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的香港书写与家国想象_侯桂新

基金项目：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基金项目“海外体验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民族国家想象”。作者简介：侯桂新，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因内地战乱频仍，

众多作家纷纷南下香港，在此或避难，或谋生，或从事文化宣传，史称“南来作家”现象。绝大部分南来作家居港期间都有一种过客心态，与香港本土社会融入不深，在文学创作中采取一种“北望中原”的姿态。与此相对，新文学的元老之一许地山居港年限较长，对香港本地历史文化与现实处境深表关切，在杂文随笔及学术研究中多以香港为瞩目对象。但其文学创作仍从内地取材，展现其家国想像。讨论许地山的香港书写，有助于考察在一个特定年代现代作家面对“香港”与“中国”的思考及处理。

一、居港心态与文化反思

1935年，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之一、原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经胡适推荐，应聘至香港大学中文学院。9月1日，他正式就任中文学院主任教授，于港大工作长达六年，直至1941年8月

4日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脏病，于罗便臣道寓所

逝世。这六年间，他的生活相对宁静，而工作异常繁忙。每周除授课达二十小时之外，还非常积极地参与各类社会文化活动。因其学问精湛，职位甚高，名气又大，人又热心，因而交游甚广，活动繁多，“在港锋头甚劲，到处被邀

……终日马不停蹄。”①

六年间，他参与的各类校内外公开活动，仅见诸各大报章公开报道的，就无月无之：为大学生、中学生、社会团体演讲，内容涉及民族、宗教、社会、教育、文化、婚姻等；参加许多学校的毕业、颁奖等各类典礼；担任学生论文、演讲、书法各类比赛评委；担任各类研究会、赈灾会委员或顾问；接受报章及电台访问；参加或主持内地文化人送往迎来活动；担任南来文人证婚人；带领师生前往内地考察等等，不一而足。②尤其是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事情更多。据许地山之子周苓仲于他逝世当月回忆，“自抗战以来，难民到我们家门

许地山的香港书写与家国想象

侯桂新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1935－1941年间，许地山旅居香港，较深地融入了本土社会。他对香港本地历史文化与现

实处境深表关切，在杂文随笔及学术研究中多以香港为瞩目对象。但他的话剧与小说创作仍从内地取材，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感，《女国士》、《铁鱼底腮》、《玉官》等都呈现出某种家国想象，反映出他生命晚年强烈的抗日救亡意识与对民族命运的深沉关注。

关键词：许地山；《玉官》；香港书写；家国想像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2）4-0054-06

口，或是到大学的中文学院找爸爸帮助的，络绎不绝，爸爸总是尽力替他们设法，送钱，找事，或是送入救济所”。他每天的日程表为：“早晨八点去大学，一点回家午膳，两点再去，直到六点或七点才回家。在学校除教课及办校务外，总看见他在读书，写卡片，预备写书的材料。所以他写小说一类的文章，是在清早四点到六点之间，写一个段落又回到床上去睡，七点再起来。”③因劳累过度，终至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哀悼。他兢兢业业的辛勤劳动，为香港的文化事业留下了宝贵财富。如“柳亚子认为，香港的新文化可说是许先生一手开拓出来的。”④具体而言，许地山对香港的贡献主要可分三个部分：一是教育方面，包括高等教育和中学语文教育。其中，他对港大中文系进行的课程改革（由读经为主改为文、史、哲、翻译四项课程）广受称道。二是思想文化方面，在他的一系列文章及演讲中，都努力尝试于殖民地环境下输入许多新文化理念，如现代婚姻观念、中国拉丁化新文字、通识教育观念，以及中西文化的沟通等。三是文学方面，他于大学课堂提倡新兴白话文，同时担任文协香港分会和中国文化协进会等的领导职务，以个人创作及理论提倡影响当时的香港文坛。

和一般因个人生活原因来港以及被党派组织安排来港的南来文人不同，许地山长期于殖民地高等教育机构任职，尽管期间也曾因改革理想无法完全实现而萌生去意，不过相对而言，通晓粤语的他比较重视香港本土现实，对此地有较多融入。翻查他此期发表出版的著作，除了对香港教育问题发言，他还对香港的历史文化进行过研究，写过《香港考古述略》、《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等文章。固然这和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关注、试图通过历史研究证明香港和大陆的历史联系有关，但也说明在他的文化想像中，香港和大陆仍是一体的，他并未因其是租界的时空而将其置于个人视野之外。此外，在政治立场上，他并不属于任何一党一派，这让他能够超越左右的意识形态对立，同时为双方所接纳，在工作中取得更大效用。他一方面担任左翼领导的文协香港分会的常务理事、总务负责人及研究部、艺术文学组主持人（因南来作家流动性很大，久居此地的两名理事许地山和戴望舒是该组织实际上的领导人），另一方面担任右翼文艺团体中国文化协进会的常务理事、常务委员会委员、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双方为友，从中斡旋，成为双方的中介和缓冲，“努力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联系左、右派，平衡左、右派的利益，在团结中加强抗日斗争工作。”⑤

卢沟桥事变以后，许地山在港积极号召和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此后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洋溢着高涨的民族意识。每年的元旦和七月七日，他几乎都要在报刊撰文，讨论和抗战有关的事宜。据香港《大公报》1941年8月13日刊发的几则《许地山先生日记》，他平日对抗战期间的国内状况和日本人活动非常关注，但他的思考方式，不是去正面表达日军的暴行和对日本的民族仇恨，也很少涉及时政与军事，而是坚守文化岗位，从文化角度着眼，借讨论教育、学术、礼俗等方面问题，检讨中国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民族的时代使命，以及为了达成这使命需要进行的精神重建工作。其中，他特别重视个人和民族的独立性，多次强调民众要去除奴性，国家要撇除对他国的依赖性。譬如在检讨香港的教育时，他说：

作者以为教育底目的在拔苦。拔苦底路向是启发昏蒙和摧灭奴性。一切罪恶与

堕落都是由于无理解与不自尊而来。教育

者底任务是给与学生理智上底光明与养

成他底自尊自由底性格。但这两样，现代

底教育家未曾做到，反而加以摧残，所以

有用底人无从产生。如果有完备底学校教

育和补充底社会教育，使人人能知本国文

化底可爱可贵，那就不会产生自己是中国

人而以不知中国史，不懂中国话为荣底“读番书”底子女们了。奴性与昏蒙不去，全个民族必然要在苦恼幽闷底沙漠中徒

生徒死，愿负教育责任底人们站起来，做

大众底明灯，引后辈到永乐底境界。⑥

在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年之际，他撰文回顾三十年来礼仪的变迁，文中多次提醒应如何对待西方国家及其文化，对国民行为持批判态度。他注意到，“一个耶稣诞期，洋货店可以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