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民族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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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并保存了大量用这些文字书写的历史文献。这些文字和文献是中华民族一宗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国古代各民族创造的文字通称民族古文字，总数在三十种左右。用这些文字保存的文献，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分布区域之广、跨越时代之长，皆可与汉文古籍优势互补，相映生辉，使中华民族文化更加完整充实，丰富多彩。

我国各有特点的多民族文化是经过长期交流，互相吸收而日趋强壮丰满的。自古以来，汉族文化中有少数民族的成分，各少数民族文化中也有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成分，这从各种民族文字古籍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历史上，汉族由于人口多，地处中原，文化比较发达，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就大一些，因此，少数民族用自己的文字翻译汉文的著作就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流传至今。

藏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用古代藏文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浩如烟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汉文典籍翻译过去的，例如，在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当权之后，用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就有《尚书》、《春秋后语》、《战国策》、《史记》、《大唐西域记》

等译本。在藏文的佛教经典中，据《登迦目录》所载，在27门的六七百种经典中有两门共31种经典都直接译自汉文。9世纪藏族翻译大师管·法成所译《贤愚因缘经》，是译自汉文的古译佛教经典之一，至今仍是研究古藏文的重要依据。有这么一个传说：据说松赞干布向文成公主询问中原历法的情况，文成公主抬手指天，回答说：这个问题不要问我，要问天上星宿。于是，大量汉族的天文学著作流传到了西藏。藏族天

●张公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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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五行、十二生肖、六十甲子搭配、八卦九宫、二十四节气等，都是从汉族天文历法中吸收的。在现在保存的大量藏文天文历法文献中，有一百多种是直接从汉文翻译的，可见藏汉两个民族历史文化联系的渊源之深。

蒙古族从13世纪开始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元代曾用这种文字撰写过不少著作，也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和佛经，现在以原件形式保留下来的还有几十种，其中有汉蒙合璧的《孝经》，是一部高水平的译作，译文忠实地表达了原作的精神，而且读起来琅琅上口，可见译者对两种文字都是很精通的。元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蒙古皇帝忽必烈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八思巴字。这种文字为了适应元朝大一统的需要，还规定用以“译写一切文字”，而今保留下来的译自汉文的《百家姓蒙古文》，就是八思巴字的《百家姓》。还有一本八思巴字和汉字对音的韵书《蒙古字韵》，依韵书的体裁编纂而成，是为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范本。

宋代在塞北创建的三个地方政权辽、金、西夏，都曾创制过自己的民族文字。契丹民族在建立辽朝之后，非常崇奉儒家思想，曾编辑和雕版印刷了汉文大藏经，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契丹藏”。辽代曾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据说用这种文字翻译过《易经》、《尚书》、《论语》、《孟子》等。金朝也曾创制过大小两种女真字，当时也翻译过《论语》、《史记》、《贞观政要》等书，可惜这些著作没有流传下来。西夏文保留下来的著作就多得多了。其中有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孝经》等，有兵书《孙子》、《六韬》、《黄石公三略》，类书《类林》以及《贞观政要》、《十二国》等。特别是《类林》，全书10卷，现存汉文本只有几张残页，而西夏文本有近8卷保存完好。这也是古代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不可磨灭的贡献。

满族在统治全国的近300年

中，用满文翻译了大量的汉文文献，广及经、史、子、集，无法胜数。儒家著作有《四书》、《五经》、《孝经》、《三字经》等，像《诗经》还有满文本和满汉合璧本。史书有《辽史》、《金史》、《宋史》、《元史》等，至于后来的文学作品，那就更多了，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封神演义》、《隋唐演义》、《聊斋志异》等，皆有满文译本。特别是满文《大藏经》，为乾隆年间刻本，共108函，今存76函，包括605部佛经，真是洋洋大观。

至于南方众多少数民族，由于大面积与汉族杂居，接受汉族文化就更直接了。比如，在广西壮族老壮字文献中，不仅有《孟姜女》、《祝英台》、《二度梅》、《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的通俗简写本，还有本民族根据汉文著作创作的《董永与七仙女》、《朱买臣》、《秦香莲》、《唐僧西天取经》、《薛仁贵东征》等诗歌和唱词。此外，在云南傣文书籍中有《西游记》、《儒林外史》的译本，在彝文书籍中有《太上感应经》的译本。云南白族用汉字式古白文书写的长篇大本曲的曲本，流传较广的如《柳荫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琵琶记》（《赵五娘寻夫》）、《秦香莲》、《摇钱树》（《张四姐大闹东京》）、《金钗记》、《辽东记》、《王素珍观灯》、《血汗衫》（《磨房记》）、《丁郎刻木》等，都是按照汉文作品编译的。贵州水族使用的水书，有的是象形的图画字，有的是借汉字，有的是汉字的变形，或斜或倒，其来源都是汉字。水族自秦汉以来，接受汉族地区流传的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同时也接受了汉族地区流行的占卜术。水族地区流行的巫卜方术，皆来自汉族道教的道术。这说明汉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对周边少数民族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自古以来，汉族也从少数民族文化中不断地吸取营养。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早在汉民族形成以前，《诗经》中，主要是“国风”和“小雅”中的一些篇章，就来自当时周围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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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传的歌谣。后来，从楚辞、乐府到宋词、元曲，从内容到体裁形式都有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分。甚至唐代刘禹锡的竹枝词，也有人考证它与土家族民歌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汉文文献中最早翻译少数民族作品的要数春秋时的

《越人歌》，北朝时的《敕勒歌》和汉代的

《白狼王歌》（又作《白狼慕汉歌诗》）。“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些词句至今脍炙人口。在史学方面，单说蒙文三大历史著作，《蒙古秘史》于明洪武年间、《蒙古源流》于清乾隆年间以及《蒙古黄金史》之先后译作汉文，就在若干方面补充了汉文记载之不足。白族原有古白文著作《白古通》和《玄峰年运记》，现已失传，但这两部书经明代大文豪杨慎“稍加删润，成《滇载记》”这也是用汉文翻译少数民族文字的一部著作。至于其他领域，诸如元代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的

《农桑衣食撮要》、元代回族天文学家札马鲁丁编撰“万年历”，清代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的《割圆密率捷法》，乃至清代彝族人士曲焕章

根据彝文秘方制作云南白药等，是汉族对少数民族文化成分的吸收，这些都已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的财富。

中华文化统一体就是经过这样互相吸收、互通有无而巩固壮大的。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在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之中只有它能不间断地延续下来，就在于它自身有一种自我更生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源泉就是由于不断有兄弟民族富有生机的文化注入其中。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先生话中虽有一些旧词，如“野蛮”、“颓废”之类，但整段话的意思是积极的。它说明中原文化必须汲取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才能推陈出新，焕发生机。把少数民族的边缘文化溶入汉民族的中心文化之中，中华文化才能生生不息，亘久长存，并随时代更新而繁荣发展。中华文化也只有在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补中才能不断完善，不断发展。

一人在路上走着，突然天下大雨，于是到屋沿下躲雨。看见观音打着雨伞在雨中走着，那人对着打着雨伞的观音说：“观音度我一度。

”意思是要观音手中的雨伞。观音说：“你在屋沿下，我在雨中，谁度谁呀！”那人听观音这样一说，就从屋沿下走入雨中。那人对观音说：“现在我也在雨中，请观音度我一度。”观音说：“你在雨中，我也在雨中，只不过我手中有伞，你手中没伞。你应该要伞度你，而不是叫我度你。”那人听后郁闷，回家去了。

一人有次碰到难题，于是去寺庙参拜观音菩萨。几叩首后，那人突然发现身边一人也在参拜，且模样与供台上的观音菩萨一模一样。此人大惑不解，于是上前问道：“您是观音菩萨吗？”观音说：“我是观音。”那人问：“那您自己为什么还要参拜呢？”观音说：“人有难事，我也有难事。我现在正遇到难事，所以在这里参拜自己。因为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

求人不如求己

●佚名

XIANHUA ·XINWU

闲话·新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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