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顿
学术是与生俱来的使命
学术是与生俱来的使命出生于宁夏银川的贾攀乐目前就职于美国常春藤联盟高校之一的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
在此之前，她工作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截止到目前，依然是该校经济系教师中唯一的黄种人。
2006年，毕业自耶鲁大学的贾攀乐凭借其求职论文（job market paper）《当沃尔玛走向城镇发生了什么：一项基于零售企业的实证研究》，拿下当年几乎所有常春藤学校的接收函，成为全美经济学博士的求职明星。
以该文为核心内容的博士论文被美国统计协会（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评定为当年的全美策尔纳最优博士学位论文。
贾攀乐选择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
同年，她在博士期间撰写的论文《评价全球药物专利保护技术的效应：来自印度喹诺酮类药品的证据》，发表在经济学类的最高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
两年后，她的求职论文发表在经济学公认的前五大期刊之一的《计量经济学》杂志上。
近年来，她还相继在《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兰德经济学》等经济学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
下载论文网贾攀乐一直致力于实证产业组织的研究。
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基于实证产业组织中最重要的一个模型――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ugus Deaton）与其合作者约翰?米尔鲍尔（John Muellbauer）共同提出的“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模型。
该模型巧妙且不失一般性，从数量上分析了消费者对不同消费品的选择，直到今天在学术领域和实际政策评估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贾攀乐在该文中，运用并发展了传统的AIDS模型，并用最新的印度药品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
该文的选题背景是：1995年，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必须承认并实施包括技术、药品在内的所有领域的产品专利保护协议。
然而，当该协议进入实施阶段时，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却都在药品市场上做出了例外的选择，原因在于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必须的、用于救命的药物是独一无二的选择，而跨国公司的药品因价格偏高导致国民福利的极大损失。
ABB阿西亚·布朗·勃法瑞有限公司与张某某、芜湖市迪顿电气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
ABB阿西亚·布朗·勃法瑞有限公司与张某某、芜湖市迪顿电气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文章属性•【案由】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号】（2020）皖02刑终62号•【审理法院】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程序】二审裁判规则案涉商品在销售过程中被依法查获，交易尚未完成，原判依法认定犯罪未遂并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与法不悖。
正文ABB阿西亚·布朗·勃法瑞有限公司与张某某、芜湖市迪顿电气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0）皖02刑终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某某，男，1976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17年7月1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鸠江分局刑事拘留，于2017年8月16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鸠江分局取保候审，于2019年12月30日被一审法院继续取保候审，于2020年4月8日被逮捕。
现羁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繁昌县看守所。
辩护人：苏恩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大森（芜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汪文婷，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大森（芜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单位）：芜湖市迪顿电气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诉讼代表人：张黎霞，女，1980年7月3日出生，侗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系公司监事。
原审自诉人：ABB阿西亚·布朗·勃法瑞有限公司（ABBAseaBrownBoveriLtd.），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克劳蒂亚·雅明（ClaudiaJamin）,该公司副总裁。
法定代表人:克里斯蒂安·赫迪杰（ChristianHediger）,该公司副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万慧达（深圳）律师事务律师。
中国家庭育儿成本——基于等价尺度福利比较的测度
2021年第1期(总第244期)人口与经济POPULATION &ECONOMICS No.1,2021(Tot.No.244)中国家庭育儿成本基于等价尺度福利比较的测度刘㊀娜1,李小瑛2,3,颜㊀璐1(1.湘潭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2.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275;3.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广东广州510275)摘㊀要:利用2016年CLDS 和CFPS 数据,基于等价尺度Engel 模型法和Rothbarth模型法,精确估算了中国家庭孩童抚育成本㊂研究显示,与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庭相比,一孩家庭总支出将提高63.91%至67.62%,二孩家庭总支出将提高139.28%至149.99%(孩均提高69.64%至75%),二孩抚育并未显现出 规模经济 ㊂家庭育儿成本随孩子年龄增大而提高,城镇家庭育儿成本普遍高于农村家庭,城乡家庭间存在基于人口特征的差异化支出偏好㊂基于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的政府差异化育儿津贴补助模拟分析表明,发放差异化育儿津贴可有效缓解家庭育儿经济负担并缩小家庭间收入差距㊂关键词:育儿;生活成本;等价尺度;福利中图分类号:C92-05㊀文献标识码:A ㊀文章编号:1000-4149(2021)01-0050-18DOI :10.3969/j.issn.1000-4149.2020.00.042收稿日期:2020-03-22;修订日期:2020-07-0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生育政策调整㊁住户规模效应与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研究 (16BJL041)㊂The Child Costs in Chinese Family :A Welfare Estimate Using Equivalence ScaleLIU Na 1,LI Xiaoying 2,3,YAN Lu 1(1.Business School,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2.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Hong Kong,Macao and Pearl River Delta,Sun 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3.Institute of Guangdong,Hong Kong and Macao Development Studies,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刘㊀娜,等:中国家庭育儿成本Abstract:Using2016CLDS and CFPS datasets,this essay accurately estimates the household child-cost in China using Equivalence Scale based on Engel Model and Rothbarth Model separately.It illustrates that,compared to childless couple,the total expenditure for one-child households in China usually rises from63.91%to67.62%,and 139.28%to149.99%(69.64%to75%per child)for the two-child households.There is no evidence for economies of scale in child breeding.In addition,the cost of children usually enhances when children grow up.It is generally higher in urban households than rural households,and there are various preferences in expenditu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based 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The sinmlation analysis of government differentiated child-care allowance subsidy based on equivalent scale measure of child-care cost in China shows that,differentiated child-rearing allowance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economic burden of child-rearing and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families.Keywords:child breeding;living costs;equivalence scale;welfare一、引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我国人口规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此引发了超低生育率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㊁人口老龄化加剧等严峻问题㊂鉴于对人口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谨慎预期,我国于2002年出台 双独二孩 政策,2013年进一步实施 单独二孩 政策,2016年再度全面放开二孩生育㊂然而,人口政策的逐步放宽并未带来生育率的大幅提升㊂ 全面二孩 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表现差强人意,从2016年12.96ɢ的高点下跌至2019年的10.48ɢ(见图1)㊂正如早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所述,中国已步入 低生育率陷阱 ①㊂为何中国人不愿意生育更多孩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因经济负担过重㊁太费精力㊁无人看护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被调查者的74.5%㊁61.1%㊁60.5%,经济压力是民众不愿意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②㊂深受重教传统影响的中国父母在子女身上历来倾情投入,而实施逾四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资源更集中配置在为数较少的孩童身上,社会平均育儿成本快速上涨㊂日益攀升的育儿经济压力无疑约束了民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很可能诱发当前我国的超低生育率现象㊂事实上,孩童相当于纯 消费品 ,抚育孩童必将提高家庭消费支出水平,使家庭承受更大经济压力[1]㊂抚育孩童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家庭消费支出?长期以来,学界围绕科学测度家庭育儿成本已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等价尺度(Equivalence Scale)分析方法因其基于家庭食物支出份额等间接标准展开家庭福利比较,且指数化分析本身具有广泛㊀‘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1期图1㊀1998—2019年中国人口出生率㊀㊀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经作者整理㊂等价尺度分析允许人们在衡量社会福利水平时考虑家庭规模和构成的不同,基于等值收入这一共同衡量标准来度量每个家庭及家庭成员的福利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Deaton)将等价尺度定义为:在效用不变㊁价格不变前提下,将具有人口特征a的家庭(如三口之家)的生活成本同具有人口特征a R的参照家庭(如一夫一妻家庭)的生活成本关联起来的生活成本指数[2]㊂早在1895年,恩格尔(Engel)就曾将食物支出份额作为家庭福利的间接表示进而提出著名的恩格尔系数,这便是等价尺度分析的最初表现形式[3]㊂此后,在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断推动下,育儿成本等价尺度研究逐步发展壮大,延伸发展出Rothbarth模型㊁Prais-Houthakker模型㊁Barten模型㊁Gorman模型和Muellbauer模型等,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㊂本文拟利用我国2016年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基于Engel模型和Rothbarth模型展开中国家庭育儿成本的等价尺度测度,试图回答抚育孩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家庭消费支出这一问题,并尝试从经济成本视角深入理解我国超低生育率现状㊂二、等价尺度概念界定及测度模型演化历程1.等价尺度概念界定等价尺度是在效用不变㊁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将具有人口特征a的家庭的生活成本,同某个具有人口特征a R的参照家庭的生活成本关联起来的生活成本指数[2]㊂它可对家庭 规模经济 进行准确描述,指数化人口构成对家庭总支出的影响,进而支撑家庭福利的比较㊂文献基于等价尺度方法展开的福利对比分析已广泛运用于收入不平等与贫困㊁税收和社会福利以及性别歧视等论题,但育儿成本的等价尺度测度成为其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㊂迪顿和缪尔波尔(Muellbauer)曾在1986年的合作论文中详细阐述了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的理论基础[4],他们主张可将父母的效用函数设置为:刘㊀娜,等:中国家庭育儿成本性别成员的数量等)㊂父母是家庭决策者,是孩子来到这个家庭之前和之后一直存在的家庭成员㊂父母可以从孩子身上,以及自己和孩子的消费中获得效用㊂基于式(1)可获得家庭成本(支出)函数c(u,p,a),它表示家庭在价格水平p㊁人口构成a前提下为达到效用水平u 必须付出的最小支出额㊂若u R和p R是参照效用和价格水平,则具有人口结构a1的家庭较之具有人口结构a0的参照家庭的消费增加值可描述为:C=c(u R,p R,a1)-c(u R,p R,a0)(2)㊀㊀换言之,我们可通过设置下述比率指表,即等价尺度,来表征两个不同家庭的相对生活成本:E=c(u R,p R,a1)c(u R,p R,a o)(3)㊀㊀为便于比较,两个家庭的效用u被设定在同一水平,且其面对的价格水平p也是即定的㊂在上述设置基础上,只需恰当选取效用参照标准即可精确测度一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㊂迪顿和缪尔波尔在其1986年论文中便利用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数据展开了测度分析㊂基于Engel食物支出份额福利比较法,以只有夫妻二人没有孩子的家庭为参照家庭,他们测算出1969 1970年的斯里兰卡,1孩家庭消费总支出是参照家庭的1.41倍,2孩家庭消费总支出是参照家庭的1.77倍㊂而在1978年的印度尼西亚,拥有1个5岁以下(1个5岁以上)孩子家庭的消费总支出是参照家庭的1.45倍(1.58倍),拥有2个5岁以下(2个5岁以上)孩子家庭的消费总支出是参照家庭的1.86倍(2.22倍)[4]㊂可见,等价尺度的确能精确展示不同人口特征家庭的相对福利水平,有利于开展更为细致㊁严谨的家庭福利比较㊂2.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模型演化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早在19世纪中叶探讨收入增加对消费支出可能产生的影响时发现了一条规律:贫困家庭食物支出占比相对较高,富裕家庭物支出占比则相对较小㊂推而广之,贫穷国家的国民,其平均食物支出占比会相对更高,而富裕国家的国民其平均食物支出占比则会相对更小[3]㊂自此以后,食物支出占比被命名为恩格尔系数(Engel Coefficient),成为国家之间㊁家庭之间福利比较的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的出现及广泛应用完成了等价尺度生活成本分析的历史首秀㊂其后,众多学者沿着基于生活成本指数开展福利对比分析的方向不断推进,在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上更发展出承前启后的系列测度模型㊂在恩格尔基于食物支出占比分析家庭育儿成本的基础上,罗斯巴斯(Rothbarth)进一步考虑用成人商品总支出衡量成人福利水平㊂他选择一组典型的成人商品,假定新生儿仅通过 类收入效应 影响成人商品的总支出,因而将生育之后成人商品支出总额恢复到生育之前支出水平所需给付的补偿额即为家庭育儿成本[5];塞德斯切克(Sydenstricker)和金(King)则认为Engel模型中假定所有人面对的㊀‘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1期主张区分特定商品消费和其他商品消费,提出需区分估计特定等价尺度和一般等价尺度,形成Prais-Houthakker模型[7];巴顿(Barten)则针对Prais-Houthakker模型商品相对价格不发生变化这一假设条件,在商品之间存在替代性的设置下考虑价格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构造了将各类商品等价尺度直接引入效用函数的Barten模型[8];而针对Barten模型的过度替代性缺陷,格曼(Gorman)提出应把某些随家庭特征变化的固定成本纳入成本函数,以描述家庭构成存在的准价格效应和一部分固定成本效应[9];缪尔波尔则主张家庭每个成员对各类商品都应有特定的等价尺度,应在Barten模型的基础上以成年夫妇组成的家庭为参照对象,用估计家庭与参照家庭的最小生活成本之比来定义等价尺度[10]㊂自此,以家庭为参照对象㊁充分考虑家庭规模特征和商品价格水平的等价尺度测度已深入到家庭基本需求的比较分析中,这有利于展开更为综合㊁广泛的福利比较研究㊂与一般理论体系的演进一致,等价尺度研究方法亦是沿袭前人理论构架㊁逐步放宽模型假设,使指数分析愈来愈贴近现实为理解现实提供更精准的解释㊂在众多学者的推动下,育儿成本等价尺度研究方法逐步演进,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见图2)[11],也为我们精确测度中国家庭孩童抚育成本提供了可靠的方法支持㊂刘㊀娜,等:中国家庭育儿成本在基于等价尺度测度孩童抚育成本的已有文献中,迪顿和缪尔波尔1986年的测度最为经典㊂他们利用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数据详细测度了两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具体方法上则同时采用了Engel食物份额法㊁Rothbarth成人商品法和Gorman-Barten估计㊂测度结果表明,Engel方法通常夸大了孩童抚育真实成本,而Rothbarth方法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Gorman-Barten估计值则介于(大于)Engel估计和(小于)Rothbarth估计之间㊂然而在实际应用中,Gorman-Barten模型的参数估计总是极其困难,因此迪顿和缪尔波尔认为Rothbarth和Engel方法在未来仍将被广泛使用[4]㊂此外,为更贴近现实,Muellbauer模型对家庭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进行了更为复杂的设置㊂这固然有利于获得精准的测度结果,但考虑实证研究中经常出现关键数据缺失㊁测算过程异常复杂等经验问题,缪尔波尔个人也认为基础模型的一般结论仍是非常可靠的[12]㊂有鉴于此,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将分别采用Engel 食物份额法和Rothbarth成人商品法,展开中国孩童抚育成本的等价尺度估计㊂三、中国育儿成本的等价尺度测度㊀1.Engel测度方法恩格尔将食物支出份额作为家庭福利的间接表示,认为成人生活水平与家庭食物支出占比相关[3]㊂因此,新生儿成本可以用父母为保持与生育前完全相同的家庭食物支出占比而多付出的开销来估算㊂秉承恩格尔做法此处假定,若家庭食物支出占比相同,则两个拥有不同数目和年龄孩子的家庭中的成人是拥有相同福利水平的㊂设食物支出占比为ωf,则有:ωf=ðiɪf∂ln c(u,p,a)∂ln p i=ψ(u,p,a)(4)㊀㊀若在效用水平一致㊁价格水平相同前提下,拥有人口特征a1家庭①的食物支出占比等于或高于具有a0人口特征的参照家庭②,则家庭生育孩子后为能达到生育前家庭食物支出比水平而付出的全部新增支出即为孩子的成本㊂依据Working-Leser模型,食物支出比是家庭总支出对数的线性函数[14-15]㊂沿袭迪顿和缪尔波尔做法[4],我们将人口特征植入W-L模型,估计函数设置为:ωf=α-βln x n()+ðJ j=1γj n j+ε(5)㊀㊀其中,n j是家庭不同年龄分组j(j=1,2, ,J)的人数,n是家庭总人口数,x为家庭总支出,ε为误差项㊂α,β和γ是各项系数㊂若设参照家庭食物支出比为ω0f,x0和x∗分别为参照家庭和人口更多家庭h在拥有相同福利水平(即相同食物支出比)时的总支出,则(x∗-x0)的差值就是人口更多家庭h较之参照家庭为孩子付出的成本㊂那么,等价尺度就可以被简单描述为x∗与x0的比值x∗/x0)㊂联系式(5),当家庭食物支出比相等时x∗可以定义为:㊀‘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1期α-βln x ∗n h ()+ðγj n h j=α-βln x 0n 0()+ðγj n 0j (6)㊀㊀因此,Engel 等价尺度E h E=x ∗/x 0可以估算为:E h E =n h n 0()exp ðJ I γj β()(n h j -n 0j )éëêêùûúú(7)㊀㊀利用式(5)和式(7),我们即可基于Engel 模型度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㊂需特别说明的是,因成人福利水平事实上来自于多样化 消费 组合(譬如,成人可通过游乐休闲消费等提升自己的效用水平),成人食物支出份额能很好表征成人福利水平这一关键假设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因而基于Engel 方法得到的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是一个理论上偏高的估计值[4]㊂迪顿和缪尔波尔对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的测度亦说明,采用Engel 方法度量的等价尺度数值上的确相对偏高㊂2.Rothbarth 测度方法与恩格尔方法以保持相同食物支出比为福利标准不同,罗斯巴斯(Rothbarth)方法是以维持相同成人商品支出水平为基准展开测度的,以父母为保持和生育前完全相同的成人商品支出而多付出的开销来核算孩子成本㊂罗斯巴斯将家庭中所有物品和劳务消费分为两类,即仅由成人消费的 成人商品 和通常由成人及孩子共同消费的 其他商品 ,成人的效用仅由成人商品的消费决定㊂他认为,孩子的出现存在 类收入效应 (income-like effects),将影响成人对成人商品的消费㊂如果父母为新生儿补偿了足够支出,不论孩子数量多少家庭成人商品的消费都没有改变,则此种情况下父母总体福利水平与生育孩子前保持一致[5]㊂罗斯巴斯曾使用包括从奢侈品到储蓄在内的多种商品类型定义成人商品,后来的研究者们则更多采用烟和酒作为成人商品,以测算等价尺度水平㊂遵从罗斯巴斯基本做法,此处将家庭的成人商品消费函数设置为:C a =α+βln C t +ðγj n j +ε(8)㊀㊀其中,C a 为家庭成人商品消费额,ln C t 为家庭总消费额的对数,n j 仍是家庭不同年龄分组j (j =1,2, ,J )的人数,ε是误差项㊂α,β和γ为各项系数㊂于是,某一年龄组j 的1个孩子的等价尺度可以由以下公式求得:E h E =n h n 0()exp ðJ I -γj β()(n h j -n 0j )éëêêùûúú(9)㊀㊀利用公式(8)和公式(9),我们可基于Rothbarth 方法来度量一个国家的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㊂然而,仅以成人商品表征成人福利水平,此假设也并不完全符合现实(譬如,孩子食物支出占比越多,其父母福利水平也可能更高)㊂同时,受数据严格限制,在实际测算中通常难以获得奢侈品或烟酒等成人商品的精准支出水平,而更为常见的做法是用家庭消费中除刘㊀娜,等:中国家庭育儿成本造成对孩童抚育成本的低估[4]㊂因此,Rothbarth方法测度的育儿成本等价尺度会是一个理论上偏低的估计值㊂3.等价尺度测度结果本部分将分别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数据和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利用Engel和Rothbarth两种测度方法,以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庭为参照,测度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㊂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聚焦中国劳动力现状与变迁,2016年样本覆盖全国29个省市(除港澳台㊁西藏㊁海南外)㊂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则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数据库以家庭为单位关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2016年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区)㊁直辖市(除港澳台外)㊂CLDS与CFPS数据均基于入户调查获取,是当前公开可得的微观调查数据中提供我国家庭人口构成及消费支出信息最丰富的数据库,为本文测度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提供了难得的数据基础㊂在清理了城镇及农村家庭人口㊁支出㊁户主及家庭特征信息,处理了缺漏值,并比照国家统计局家庭年收入和支出数据进行必要调整后①,我们的有效样本包括来自CLDS2016的8632个家庭和CFPS2016的5085个家庭㊂样本家庭成人数在1 7之间,孩子数在0 5之间,均为同住家庭成员㊂表1展示了样本主要描述统计信息㊂在城乡分布上,CLDS数据样本量相当,而CFPS 数据农村样本偏多㊂需要说明的是,CLDS和CFPS2016年数据主要在2016年7 8月采集,收支统计上CLDS数据以 2015年 为统计时限,CFPS则以 过去12个月 为时限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②,2015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5712.41元,其中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1392.36元和9222.59元(当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966.19元,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1194.83元和11421.71元)㊂对比官方数据, CLDS和CFPS样本家庭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因此本文样本在家庭经济层面具有全国代表性㊂CLDS数据库更为关注劳动年龄人口家庭,其有孩家庭样本为3702个(一孩家庭2268个㊁二孩家庭1156个㊁三孩及以上家庭217个),占样本总量的42.89%㊂CFPS数据则为家庭综合调查数据,有孩家庭为3319个(一孩家庭2128个㊁二孩家庭972个㊁三孩及以上家庭219个),达样本总量的65.27%㊂总体上,农村样本家庭较城镇样本家庭拥有更多孩子,这符合我国城乡家庭曾受差别化生育政策约束的国情㊂进一步关注家庭福利水平恩格尔系数,即 家庭食品支出占比 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35.0%至37.9%间浮动,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则在37.7%至43.7%之间,总体呈微幅波动下降走势㊂本文CLDS和CFPS家庭样本中,农村样本家庭食品支出占比为38.36%和41.25%,位于较为合理的区㊀‘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1期间,但城镇样本家庭食品支出占比为41.90%和41.46%,数值上稍有偏高(见表1)①㊂为保障测度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同时基于CLDS和CFPS家庭样本对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展开平行估计㊂表1㊀关键变量描述统计变量CLDS2016数据CFPS2016数据全样本(N=8632)城镇(N=4249)农村(N=4383)全样本(N=5085)城镇(N=2221)农村(N=2864)家庭人均年支出14754.7621848.179139.0414757.8521682.289388.03 (17601.20)(21931.82)(10146.07)(16496.77)(21003.39)(8669.13)家庭人均年收入21066.4131934.8312462.0920001.8229022.613006.32 (29844.43)(38099.12)(16711.46)(21006.28)(25076.65)(13560.60)家庭孩子数(0 5人)0.650.510.760.950.77 1.08 (0.87)(0.74)(0.95)(0.89)(0.78)(0.95)家庭成人数(1 7人)2.32 2.30 2.34 2.81 2.74 2.86 (1.04)(1.01)(1.06)(1.26)(1.21)(1.29)食品支出占比0.39930.41900.38360.41340.41460.4125 (0.2012)(0.1970)(0.2032)(0.2114)(0.2065)(0.2151)成人商品支出24244.4333892.5616606.1930929.0943492.2721186.50 (33276.98)(41967.78)(21396.55)(40822.97)(53438.73)(22969.53)㊀㊀注:1.变量首行为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2. 家庭孩子数 为家中年龄在0 17岁的家庭成员数, 家庭成人数 为家中年龄在18岁及以上的家庭成员数;3.参照迪顿和缪尔波尔的做法[4],本文采用家庭非食物支出额作为成人商品消费数据;4.CLDS数据使用中山大学提供的aweight=wfp进行了加权㊂依据Engel模型和Rothbarth模型测度要求,我们首先分别基于(5)式和(8)式展开回归分析㊂除必需的基本控制变量外,在数据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还控制了户主性别㊁年龄㊁民族㊁是否党员㊁健康状况㊁就业状况,家庭年总收入(对数)㊁用水来源㊁用电稳定性㊁家户编号以及家庭所在省份(区)㊁城乡地区哑变量②㊂获得(5)式和(8)式回归系数后再分别基于(7)式和(9)式测算我国等价尺度水平㊂如前所述,Rothbarth方法需基于家庭成人商品的消费来展开分析㊂由于CLDS和CFPS数据均未提供详细到个人的消费信息,无法剥离成人支出,因此我们借鉴迪顿和缪尔波尔的做法[4],将家庭非食品支出视为成人商品展开研究,以辅助与Engel测度结果的对比分析㊂表2集中展示了中国等价尺度测度结果㊂受生育政策的严格限制,最多生育两个孩子是中国家庭的普遍现状,因而我们仅报告最多两个孩子家庭的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㊂左方三列集中展示了CLDS数据结果,右方三列则为CFPS数据估计㊂A部分结果基于Engel方法获得,B部分则是基于Rothbarth方法的估计值㊂A和B两部分下还各含两个测度值子集,其一为仅区分家庭孩子数量的综合测度,其二为结合孩子数量和年龄构成的细化估值㊂本文所有测度均以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庭为参照,估计表中孩子为0的横行表示参照家庭水平,其等价尺度值为1㊂刘㊀娜,等:中国家庭育儿成本表2㊀2016年中国等价尺度估计家中孩子数及年龄构成CLDS数据CFPS数据全样本(N=8632)城镇(N=4249)农村(N=4383)全样本(N=5085)城镇(N=2221)农村(N=2864)A部分㊀Engel测度结果01111111 1.7309 1.8471 1.6728 1.7127 1.7774 1.69122 2.6631 3.0327 2.4874 2.6074 2.8080 2.5423 a0=0㊀a1=0㊀a2=0111111a0=1㊀a1=0㊀a2=0 1.3947 1.7352 1.1641 1.6608 1.7964 1.6109 a0=0㊀a1=1㊀a2=0 1.8296 1.7607 1.7652 1.7367 1.7925 1.7050 a0=0㊀a1=0㊀a2=1 2.1206 2.1033 2.3657 1.7941 1.6820 1.8691 a0=1㊀a1=1㊀a2=0 2.2682 2.7158 1.8265 2.5638 2.8623 2.4414 a0=1㊀a1=0㊀a2=1 2.6289 3.2442 2.4478 2.6486 2.6859 2.6763 a0=0㊀a1=1㊀a2=1 4.4487 3.2918 3.7119 2.7697 2.6800 2.8328 a0=2㊀a1=0㊀a2=0 1.7290 2.6765 1.2045 2.4517 2.8686 2.3065 a0=0㊀a1=2㊀a2=0 2.9755 2.7557 2.7698 2.6809 2.8560 2.5841 a0=0㊀a1=0㊀a2=2 3.9972 3.9322 3.9746 2.8613 2.5148 3.1054 P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20.09380.13530.06480.14650.18630.1338 B部分㊀Rothbarth测度结果01111111 1.6214 1.5411 1.6225 1.5654 1.5387 1.52432 2.3367 2.1112 2.3400 2.1782 2.1046 2.0654 a0=0㊀a1=0㊀a2=0111111a0=1㊀a1=0㊀a2=0 1.6718 1.5834 1.6716 1.5660 1.5391 1.4903 a0=0㊀a1=1㊀a2=0 1.5740 1.5388 1.5698 1.5547 1.5296 1.5448 a0=0㊀a1=0㊀a2=1 1.6396 1.5007 1.6565 1.5919 1.5615 1.5551 a0=1㊀a1=1㊀a2=0 2.3391 2.1658 2.3325 2.1641 2.0925 2.0464 a0=1㊀a1=0㊀a2=1 2.4366 2.1122 2.4613 2.2159 2.1363 2.0601 a0=0㊀a1=1㊀a2=1 2.2941 2.0527 2.3116 2.2000 2.1231 2.1354 a0=2㊀a1=0㊀a2=0 2.4845 2.2286 2.4836 2.1798 2.1056 1.9743 a0=0㊀a1=2㊀a2=0 2.2023 2.1048 2.1906 2.1486 2.0796 2.1212 a0=0㊀a1=0㊀a2=2 2.3897 2.0018 2.4392 2.2526 2.1675 2.1496 P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20.49750.55300.51110.53250.59550.5716㊀㊀注:1.a0为0 5岁孩子数,a1为6 11岁孩子数,a2为12 17岁孩子数,下表同;2.Panel A采用Engel方法(以家庭食品支出比为福利标准),Panel B采用Rothbarth方法(以成人商品支出额为基准);3.受数据限制我们参照迪顿和缪尔波尔的做法[4]用家庭非食物支出作为成人商品;4.Engel测度和Rothbarth测度均以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庭为参照;5.表中所列P值和R2值为家庭孩子数总体回归相关值,区分不同年龄孩子数回归的P值和R2值与其相近,此处忽略㊂㊀㊀首先看A部分Engel模型测度结果㊂总体来看,分别利用CLDS和CFPS数据展开的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数值上十分接近㊁走势上基本趋同㊂CLDS数据分析显示,当家庭拥有1个孩子时,全样本等价尺度为1.7309㊂即相较于参照家庭,一孩家庭总支出将增加73.09%(0.7309)㊂当家庭拥有2个孩子时,全样本等价尺度为2.6631,意为以参照家庭为基准,两孩家庭总支出将增加166.31%(1.6631),其中每个孩子将使家庭总支出增加考察表明,城镇家庭育儿成本普遍高于农村家庭㊂以一孩家庭为例,CLDS数据测度显示城镇家庭总支出将较参照家庭增加84.71%,这高于农村家庭67.28%的增幅㊂CFPS数据结果则表明,相同情况下城镇家庭总支出将增加77.74%,同样高于农村家庭69.12%的增幅;再来看考虑孩子数目和年龄的细化估值㊂测度表明,随着孩子年龄逐步增大,家庭总支出会逐步增加,家庭将为年龄较大的孩子支付相对更多的成本㊂这一结果与我们的日常感知是一致的㊂以CFPS数据全样本为例,若家中分别增加年龄为0 5岁㊁6 11岁㊁12 17岁的1个孩子,则家庭总支出水平将较参照家庭分别提高66.08%㊁73.67%和79.41%㊂若分别增加三个年龄段中相应年龄段的2个孩子,则家庭将因每个孩子而分别增加72.59%㊁84.05%和93.07%的总支出㊂可见,我国二孩家庭育儿边际成本相较一孩家庭更高,并没有展现出成本上的 规模经济 ㊂B部分Rothbarth测度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数值上较Engel测度普遍更低㊂两种方法分析结果总体趋于一致,但因采用家庭非食物支出而非烟㊁酒等确切成人商品来展开分析,细分孩子数量和年龄的Rothbarth估计并没有Engel测度稳定㊂结合Rothbarth及Engel 测度结果,我们至少可以证实以下三个基本结论:其一,与参照家庭相比较,有孩家庭的家庭总支出水平普遍更高㊂其二,家庭为孩子支付的经济成本随孩子年龄的增大和孩子数目的增加而逐步提升㊂其三,二孩家庭育儿边际成本普遍高于一孩家庭㊂然而,利用CLDS和CFPS数据分别展开的Rothbarth估计却在城乡对比上展示了与Engel测度不完全一致的结果,城镇家庭等价尺度与农村家庭等价尺度孰高孰低未有定论㊂排除数据自身的抽样差异,这仍可能与上述Rothbarth测度中采用家庭非食品支出表征成人商品消费额可能引致偏误有关㊂后续我们的研究还发现,我国城乡家庭间存在着基于人口特征的差异化支出偏好,城乡家庭对不同福利指标的敏感度不同也可能引致城乡对比分析结果不稳定㊂现有利用等价尺度方法测度孩童抚育成本的国际研究也主要基于Engel测度和Rothbarth 测度展开㊂文献显示,以参照家庭新添1个孩子为例,20世纪末英国家庭的等价尺度水平在1.39(Engel)与1.26(Rothbarth)之间㊁澳大利亚家庭等价尺度在1.502(Engel)与1.180(Rothbarth)之间[16]㊂而1981年的希腊家庭,0 5岁孩童等价尺度为1.299(Engel)与1.091(Rothbarth)之间,6 13岁孩童等价尺度为1.352(Engel)与1.130(Rothbarth)之间[17]㊂在同样重视孩童教育的近邻日本,基于1993年至1999年数据估算的家庭等价尺度Rothbarth测度在1.386 1.475之间[18]㊂这些文献测度结果均展示出Engel测度值高于Rothbarth测度值,以及孩童抚育成本随着孩子年龄增加而升高的基本特征,这与本文的测度结果一致㊂但我们利用2016年CLDS 数据获得的1.7309(Engel)与1.6214(Rothbarth)㊁CFPS数据测度的1.7127(Engel)与1.5654(Rothbarth)与前述各国在20世纪末测度的等价尺度相比,在绝对数值上是明显更高的㊂然而,跨度几十年的国别数据使各测度结果间没有完全的可比性,数据的缺乏亦使我们无法查询㊁测算中国更早时期的育儿等价尺度以展开对比㊂但近期有报告显示,20世纪以来孩童抚育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均有显著提升,且着重表现在孩童照护服务价格上涨和孩童㊃06㊃。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迪顿著作
• 中信出版社曾出版他的书《胜利大逃亡：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 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英文原版为The Great Escape: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福布斯中文网曾作书评： 经 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到底有没有让社会更加平等？面对整个千古命 题，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的论述让人耳目一新。工业革命以 来东西方的“大分流”造就了国际间巨大的不平等。西方逐步逃过了 贫穷和疾病，而南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儿童活到五岁的概率只比1918年 的伦敦孩子高一些。这种不平等也很快蔓延到了发达国家内部，比如 美国。 如何帮助这些落后国家，落后的区域？迪顿分析，直接援助已 经失效了：“一个好的ZF需要和当地人民和国家之间达成一份契约， 而外国援助瓦解了这种契约，因为维持这个ZF的经济来源不是来自国 内”。书中揭示的一个事实是，许多人期待ZF出面为人民带来繁荣和 平等，却忘记了政治自己本身的利益。 给予制药公司一定的激励帮助 他们开发不够盈利的药物，开放移民和贸易政策，取消限制才能有助 于缓解这些不平等。 • 主要著作还有：《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了解消费》、《家庭调 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伟大的印ch Medal获得者
• Angus Deaton 为普林斯顿大学世界级微观经济大牛，美 国经济协会(AEA）前主席，著作等身，获奖无数，包括 Frisch Medal（奖给Econometric近五年最佳论文作者） • 迪顿：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计量双塔之一 • Angus Deaton, 英国人，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座教 授（Dwight D. Eisenhowe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他1983年从英国来到美国发展， 1983年至今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任教。他在英国就 展现了过人的计量才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影响 力无人可比。Angus Deaton微观经济学造诣很深，因此 他偏重于微观计量。为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双塔之一。
电影搏击俱乐部中的经典台词
电影搏击俱乐部中的经典台词搏击俱乐部讲述了生活苦闷的泰勒为了找寻刺激与好友杰克组成“搏击俱乐部”，在那里他们可以把一切不快的情绪宣泄，借着自由搏击获得片刻快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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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击俱乐部经典台词欣赏1、That old saying,how you always hurt the one you love? Well,it works both ways.俗话说，人们总会伤害他所爱的人，其实人们也会爱上他所伤害的人。
2、Between those huge,sweating tits that hung enormous the way you'd think of god's as big.头被埋在这么大的奶子中间，不禁认为上帝的胸部也很壮观。
3、Echo:I could't sleep. I could't sleep. Everyting's far way. With insomnia, nothing's real. Everyting's a copy of a copy of a copy.失眠症让我感受不到真实，一切都很虚幻，事情都成了相同的拷贝。
4、We used to read pornography. Now it was the horchow collection.以前我们看色情图片寻找刺激，现在是看产品目录。
5、Lost in oblivion,dark and silent and complete. I found freedom. Losing all hope was freedom.不顾一切，感到黑暗，沉默和完整。
我找到了自由，抛开所有希望就是自由。
6、I wasn't really dying. I wasn't host to cancer or parasites. I was the warm little center. That the life of this world crowded around.我没有绝症，也没有癌症或是寄生菌。
安格斯·迪顿经济思想介评
安格斯·迪顿经济思想介评
安格斯·迪顿荣获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有三个方面:1、对在给定时间点上商品的需求做出新的分析,主要是构建了 AIDS需求系统;2、对消费的个体数据的使用及加总为总消费方法的重新审视和评价;3、对发展中国家福利主要是对穷人生活标准的测量与分析。
他提出的AIDS需求系统及其后续扩展,被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和实际政策的评估。
他对总消费问题的研究,对代表性消费者的批判,他倡导的对特有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下的个人动态消费行为的分析,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参照。
他对发展中国家福利测量的分析,在微观基础分析上摆脱了备受诟病的困境,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研究。
安格斯迪顿的经济思想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其可以借鉴的思想和方法主要有:首先,由于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因而稳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当期收入,是扩大消费的重要方法,其次,在制定消费政策的时候,应加强对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制定有所区别的政策,才能使消费政策更加行之有效,再者,他关于消费者在限制借贷的情况下的最优跨期消费行为的论述,适用于分析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者的消费行为。
与此同时,他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对我国正在开展的“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中的扶贫开发工作也有启示,他关于贫困度量的思想,他关于外来援助对解决贫困毫无帮助的思想,启示我们在开展扶贫开发工作时,特别是在扶贫项目的安排和资金的使用时,应注意做好贫困地区贫困状况的评估工作,并注意扶贫项目实施应具备的必要条件。
安格斯 迪顿
学术成就
(一)关于家庭行为的研究
安格斯·迪顿迪顿关于家庭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消费以及储蓄等方面。其标志性著 作是和米尔鲍尔（J.Muellbauer）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1980a）。书中迪顿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 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和总结，阐述了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经济理论以及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对模 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都力求做出合理的解释。通过引入现代消费行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对偶理论，着重讨论了这一 理论在福利经济学和计量分析中的应用。之后，他们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几近理想的需求 系统》（1980b）的论文。2011年该文入选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 他们根据斯通（Stone）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鹿特丹（Rotterdam）支出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translog model）的函数逼近方法，提出了一个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这个模 型除了具有鹿特丹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一般特性外，还非常接近线性，比较容易估计和预测;它可以对任意的需 求系统给出一个一阶近似，具有与已知家庭预算数据相一致的函数形式，能够较好地满足消费者选择公理。AIDS 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工具，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如用来解释福利经济学、政 府购买的消费效应、各种政策制定及影响等，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后来这一系统被称为迪顿-米尔鲍 尔系统，目前该系统已经成为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标准。
盘点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盘点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69-2017）【2017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行为金融学奠基者，芝加哥大学教授，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塞勒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与决策心理学。
在行为金融学方面，塞勒研究人的有限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
【2016年经济学诺奖得主哈特】Oliver Simon Arcy Hart，美国经济学家，他关注契约理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和法律经济学等研究领域，是合同理论、现代厂商理论和公司财务理论的创立者之一。
专著《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是其代表作，书中他进一步发展了产权理论，提出了“不完全合同”理论。
【2016年经济学诺奖得主霍姆斯特罗姆】霍姆斯特罗姆现任麻省理工学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教授，是一位知名的微观经济学家，他最知名研究领域为契约和激励理论，特别是将相关理论用于公司，企业治理及金融危机期间流动性问题的研究。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安格斯·迪顿因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而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的主要观点是：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无效。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梯若尔】让·梯若尔（JeanTirole）教授，1953年8月9日出生于法国，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担任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同时在巴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兼职教授，并先后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1984年至今担任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杂志副主编。
因为他在“市场力量及管制”的分析方面取得的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奖。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尤金·法马、拉尔斯·彼得·汉森和罗伯特·席勒】他们因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取得显著成就而获此殊荣。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尔文·罗斯及罗伊德·沙普利】阿尔文·罗斯及罗伊德·沙普利因在稳定配置理论及市场设计实践上所作出的贡献而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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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贫困、健康以及福祉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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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顿之前主要是对收入、储蓄、价格等微观经济现象进行计 量分析的。后来他的研究集中在贫困、影响健康的决定因素、福 祉等方面。为此他专门写过一本《大逃亡》（大陆将其翻译为 《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
安格斯·斯图尔特·迪顿（英语：Angus Stewart Deaton，1945年10月 19日），苏格兰微观经济学家。他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Fettes College)，在那里他是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学赢得了他的学士、硕士 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担任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和研究 员，与理查德·斯通爵士和特里·巴克共事。他也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 经济学教授，1983年转到普林斯顿大学。目前，他是伍德罗·威尔逊学院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和国际 事务教授。 2015年由于“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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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 迪顿的主要经历 2005-2006，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 2006年10月，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 2007年，全美经济学会主席。 2009年12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 2011年，获BBVA基金会的经济、金融和管理知识先锋奖。 2015年10月12日，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 (二)、关于经济发展和价格波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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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顿于1980年代逐渐将其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发展问题上，并利用家庭调查数据解释各种发展政 策问题。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期间，他加入普林斯顿大学发展问题研究项目（the Research Programin Development Studies），并建立了一个对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团队，使得普林斯顿成为研究发展问题的 主要基地之一。通过在世界银行的工作，迪顿促成了生活标准测度调查（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s）的设计，从而取得很多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迪顿利用这些数据以及其他数据 开展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比如在男孩女孩之间进行资源分配时的家庭内部歧视，估计需求价格弹性 时质量和数量效应的差异，பைடு நூலகம்及规模经济和食品消费等。他在《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 方法》（1997）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的构建、适用的经 济计量分析工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发展政策问题。迪顿指出，家庭调查不仅能够提供各种受政策 影响的经济变量信息如价格，而且是一个研究相关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数据源。他利用这种家庭调 查研究方法，分析了科特迪瓦、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几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 策性问题。迪顿（2010a）认为家庭调查数据的数量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这些调查不仅提供了家庭 收入和支出数据，还提供了关于健康度量特别是人体测量学（anthropometrics）、婴幼儿死亡率以及 福祉和情感经验的自我报告数据。同时，经济发展的概念也从单一的真实收入增长扩展到包括健康福 祉等方面。经济发展因涉及到对低收入经济体（low-income economies）和生活在低收入经济体中人 群的研究，使得它不同于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领域。经济发展研究的特殊性可能使它更接近于劳动经济 学或者健康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安格斯· 迪顿的学术贡献
(一)关于家庭行为的研究
迪顿关于家庭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消费以及储蓄等方面。其标志性著作 是和米尔鲍尔（J.Muellbauer）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1980a）。书中迪顿对消费者行为 的研究范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和总结，阐述了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经济理论以及在 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对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都力求做出合理的解释。通过引入现代消费行为经 济学研究中的对偶理论，着重讨论了这一理论在福利经济学和计量分析中的应用。之后，他们又 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1980b）的论文。2011年该文入 选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根据斯通（Stone） 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鹿特丹（Rotterdam）支出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translog model）的函数逼 近方法，提出了一个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这个模型除了具 有鹿特丹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一般特性外，还非常接近线性，比较容易估计和预测;它可以对任 意的需求系统给出一个一阶近似，具有与已知家庭预算数据相一致的函数形式，能够较好地满足 消费者选择公理。AIDS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工具，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经 济分析中，如用来解释福利经济学、政府购买的消费效应、各种政策制定及影响等，具有较强的 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后来这一系统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目前该系统已经成为消费者需求 实证分析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