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的香港书写与家国想象_侯桂新

基金项目：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基金项目“海外体验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民族国家想象”。

作者简介：侯桂新，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因内地战乱频仍，众多作家纷纷南下香港，在此或避难，或谋生，或从事文化宣传，史称“南来作家”现象。

绝大部分南来作家居港期间都有一种过客心态，与香港本土社会融入不深，在文学创作中采取一种“北望中原”的姿态。

与此相对，新文学的元老之一许地山居港年限较长，对香港本地历史文化与现实处境深表关切，在杂文随笔及学术研究中多以香港为瞩目对象。

但其文学创作仍从内地取材，展现其家国想像。

讨论许地山的香港书写，有助于考察在一个特定年代现代作家面对“香港”与“中国”的思考及处理。

一、居港心态与文化反思1935年，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之一、原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经胡适推荐，应聘至香港大学中文学院。

9月1日，他正式就任中文学院主任教授，于港大工作长达六年，直至1941年8月4日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脏病，于罗便臣道寓所逝世。

这六年间，他的生活相对宁静，而工作异常繁忙。

每周除授课达二十小时之外，还非常积极地参与各类社会文化活动。

因其学问精湛，职位甚高，名气又大，人又热心，因而交游甚广，活动繁多，“在港锋头甚劲，到处被邀……终日马不停蹄。

”①六年间，他参与的各类校内外公开活动，仅见诸各大报章公开报道的，就无月无之：为大学生、中学生、社会团体演讲，内容涉及民族、宗教、社会、教育、文化、婚姻等；参加许多学校的毕业、颁奖等各类典礼；担任学生论文、演讲、书法各类比赛评委；担任各类研究会、赈灾会委员或顾问；接受报章及电台访问；参加或主持内地文化人送往迎来活动；担任南来文人证婚人；带领师生前往内地考察等等，不一而足。

②尤其是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事情更多。

据许地山之子周苓仲于他逝世当月回忆，“自抗战以来，难民到我们家门许地山的香港书写与家国想象侯桂新（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摘要：1935－1941年间，许地山旅居香港，较深地融入了本土社会。

他对香港本地历史文化与现实处境深表关切，在杂文随笔及学术研究中多以香港为瞩目对象。

但他的话剧与小说创作仍从内地取材，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感，《女国士》、《铁鱼底腮》、《玉官》等都呈现出某种家国想象，反映出他生命晚年强烈的抗日救亡意识与对民族命运的深沉关注。

关键词：许地山；《玉官》；香港书写；家国想像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2）4-0054-06口，或是到大学的中文学院找爸爸帮助的，络绎不绝，爸爸总是尽力替他们设法，送钱，找事，或是送入救济所”。

他每天的日程表为：“早晨八点去大学，一点回家午膳，两点再去，直到六点或七点才回家。

在学校除教课及办校务外，总看见他在读书，写卡片，预备写书的材料。

所以他写小说一类的文章，是在清早四点到六点之间，写一个段落又回到床上去睡，七点再起来。

”③因劳累过度，终至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哀悼。

他兢兢业业的辛勤劳动，为香港的文化事业留下了宝贵财富。

如“柳亚子认为，香港的新文化可说是许先生一手开拓出来的。

”④具体而言，许地山对香港的贡献主要可分三个部分：一是教育方面，包括高等教育和中学语文教育。

其中，他对港大中文系进行的课程改革（由读经为主改为文、史、哲、翻译四项课程）广受称道。

二是思想文化方面，在他的一系列文章及演讲中，都努力尝试于殖民地环境下输入许多新文化理念，如现代婚姻观念、中国拉丁化新文字、通识教育观念，以及中西文化的沟通等。

三是文学方面，他于大学课堂提倡新兴白话文，同时担任文协香港分会和中国文化协进会等的领导职务，以个人创作及理论提倡影响当时的香港文坛。

和一般因个人生活原因来港以及被党派组织安排来港的南来文人不同，许地山长期于殖民地高等教育机构任职，尽管期间也曾因改革理想无法完全实现而萌生去意，不过相对而言，通晓粤语的他比较重视香港本土现实，对此地有较多融入。

翻查他此期发表出版的著作，除了对香港教育问题发言，他还对香港的历史文化进行过研究，写过《香港考古述略》、《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等文章。

固然这和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关注、试图通过历史研究证明香港和大陆的历史联系有关，但也说明在他的文化想像中，香港和大陆仍是一体的，他并未因其是租界的时空而将其置于个人视野之外。

此外，在政治立场上，他并不属于任何一党一派，这让他能够超越左右的意识形态对立，同时为双方所接纳，在工作中取得更大效用。

他一方面担任左翼领导的文协香港分会的常务理事、总务负责人及研究部、艺术文学组主持人（因南来作家流动性很大，久居此地的两名理事许地山和戴望舒是该组织实际上的领导人），另一方面担任右翼文艺团体中国文化协进会的常务理事、常务委员会委员、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双方为友，从中斡旋，成为双方的中介和缓冲，“努力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联系左、右派，平衡左、右派的利益，在团结中加强抗日斗争工作。

”⑤卢沟桥事变以后，许地山在港积极号召和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此后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洋溢着高涨的民族意识。

每年的元旦和七月七日，他几乎都要在报刊撰文，讨论和抗战有关的事宜。

据香港《大公报》1941年8月13日刊发的几则《许地山先生日记》，他平日对抗战期间的国内状况和日本人活动非常关注，但他的思考方式，不是去正面表达日军的暴行和对日本的民族仇恨，也很少涉及时政与军事，而是坚守文化岗位，从文化角度着眼，借讨论教育、学术、礼俗等方面问题，检讨中国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民族的时代使命，以及为了达成这使命需要进行的精神重建工作。

其中，他特别重视个人和民族的独立性，多次强调民众要去除奴性，国家要撇除对他国的依赖性。

譬如在检讨香港的教育时，他说：作者以为教育底目的在拔苦。

拔苦底路向是启发昏蒙和摧灭奴性。

一切罪恶与堕落都是由于无理解与不自尊而来。

教育者底任务是给与学生理智上底光明与养成他底自尊自由底性格。

但这两样，现代底教育家未曾做到，反而加以摧残，所以有用底人无从产生。

如果有完备底学校教育和补充底社会教育，使人人能知本国文化底可爱可贵，那就不会产生自己是中国人而以不知中国史，不懂中国话为荣底“读番书”底子女们了。

奴性与昏蒙不去，全个民族必然要在苦恼幽闷底沙漠中徒生徒死，愿负教育责任底人们站起来，做大众底明灯，引后辈到永乐底境界。

⑥在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年之际，他撰文回顾三十年来礼仪的变迁，文中多次提醒应如何对待西方国家及其文化，对国民行为持批判态度。

他注意到，“一个耶稣诞期，洋货店可以卖出很多洋礼物，十之九是中国人买底，难道国人有十分之九是基督徒么？奴性的盲从，替人家凑热闹，说来很可怜的。

”对于整个国家，他提请人注意，“民国算是入了壮年的阶段了。

过去的二十九年，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乃至思想上，受人操纵的程度比民国未产生以前更深，现在若想自力更生底话，必得努力祛除从前种种的愚昧，改革从前种种的过失，力戒懒惰与依赖，发动自己的能力与思想，要这样，新的国运才能日臻于光明。

我们不能时刻希求人家时刻的援助，要记得我们是入了壮年时期，是三十岁了。

更要记得援助我们的就可以操纵我们呀！”⑦类似的警惕在他作品中多次发出，又如他在1939年国庆节前夕写道：“我们不要打空洞的如意算盘，望国际情形好转，望人来扶助我们。

我们先要扶助我们自己，深知道自己建立的国家应当自己来救护，别人是绝对靠不住的。

别人为我们建立的国家，那建立者一样可以随时毁掉它。

”⑧1940年七七事变纪念日他再次强调：“我们的命运固然与欧美的民主国家有密切的连系，但我们的抗建还是我们自己的，稍存依赖的心，也许就会摔到万丈的黑崖底下。

”⑨再三示意，语极殷切。

二、现实忧怀与家国想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许地山香港时期的文学创作，无疑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因忙于教学、研究及文化活动，此期许地山的文学创作不多，但多有讨论之价值。

1938年秋，为了帮助香港大学女生同学会赈灾筹款，许地山创作了独幕剧《女国士》，并于11月11、13、15、16日分四次刊登于《大公报·文艺》。

该剧取材于《唐书》薛仁贵的传记，而将重点放在薛妻柳迎春身上。

剧本讲述的是，年轻的薛仁贵居于家乡绛州龙门镇大黄庄，整日好习武打猎，不事稼穑，田地里的农活由年迈的父亲打理。

时值高丽入侵，皇帝御驾亲征，地方上正在招兵，薛仁贵想去投军。

某日，同乡的一个小偷宝奴潜来偷鸡摘瓜，薛大伯为了追拿，跌倒摔死。

仁贵以父亲新丧，准备断掉投军的念头。

柳迎春以民族大义为重，愿意独立奉养婆婆，先后说服丈夫和宝奴都去投军。

她对仁贵说：“大哥不是个凡人，当然知道古来底大孝子是要立身建功，保卫邦家；若是早晚底请安，春秋底祭祀，不过是人子底末节，凡夫底常行罢了。

如今边疆这么吃紧，寇贼这么猖狂，做子民底须当以身许国，扫除夷虏，才是正理。

”⑩而面对怕死的宝奴，她提出在这样的年代，“好男当好兵，好铁打好钉”，并设身处地替宝奴分析道：“若是你不改变你底行为，一直流氓当到底，那有什么好处？也许会引你到牢狱里过一辈子。

若是你去投军，还有立功底希望。

你不但自己受人恭儆，连国家也有光荣。

要知道为人民底，捍御外侮是他最高的责任。

奴虽然是个女子，若是用得着奴，奴也要去。

何况你是个堂堂的男子汉？”宝奴也被说服了，愿意随着仁贵投军。

薛仁贵对妻子大加赞叹：“大嫂真是一个贤明的女国士！若是个个女子都像你一样，国家就没有被侵略底时候，天下也就太平了。

”輥輯訛许地山的作品多以女性为主人公，塑造出许多美好的女性形象。

异域风情、宗教色彩与女性关怀是他多数小说艺术上的基本特色。

本剧从史书中发掘出柳迎春这一深明大义的女性形象，固然一方面是方便大学女生团体演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他抗日救亡意识的突出反映。

为此，他不惜借剧中主人公之口，直陈保家卫国之志。

这样直接从事政治宣传的作品，在他此前的创作中是很少见的。

小说方面，许地山在香港创作发表的只有两篇：1939年发表的《玉官》与1941年发表的《铁鱼底腮》。

二者之中，《铁鱼底腮》很早就得到文学界的认可，而《玉官》亦在近年越来越得到高度评价。

《铁鱼底腮》是一个以抗战为背景的宣扬爱国主义的短篇。

小说的主人公雷老先生曾是一个最早被官派到外国学制大炮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因国内没有铸炮兵工厂，以至他学无所用，一辈子坎坷不得意。

他当过英文、算学教员，管理过工厂达十几年，后来在广州附近一个割让岛上的外国海军船坞做过机器工人，学到不少军事方面的新知识，因受怀疑，怕泄露身份而辞职，从此靠远在马尼拉的守寡儿媳妇寄钱赡养。

他的兴趣是在兵器学上，为了加强本国海军装备，自己研究发明了一种潜艇模型，这种潜艇比现有的有许多改进，包括一个人造铁腮和调节机，可令人在艇里呼吸自如，并在水底呆上好几天。

但他的这个发明国家不需要，同时也不能献给外国船坞，因为“我也没有把我自己画底图样献给他们底理由，自己民族底利益得放在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