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等待戈多》的主题

如何理解等待戈多的主题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较难理解的作品之一。这部划时代的戏剧完成于1949年，是贝克特在小说领域里辛勤耕耘了若干年之后，进行新的文学尝试的结果。它最初被若干家剧院拒绝，一直到1953年才开始被观众接受。然而“《等待戈多》的主题是什么？戈多是谁？自从这个剧本1952年以书籍的形式出版，1953年在巴黎公演以来，这两个问题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各种问题便一直困扰着剧评家、导演以及喜爱对看过的剧目追根究底的观众”［1］。这部戏剧完全不同于我们传统所认知的戏剧，它是一个两幕剧，只有一个极其简单的场景：“乡间的一条路。一棵树。黄昏。”总共只有五个登场人物，其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分别是：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冈——他们同时有两个十分滑稽的小名：狄狄和戈戈。整部戏剧几乎没有情节可言。然而，在如此简单的戏剧形式中容纳的是丰富的主题和思想。这部戏剧作品充满了时代的气息：那时的欧洲刚刚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反映了处于时代剧变中的欧洲人的思想。同时，《等待戈多》又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基督教的反思，以及对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正是在《等待戈多》创作的时期统治着欧洲的哲学思想——的探讨。而这些历史背景和文化思想都是中学生所不熟悉的。因此，在理解《等待戈多》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引导学生呢？实际上，关键是让学生理解作品的两个中心词语，一是戈多，一是等待。

1956年，《等待戈多》在纽约上演，排演该剧的导演阿伦·施耐德问了贝克特一个问题，

“如果我知道这个问题也是万千观众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戈多到底是谁？贝克特回答道：

戈多是谁，我早就在剧本里说了。”也就是说，尽管这部伟大的剧作完全是围绕着等待戈多而展开的，但就剧作家本人贝克特来说，他也并不知道谁是戈多。因此，围绕着“戈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一大批的批评家、文学评论家、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最主要的一种观点是戈多指的是上帝。《等待戈多》最初在法国上演，因此贝克特在创作时采用的是法语。法语中的戈多（Godot）便是上帝（God）加上了一个法语中常见的人名后缀：ot。因此，学者们便由此认为，《等待戈多》表达了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严重的基督教信仰危机。“二战”时纳粹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让整个西方震惊，他们不敢相信，如果真的存在上帝，怎么会允许世间发生这样的惨剧？这是西方历史上的一次严重精神危机，信仰丧失，悲观主义的世界观因此横行。

在《等待戈多》中始终没有对戈多进行正面的描述，唯一的侧面描述来自于戏剧结尾时送信的孩子，他说戈多有胡子，却加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形容词“也许”——也许是白色的胡子。这正如在基督教中，关于上帝的形象，从来都是缺乏清晰的描述的。长期受到基督教浸淫的西方文化一直描述上帝终会派救世主耶稣来拯救世人。然而《等待戈多》中的“戈多”从来就没有出现，因此，贝克特要表达的是上帝根本不存在，而剧本中那些反复等待的动作——几乎所有的动作和对话都出现了两次以上——无非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在《等待戈多》的第一幕里，狄狄问戈戈有没有读过《圣经》，而戈戈回答的是“想必看过一两眼”。因此，为了消磨时间，狄狄便向戈戈讲述《圣经》中耶稣在上十字架时的故事。他们一起讨论什么是“得救”，是“救他们的命”呢？还是“救他们出地狱”？这种讨论最终是没有结果的。而狄狄和戈戈等待戈多的目的是什么，是等待戈多拯救他们吗？戏剧本身也并没有给我们答案。戈戈说：“咱们到底要求他给咱们做些什么？”［4］他们并不知道戈多是谁，甚至不知道他们等待戈多的目的是什么。这无疑是在告诉我们，戈多其实是贝克特的生造词，本身是无意义的，它代表了狄狄和戈戈等待的无意义。

因此，学者马丁·艾斯林在研究荒诞派戏剧的奠基之作《论荒诞派戏剧》中认为《等待戈多》的主题并非戈多，而是等待，“是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本质特征的等待。在我们整个一生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始终在等待什么；戈多则体现了我们的等待之物——它也许是某个事

件，一件东西，一个人或是死亡”。其实“等待”是东西方文学共同的主题。日本现代文学代表作家芥川龙之介曾经创作了一个名为《尾生之信》的短篇小说，这个小说的题材灵感则来自我国的《庄子·盗跖篇》：“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这个故事与《等待戈多》有着许多的共同点，首先尾生和弗拉基米尔他们一样，主要的行为都是等待；其次他们等待的结果都是等待的对象始终没有出现。女子是谁？无论是庄子还是芥川龙之介都没有向我们明确地描述她的身份，以至于在《尾生之信》的结尾，作家变成了那个等侍者，等待着那个永远都不会出现的“女人”。芥川龙之介在两千年前的《庄子》那里发现了人生实际上就是等待，不管是等待爱人，还是等待别的什么将要到来的物事。《等待戈多》同样是在描述这种等待的过程。

《等待戈多》在第二幕的开始，时间标明的是次日。但实际上，这个时间也是一个抽象的时间，并非具体的“第二天”。我们可以看到幕与幕之间时间的流逝，剧中的两位人物，波卓的眼睛瞎了，幸运儿的嗓子也哑了。整出剧里，狄狄和戈戈消磨时间的方式便是机械地重复他们习以为常的无聊动作，如他们把帽子戴上又取下，他们把鞋穿上又脱下，他们甚至一遍又一遍徒劳无功的自杀。戈戈说与其思想，还不如跳舞，最终他们同意，先跳舞，再思想。于是在幸运儿跳舞的时候，波卓则在旁边一遍一遍地高呼着“停止！思想！”。他们用讽刺性的语调来谈论“思想”和“奋斗”。

在贝克特的笔下，狄狄和戈戈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世界的、所有人类的化身，而他们等待的方式便是所有人类生活的写照。狄狄和戈戈无意识地安慰自己：明天一定会好一点的。虽然明天依旧如此，但他们同样安慰自己：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并没有比其他的时代的人过得更不高兴。

从“戈多”的无意义和“等待”的无意义出发，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贝克特反映的是一种悲观的、消极的人生哲学。实际上，通过西方文化传统，我们早就发现这种直面人生的态度，古希腊悲剧就从来不美化人生，比如他们表现俄狄浦斯逃脱不了的“弑父娶母”的命运怪圈，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凸显悲剧英雄的崇高，体现人的存在的可贵。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因为工业文明的发展、因为战争、因为利己主义思想的泛滥，更加使人认识到人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荒诞”。现代主义的文学家们不想粉饰现实，不想给予读者以虚假的希望，而是坚持反思与批判的传统，他们追求的目的是在这种反思和批判中促进人类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