昆明发生的几乎所有民主运动中，闻一多都是主要参加者。闻一多对于民主运动的理解，和我们后来评价他时所强调的那些东西并不完全一致，许多同时代在政治上认可闻一多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对于闻一多的评价也是不完整的，他们的那些评价，现在看来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闻一多，在他们笔下，我们只看见了一个政治性的闻一多，而没有看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闻一多。因为有一句“我们要写朱自清、闻一多颂”的话，在对闻一多的理解上，我们就只强调他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一面。其实闻一多是反对一切专制的，不是只反这个专制，而不反那个专制，只要是对民主和自由有利的东西，闻一多从来都是认同的，而一切不民主不自由的东西，在闻一多看来才是不能接受的。闻一多不是某一党派某一团体的闻一多，闻一多是知识分子的闻一多。
7月21日访朱一民先生，请示警察总署意见，表示警察与特务应分开。
闻一多《最后的演讲》是一篇名文，因为选进了中学课本，这个演讲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但我们为了只宣扬闻一多的某一面，就把他的另一面掩盖了。我们常见的《最后的演讲》是一个经过了删节的文本。这些删节的内容是有关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态度的，闻一多说：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中国的一个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种转变。①
7月16日晚十时，在吴秘书长公馆会商昆明近日接一连二凶案处置问题，李公朴被刺，闻公朴、闻一多被刺案，吴铁城约陈辞修商量时，陈首先而坚决的表示，此事件决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当商电卢汉返滇主持侦察破案。余旋电牯岭报告，晚上牯岭电话，主席嘱我前往昆明主持破案，陈总长要我明晨七时即出发。我以准备不及，改后日起程。
嘱达举布置宜宾、泸州，以防凶手由昆来川潜逃也。
7月20日沈醉许建业来访。许建业对于云南袍哥颇熟悉，沈醉建议用奇策，余均派其搭赴贵阳飞机前往协助。余多留此数日尚有必要也。
上午十一时访张主任岳军，谈甚久。先从昆明事件谈起，继谈警察总署之成立，与将来之做法。彼对于昆明事件之看法，为下级同志出于义愤者所为；对于警察总署希望各地人事与教育能统一配合，希望裁保建警不可操之太急，并询问警保处何时成立，将来组织人选如何？
闻一多在早年清华和美国留学时是知道民主和自由的好处的，也可以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青年时代就享受到了一些自由和民主，抗战以后，他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受到了很大的干涉，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弹，他们对于国民党政府在民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从最坏处想，总是要求他向最好处做去，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但问题在于，他们在面对中国社会复杂的局面时，没有想到在政治问题上要价过高是最没有现实感的。
因为我们后来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更因为有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我们就连闻一多说过的话也不要了，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不合适的。
闻一多最看重的是自由和民主，所以他对于民主运动的主要政治诉求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国家能不能给人民以更大的自由和民主。他的这些理想最集中体现在他和潘光旦、费孝通、吴晗联名发表由费孝通执笔起草的《致马歇尔特使书》中。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民主和自由问题上最有代表性的文本。他们在文章中说：“所谓民主的基础，最基本的是保障人权的具体办法，要使中国人民能享受无虞威胁的自由。依我们的分析，以往中国政治不能走向民主是因为军队私有和特务组织的活动。军队私有是一件事实，不论在名义上是否国军或党军。在一党专政之下，合法的军队只有党军，在独裁政治面目下，所有党军也是最高权力私人的武力。所以解决自私军队不在改换任何名义和符号，而是在取消党治和独裁。党治和独裁既是建立在武力之上，所以要取消党治和独裁势是非把军队彻底改组不可。”②
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考虑是较为乐观的，因为他们那时已经享有了一些基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如民间报纸杂志的存在、自由结社的存在等等，只是因为这些自由和民主常常受到干涉，所以知识分子就已经非常不满足了，他们还要为他们所认定的理想中的自由和民主而奋斗。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与他们早熟的民主观念有很大关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容易产生激进的认识，一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实际政治操作之中，二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过于理想化。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对于当时有些教授的偏激言论，曾发出过如下的感慨：“晚，勉仲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③
唐纵日记是非常私人化的文本，一般说来，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在自己的日记中做假，因为他们自己也根本想不到他们的日记将来会落在哪里，会派上什么用场。唐纵后来去了台湾，但他的日记却没有来得及带走。我们现在把唐纵日记中有关闻一多被暗杀的记载抄在下面，并和沈醉、程一鸣的回忆对比着看，从中就能得出一些更为接近事实的判断。
因为梅贻琦一直负责实际工作，经常和国民党高层人物有接触，所以他在四十年代相对其它大学教授，就更多一些理性，看法也更合乎实际。他曾和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包括像潘光旦、吴晗、闻一多这些参加了民盟的教授），他曾在日记中说过“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随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④
从这些话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态度，在那样复杂的局面当中，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据司徒雷登说，后来对李闻暗杀案的处理，也是听了他的意见。他说：“我提出三条措施。一是不对暗杀事件公开承担责任……并公开保证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不必因党派、政见及其它活动而惧怕…… 二是取消对大量业已查封的报刊的禁令……三是如果可能，不日内即召集政协综合小组会议，作为结束训政建立宪政的及时措施。”⑨蒋介石当时虽然对于他自己的作法做了一些辨解，但还是原则上完全同意了司徒雷登的建议。
他们在给《马歇尔特使书》中还说过：“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建立民主政治中心的民意立法机关。国民党至今还是坚持在抗战之前所选举的国民大会。可是我们认为这个国民大会的代表，即使当时确是能代表民意的，到现在因时间的变迁也已失效，何况这次选举是一党专政时代的产物呢？我们相信你对于欧洲类似政治下选举的结果必有明白的认识。选举的意义是在人民能在自由表示意见。在言论没有自由，在政党不能公开活动，在特务监视之下，选举不过是一种形式。民主政治的民意机关是决不能在一党专政下产生的。因之，我们觉得除非我们能以假民主为满足，国民大会的代表必须改选，而且要在各政党能公开活动，言论、结社、集会得到自由之后，才能选举出这种代议制的民意立法机关。”从四十年代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民主现状有一种特别急迫的要求。闻一多的激进，就与他那种急迫的心情有关。
闻一多被暗杀后不久，马歇尔在庐山见到蒋介石，曾对他说起过这些事情。司徒雷登后来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曾说：“马歇尔将军指出近于无休止的内战迹象和一些似系政府方面的过格行为。他旋即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这使委员长尴尬万分。事后马歇尔将军说，他当时曾犹豫是否当着中美两国双方的面直接了当地说出这件事。然而是蒋委员长自己提及这一点。我本人对这种会谈方式以及马歇尔将军直率的谈吐感到高兴。”⑧
梅贻琦是一个理科出身的大学校长，他认为自己对政治没有多少认识，只是认同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但五十多年以后再来看，我们得承认，正是这个对政治没有多少了解的人，他对于那个时代的感觉比其它文科出身特别是以政治学为专业的那些教授（如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潘大逵等）更有远见。那时梅贻琦对于闻一多的激烈态度早有看法。朱自清在他的日记中曾说：“昨日一多在联大校友会演说词中提及憎恨母校，梅校长为此震怒，欲将一多解聘，余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⑤就是朱自清，那时也不是很赞成闻一多对政治过于热心，他说：“一多来访，谓彼已向梅校长正式提出辞职，希望我接替其职务。我推荐王了一，彼不甚同意，认为梅校长和冯可能不会接受了一。我们谈到浦，一多认为他常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建议，而且可能与学生相处不好。我决意不接受此职，但答允帮一多处理本学期的日常事务，因他确实太忙，在政治方面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⑥
蒋介石对闻一多被暗杀非常生气。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把刚刚上任的全国警察署署长唐纵派到昆明去调查此事，并下令严厉制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
闻一多被暗杀，这绝对是一件法西斯行为，但蒋介石在这一事件过程中的态度，我们也要尊重历史。我们从现在已经公布的唐纵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此事的态度。他派唐纵到昆明去调查，就说明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唐纵奉命之后，先和毛人风商量了一套办法，才由南京飞到了重庆。当时军统局大部分已迁回南京，正在忙于改组为国防保密局，人手一时不够。据沈醉回忆：“当时唐纵非常焦急，很担心这个案件如果弄不清是什么人干的，对他这位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太丢脸，同时也想将计就计，借此来一次对中共的诬谄。在唐和我们研究的时候，便决定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这样既可使全国人民知道不是国民党干的，又意味着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为了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或进行反驳，所以要考虑的非常周到，不能露出马脚来。”
沈醉是闻一多被暗杀以后到昆明调查此事的当事人之一。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以后，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军统特务干的。沈醉当时是军统局总务处长，但他并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就连当时军统局局本部主管此类工作的负责人也不清楚。沈醉说：“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