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界谈判中方为啥让步
国家的边界线是怎么形成的
国家的边界线是怎么形成的
主要是历史原因形成的，还有就是中国政府的让步。
中印边界线：1914年英印当局与西藏地方政府秘密签署协议，把藏南约9万公里的土地划给了印度，这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
但是中国历代政府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兵西藏之时又卷入了朝鲜战场，印度乘机推进到了麦克马洪线。
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克制态度，印度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并不断向麦线以北推进，以致终于酿成两国大战，中国取胜后，撤退到1959年的战前区域，也就是现在的中印边界。
中缅边界：中国与缅甸订立边界时，中印已经交恶，怕引起覆辙，中缅边界议定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只收回了很少一部分国土。
中越边界：中越边界的订立主要是依据清末的一系列协定，基本上保持了中越现在的边界。
中苏边界：主要是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为依据，例如《瑷珲条约》、《伊犁条约》等等，沙俄已经侵占这些领土很大时间啦，再加上中国当时国力衰弱，有求于苏联，已经换了好几届政府，在收回来很难。
中蒙边界：蒙古边界主要是清朝的乌里雅苏台。
1911年，辛亥革命后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虽然1938年宣布重归中国，但是离心力已经减弱，抗战胜利后，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独立，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成人外蒙独立。
新中国成立后，也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
中朝边界：中国与朝鲜子明朝起就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没有太大的变化。
经过和平谈判现在中国和越南在边境线上已经没有一寸领土有争议了
经过和平谈判现在中国和越南在边境线上已经没有一寸领土有争议了
近日，中国和越南一直饱受关于边境线的纷争，但经过努力，双方最终取得了和解，推动了双方边境地区的稳定发展，从而迎来了平静与居安思危的气象。
历经千辛万苦，中国和越南终于将多年纠纷化解。
双方在境外谈判中，运用友谊、诚信、政治智慧，开展双边磋商。
一步步推进双方边境线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全面恢复和谐，赢得了越赞赏。
双方之间建立起来更紧密的友好关系，共同维护民族和谐繁荣。
和平谈判的成功，不仅建设了双边关系的和平与友好，而且为双方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越中双方均有利，推动双国各领域交流与合作，进一步促进有形无形间的交流与合作。
已经成为两国未来合作夺取更大发展的重要基石。
纵观中越边境纠纷的解决，标志着无论遭遇多大困难，中越之间能够妥善解决矛盾，和平解决争端。
最终，获得的结果不仅仅是双方的边境线已没有一寸领土有争议，还是双方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的睿智之策。
中缅三块争议地点
1960年10月，中缅双方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基本确定了双方的边界线。
中缅的边境争议主要有三块：一、缅北地区就是尖高山至伊索拉希山口以北未定界，包括胡康河谷、野人山、江心坡、高黎贡山与恩梅开江之间的土地。
以高黎贡山为界，中国收回片马地区（约153平方公里，1911年初，英军占领片马地区），放弃对高黎贡山以西地区的声索权；不仅让出了麦克马洪线以西的胡岗谷地，连麦克马洪线以东的江心坡都划给了缅甸。
克钦山区（野人山或枯门岭）：原属中国云南省，主要以门巴族为主，因其尚未脱离文明，所以称为野人山。
江心坡：北起西藏察隅县，南到尖高山，通常指密支那以北的大部份地区，约七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台湾），现在多属缅甸克钦邦。
1852年至1885年之间，英国发动三次侵缅战争，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
英国遂通过缅甸为跳板染指中国西南边陲，1913年武力占据片马，断绝江心坡与中国内地之信道，并于1927年吞并江心坡。
1929年民国政府云南交涉署曾向英国驻滇总领事提出过抗议照会“查江心坡一带仍属我国领土，查此滇缅界务尚未勘定，片马交涉尚未解决之际，缅甸政府复派兵经营江心坡一带，并掳去山官十一人，殊失中英亲善之旨。
准函前由，相应照会贵总领事查照，转电缅甸政府，速将派往江心坡以北各地之私桩一律撤去，静候将来中英两国派出之大员会勘，以清谬误，至纫睦谊。
”今日台湾发行的地图上，江心坡和以西的孟养土司控制地仍在中国版图中。
1948年缅甸脱离英国独立，仍霸占江心坡地区不放，建国后我国为了与缅甸交好向缅甸方表示愿意放弃大片国土。
1957年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奴会谈时表示承认当年有英国政府所划定但原不被中国承认的中缅国界线，即英人所划的中印麦克马洪线的缅甸段。
1960年中缅两国签署边界条约，仅收回片马，江心坡地区并江心坡以西与印度阿萨姆省接壤的中国藩属孟养土司控制的大片土地一并慷慨送给了缅甸。
这两片土地相加比台湾还大一倍，纵贯孟养西部，与迈立开江平行走向的一座莽荒大山脉即著名的野人山。
中缅北段未定界问题再探——以清末中英边界交涉为中心1
第23卷第1期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 .23N o .12006年2月Journal of U 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 echno logy of Suzhou (Social Science )Feb .2006中缅北段未定界问题再探Ξ——以清末中英边界交涉为中心朱昭华(苏州科技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江苏苏州215009)摘 要:19世纪末中英两国关于滇缅界务的交涉,是当时晚清政府面临的诸多边界争端之一,其中以北段未定界,即尖高山以北一段边界的争议尤为突出,成为中缅边界谈判长期毫无结果的主要原因,中英双方都有支持其界线主张的理由,至清朝灭亡,中英始终未能划定中缅北段未定界。
产生这一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清政府内部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所表现出来的强权政治的不满,中国传统的治边思想、边疆政策与近代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之间的冲突等。
此外,滇缅北段未定界地区的战略位置使得中英双方划界时,都给予了此段边界更多的重视,从而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困难。
关键词:清末;中缅边界;中英;片马事件中图分类号:K 2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695(2006)01-0114-06晚清出现的滇缅边界问题,是近代中英两国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与取得独立的缅甸政府签订边界条约,这一迁延半个多世纪的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
中缅边界的划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在分歧较大的北段未定界作出了较大让步,放弃了对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上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使缅甸取得了一条同它一直想争取得到的非常接近的边界,即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以外,以太平江、瑞丽江、怒江、独龙江为一方、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界,向北直至中缅边界终点。
①有西方学者评论说,这个结果“与当时边界上两国国力不平衡的状态相比,应当说是比较宽宏大量的。
”但中国政府的这一让步不是无依据的,如同周恩来总理所指出的,这个划界办法并不是割地求和,不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安排,而是深受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历史发展状况制约的。
1960年《中缅边界条约》内容
1960年《中缅边界条约》内容《中缅边界条约》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共和国签订的一项重要国际条约，于1960年10月1日在北京正式生效。
该条约详细规定了中缅两国边界线的划定原则、具体划界的方法和程序、争议地区的处理等内容，为中缅两国建立了稳定和平的边界关系，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缅边界条约》共包含8个条款，下面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进行详细阐述。
首先，条约规定了中缅边界线的划定原则。
根据该条约，中缅边界线应以自然地理条件和民族传统习惯为基础，并应尽量沿用历史上争议不大的实际控制线。
这一原则既保证了条约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也尊重了当地民族的实际情况和利益。
其次，条约明确了划界的具体方法和程序。
根据条约规定，中缅两国应互相派遣代表组成划界委员会，协商确定边界线的具体路线，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划界工作。
尤其是针对争议地区，双方应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通过妥协和让步来达成最终的划界协议。
此外，条约还详细规定了划界线的具体走向和标志物的设置。
根据条约规定，划界线应以具体地理地貌或明显的自然界限来界定，如山脉、河流、湖泊等。
两国还可以在边界线上设置边界标志物，标明划界线的具体位置和范围，以便于两国边民的辨识。
最后，条约还对争议地区的处理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如果在划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或者通过第三方的调解来解决，如果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可以提请国际法院裁决。
通过这些规定，条约为中缅边界争议提供了一种和平解决的框架，为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1960年《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是中缅两国边界问题得到一次重要的解决。
该条约的签订，不仅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了中缅边界线的划定，而且为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合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同时，条约的签订也体现了中缅两国政府解决边界争议的良好意愿和智慧，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中国积极参与谈判和争端解决的例子
我国积极参与谈判和争端解决的例子一、引言谈判和争端解决是国际关系中一项重要的活动，涉及国家利益、地区稳定和全球和平。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我国家之一，积极参与谈判和争端解决的例子层出不穷。
本文将探讨我国积极参与谈判和解决争端的例子，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我国的立场，以及个人的见解。
二、我国在南海争端中的积极参与南海是我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争夺的地区。
我国一直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南海争端，倡导各方共同开发利用南海资源，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我国还提出了“双轨思路”，即通过直接有关国家协商解决争端，同时通过集体协商、协调等途径解决南海问题，充分体现了我国积极参与南海争端解决的态度。
三、我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中的积极作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国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和重要利益相关者，一直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国提出了“双暂停”倡议，即朝鲜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韩美停止大规模军事演习，为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案。
我国还多次举行有关六方会谈，为解决朝核问题展开积极努力，体现了我国在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积极作用。
四、我国在非洲和平维护中的积极参与非洲是世界上冲突最为严重和复杂的地区之一。
我国一直积极倡导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非洲冲突，并在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参与了数十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向多个非洲国家派遣维和部队、警察和专家，推动并促进了非洲地区的和平稳定。
我国还积极参与埃博拉疫情、索马里海盗等非洲地区问题的应对和解决，为非洲和平维护提供了巨大帮助。
五、个人见解我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之一，积极参与谈判和争端解决，是符合国际社会期望的。
我国的积极参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促进全球和平与安全。
我国在谈判和争端解决中凸显了其独特的外交智慧和建设性的角色。
我相信我国将继续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为积极和建设性的角色，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第一章中国与邻国边界争议概述
Cr第一章我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概述一、中国有继承相延中国有继承相延2000年的历史疆域边界是近代国家概念，是指相关国家通过签立条约、各方会勘确定的国家之间的分界线。
历史疆域是古代国家概念，是指近代前历史上不同时期王朝国家自认的管控范围。
中国的历史疆域形成于先秦早期国家出现之际，其概念可以从历史演进和逆向推理两个方面来考量。
从历史演进讲，中国历史疆域是指历代封建王朝所能管控的范围，同时也包括历史上中国处于割据时期（如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等时期）各割据政权管控范围之和，中国历史疆域的变化是由历代封建王朝所代表的历史上中国的变化而定。
从逆向推理讲，是指中国历史疆域确立之后，在统一国度内的中华各民族历史上生息繁衍的区域范围之和，即由中华各民族历史上溯推论而定。
历史演进说能更多地展示中国历史疆域发展变化的过程，逆向推理论则往往用于印证边疆地区的历史归属。
Created by Neevia Document Converter trial version近代之前，中国的历史疆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分为形Array成、奠定、发展三个历史阶段，至18世纪中期最终确立。
形成期始于早期国家夏朝，统治者所能管控的范围以黄河下游为主，此后逐渐拓展扩大，整个先秦时期都可以视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期。
《诗•大雅•江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是中国历史疆域形成时的写照。
奠定期始于秦统一中国而止于西汉后期。
公元前53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归附于汉朝，中国南北（包括西域）统一，至此，中国历史疆域基本奠定。
自秦汉统一中国以来至18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已延续了2000年。
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疆域范围及治理方式，都随着国势的消长不断变化。
总的来讲，中国内部统一、国势强盛时（如汉、唐、元、清），疆域的范围就大一些，治理的力度也强一些；反之，则疆域有收缩，治理也相对松弛。
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中国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环境和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周边没有能与中国抗衡的政治力量。
缅甸的边境冲突了解与邻国的边界争议和冲突
缅甸的边境冲突了解与邻国的边界争议和冲突近年来，缅甸的边境冲突不断升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些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与邻国的边界争议和冲突有关。
本文将从历史、政治和经济等角度，探讨缅甸的边境冲突及其与邻国的边界争议和冲突的关系。
一、历史背景缅甸作为东南亚的重要国家，其边境线的划定与邻国之间的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缅甸与周边国家之间就存在着边界争议。
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划界工作，缅甸与邻国如中国、泰国、印度等都达成了一些边界协议，但在一些地区，边界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成为冲突的根源。
二、政治因素政治因素是造成缅甸边境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缅甸政府在边境地区的治理上存在一定的不公和不公正。
一方面，政府的决策和政策往往忽视了当地居民的利益，导致社会撕裂和不满情绪的积累；另一方面，政府对非法跨境活动缺乏有效的打击措施，使得边境地区成为恐怖分子、贩毒集团和武装分子活动的温床，进一步加剧了冲突。
三、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也是缅甸边境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边境地区往往富含资源，如草木、土地和矿产等，这些资源对于缅甸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缅甸政府在资源开发和利益分配上存在不合理和不平等的问题，导致了当地居民对资源被掠夺的不满和抵触情绪的产生。
这使得一些被剥夺资源的群体采取激进行动，与政府和军方发生冲突。
四、邻国边界争议缅甸边境冲突中，邻国边界争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缅甸与邻国之间的一些边界问题至今未能最终解决，成为冲突的导火索。
比如，与中国的云南省交界处一直存在边界争议，两国在争夺边界线时多次爆发冲突；与泰国则存在对河流划界和矿产资源利益的争议，曾导致冲突升级。
这些边界争议进一步加剧了缅甸边境冲突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在解决缅甸的边境冲突以及与邻国的边界争议和冲突问题上，各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
首先，各国政府需要相互尊重边界安全和主权，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边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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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缅边界谈判近期，南海领土争端再一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越南立法圈占西沙南沙群岛，作为回应，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三沙市。
为解决南沙领土问题专门调整辖区，可谓我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新思路。
有“新思路”，自然也就有“旧思路”。
建国初期，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被誉为“新中国处理边界领土争端的典范”，可谓“旧思路”的典范。
“新思路”的效果尚需时日来考察，“旧思路”的得失，则已不难看清楚。
2012-7-2 第31期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中缅三段争议边界缅甸跟中国云南接壤，两国边界线有2700多公里长。
建国初期，中缅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只有三段边界未决。
这三段有争议的边界是历史遗留问题，英国在缅殖民时入侵西南边疆的给中缅边界所造成的。
南部阿佤山区一段，英国划定“1941年线”作为边界，国民政府未提出异议第一段争议边界是阿佤山区的一段，即所谓“1941年线”问题。
1941年，英国与国民政府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英方有利的边界，这就是" 1941年线”。
该线将班洪部落的一部分和班老部落的全部划入英属缅甸。
但是，国民政府始终未与英国进行实地勘界树桩。
为何当年国民政府与英国签订1941年线？学界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英国要挟说。
1941年正值中国抗日，英国以封闭中国战略物资的交通要道—滇缅公路为要挟，迫使民国政府同意以换文的形式在南段未定界划了一条片面利于英国的边界线，即“1941年线”。
另一种是朱昭华的观点。
朱昭华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封锁了中国整个海岸线，滇缅国际交通线变成了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
为了增强运输能力，国民政府下定决心修筑一条滇缅铁路。
然而，要修通此条铁路，中国必须得到英国的大力支持。
中国政府就此问题多次向英国提出请求，但英国政府却以此为条件，强迫中国政府划定了中缅南段未定界，即“1941年线”。
划定后，国民政府未就此段边界提出过异议。
缅甸独立后，全盘接受了英国殖民时代的权益。
不过仅在地图上，把这两个部落辖区划入缅甸的掸邦，但并没有实际控制。
1951年，国民党军李弥残部长期盘踞缅甸掸邦，人民解放军追击到此，当时这里没有缅甸军队，中国军队当时并没有承认1941年线。
中部勐卯三角地区：英国以“永租”得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永租”关系取得实际控制权第二段未定边界是在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面积约250平方公里。
这一地区的边界问题又称“南坎问题”。
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1894年，清政府与英国谈判时，英国也承认这一点。
但是，在1894年中英两国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附款》以前，英国借口勘察两国边界，不经中国的同意，擅自通过这个地区修建了由八莫到南坎的公路。
1897年，中英两国再一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的时候，英国又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中国这块领土的管辖权。
缅甸独立后继承了对此地区的“永租”关系。
当时的国民政府忙于国内战争，无暇提出废止永租关系、收回领土的要求，但是拒绝接受缅甸政府的租金。
因此缅甸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取得了这一地区的实际管辖权。
北部尖高山以北一段：英国曾承认片马以及岗房，古浪三地属于中国第三段未定边界是尖高山以北的一段。
长期以来这段边界大部分区域是当时中缅两国政府没有能力管辖的。
1891年清政府直隶候补道姚文栋称这一段“即未属华，亦不属缅”。
在1894年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中载明，这条边界需要两国最后进行勘察测量再进行划分。
可见，在当时的条约中也并没有划定。
因此，尖高山以北的大片地区从清末以来就一直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未定界。
1926年，英国侵入位于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之间的江心坡地区，但遭到当地人民反抗。
这后来史称“片马事件”。
“片马事件”事件发生后，英国被迫撤军。
1911年4月10日，英国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承认片马以及岗房，古浪三地属于中国。
但是，在此之后，英国军队又再一次入侵这一地区，并长期占领，实施管辖。
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后，英国退兵，缅甸宪法把尖高山以北中缅未定界地区划入缅甸克钦邦。
中缅边界谈判过程建国初期领导层并不急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而是希望维持现状，待到适当时机才解决的。
相比之下，缅甸则迫切希望解决边界问题。
因为1952年中国军队为追击败退到缅甸的国民党党军已经越过“1941年线”，并在当地驻扎下来。
缅甸担心中国借狙击国民党军队入侵缅甸。
所以，缅军也在南北两段未定边界向前推进，抢占了有争议的地区。
开始时，双方都保持沉默。
1955年两军在黄果园擦枪走火，黄果园事件让双方明白解决边界问题已迫在眉睫。
因此，从1956年初起，中缅开始谈判边界问题。
缅甸要求中国承认“1941线”并从“1941年线”撤军作为谈判基础，但云南省委不接受中方在“1941年线”驻军让缅甸深感压力，因此“1941线”双方驻军的问题成为边界谈判重要问题。
1956年6月7日，缅外交部白灵顿大使对中国大使姚仲明大使提出“1941年线”问题的看法：缅甸认为“1941年线”是缅甸自英国继承的边界条约，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接受，并目，在中缅边界谈判进行之前，虽然了解到中国对这条线存在看法，但在对以往条约进行审查之前，希望中国军队不要越过“1941年线”。
如果中国方面希望修改该条边界线，缅甸政府愿意以和平友好的原则加以考虑。
1956年8月16日，姚仲民大使跟白灵顿沟通时，认为中缅双方的政治地位已然不同，中国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而缅甸则摆脱殖民统治，成为新生的民族国家，若继承英国殖民时代的“1941线”是不符合中缅目前的国情。
于是他向外交部提出建议，称中国方面暂不撤军，并目指出缅甸继承英国与国民党签下的“1941年线”并不合理，一是不符合两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不符合两国平等友好的交往原则。
云南省委领导也赞同姚的观点，认为从“1941年线”以西撤出等于承认了这条线，于谈判不利，并将此观点呈报国务院。
中方让步：承认“1941线”并撤军，也要求三段未定边界应作为一个整体一揽子解决中缅在“1941年线”问题僵持不下，眼看谈判就陷入僵局。
此后，缅甸方面有多次要求中国撤出“1941线”以西，认为这是双方边界谈判的基础。
1956年8月25日，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再度向周恩来提出希望中国撤出。
缅甸之所以要求撤军，是因为中国军队如果继续驻扎在这一地区，缅甸会有来自中国的压力。
1956年8月27日，周恩来召集会议研究对策。
会议认为“1941年线”是两国边界谈判最大分歧，也是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关键。
根据国际法，假如一国政权发生更迭，政治条约等其他性质的条约可以不承认或者进行修改，但是划分边界的相关条约应给予承认。
“1941年线”虽然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没有打下界桩，但当时中英政府以换文方式划定边界，按照一般国际惯例英国尊重约文，由此，中国政府没有否认“1941年线”的法理根据。
最终，会议原则上接受“1941年线”。
1956年10月22日——11月8日，中缅双方在北京进行会谈，缅甸建议中方接受缅甸独立时边界的实际情况，中国答复：“1、北段边界传统习惯线包括麦克马洪线可以接受；2、1941年线有效，3、废除三角地租约，4、中国收回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地方。
但是，中国同时也要求三段未定边界应作为一个整体一揽子解决。
最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到1956年底，中国完成撤军，缅也从片马、岗房、古浪撤军，“但缅甸政府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
195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会议通过上述建议。
在同一个月内，吴努在仰光的记者会上表示：“周恩来建议鉴于日前中缅的友好关系，边界问题不应该依靠历史，而在现实基础上全面解决。
”“周恩来己经接受了1914年麦克马洪线和佤邦境内的1941年线。
”谈判结果中国吃亏：承认“1941年线”没收回勐卯三角地区，收回片马、古浪、岗房1960年，中缅双方签订了边界条约，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
最终，中国承认“1941年线”并撤军，只收回了南段班洪、班老辖区内“1941年线”分割出来以东的一块地区，大约为189平方公里。
在中国没有收回的租借给缅甸的勐卯三角地区，面积为220平方公里。
尖高山以北的一段未定边界，最后只收回原本属于中国的了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区，约为153平方公里。
总之，中国收回约342平方公里，失去220平方公里，也就是只收回约122平方公里左右。
对于此次边界谈判，学界基本都承认，中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国内有意见反对“让步”对于此次让步，中国驻缅使馆、云南、军方和中缅边界地区开始时均有意见的。
例如，在佤邦未定界地区，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在得知他们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划给缅甸的情况下，要求脱离中缅自行独立，“干部、战士在该地区进行了几年的工作，与当地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加之过去一段时期片面宣传…佤山是中国领土‟、…佤山不可分割‟、…不能以领土换和平‟等等，一旦把…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划给缅甸，大家会感到思想转不过弯来，更不好对群众做工作。
”中央解释为何要“让步”当然中央也明白吃了亏。
“1957年3月，周恩来先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在昆明召集的云南省各界和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做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主要针对一些人认为中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针…吃亏太大‟的问题，从解决该问题的目的、国际意义方面，进行了说服工作，…进一步统一了全国各方面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看法。
‟中央指示云南省委在开展未定界地区的工作时，“不要强调国民党政府签订1941年协定是卖国行为，也不要称1941年协定是卖国协定。
否则，不仅不能解释清楚，反而使群众思想更加混乱”。
对“1941年线两侧的头人和民众要进行说服和劝导。
”（《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与影响》，范宏伟，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1956年12月，中方举行“中缅边民联欢大会”，缓和两国关系紧张，同时也争取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边界问题的理解和支持。
周恩来在联欢大会上讲话称，为了发展两国边境人民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的“边境人民应该比缅甸的边境人民做出更大的努力。
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应该采取更多的主动措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对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一贯信守不渝……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显然，领导要把缅甸问题作为示范效应，力图向世界证明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真实性。
正如1957年周恩来所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它们慢慢相信，争取和平共处。
在十年内要努力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先从缅甸开始，解决后它们就放心了。
”当然，中共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在冷战时代一大主因是出于反制美国的封锁意图，尽可能保持和平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正如１９５７年７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称：“我们的国家自从开国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