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大学生田永北大学生刘燕文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
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
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对这个案子，我一直是抱着一个特别兴奋的态度来看的，当然兴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本案跟自己所服务的这所大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大学的毕业生状告自己我们的大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更令人兴奋的一点是，被告与原告分别由我的同事和――在一个不严格的意义上讲――我的学生代理，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一争高下，这的确很令人开心。
当然刚才两位原告的代理人和我们被告人的代理律师，两家都澄清了一些观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澄清，是关于职务和承担职务的特定人的分离。
我想律师这样一个职业是非常特殊的，像湛老师刚才所说的一番话，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
当然他的同情心我也是很能理解的，昨天他还跟我说，一方面自己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有着无比的爱心和无比的同情心，让自己的在法庭上与自己所在学校的毕业生对垒，常常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角度错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律师必须为自己客户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客户利益而作斗争。
这两种角色相互分离，我记得孟子曾经说过职务和与人之间区分的道理，这里则更是两种职务角色的冲突。
不知道职务与人之间的分离是不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非常重要原理？湛老师刚才说希望一审的时候代理被告，二审时代理原告。
我想，他实际上可以这样，同一审级的时候，就可以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在这边辩论一会儿，在那边辩论一会儿，自己与自己打架。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对于这起诉讼，我曾经有一点顾忌，那就是，担心外部权力借此机会，以司法的名义干涉大学的独立，对学术自由与独立是否会产生某种不良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说，是担心司法权会过度行使。
我们都记得法国的托克维尔讲过，在美国任何政治性的事务都可能变化为法律的问题，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
如今强调依法治国，可能人们会以为法院管的事务越宽越好。
但我还是有点顾忌大学的自主、大学的独立跟法院的权力直接进入大学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
按照何兵先生的话来说，司法的阳光照耀到科学的殿堂，司法的阳光绝对不仅仅是阳光，有时可能是粗暴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急风暴雨，有可能对科学的殿堂有某种负面的影响，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行政判决书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4号原告刘燕文，男，35岁，汉族，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住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1条9号。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委托代理人何兵，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被告北京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法定代表人许智宏，校长。
委托代理人周其凤，男，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湛中乐，男，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告刘燕文诉被告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一案，原告刘燕文于1999年9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99年11月19日和199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于1999年12月17日当庭宣判。
原告刘燕文与其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被告北京大学的委托代理人周其凤、湛中乐到庭参加了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大学于1995年1月不予颁发刘燕文博士毕业证书，向其颁发了研究生结业证书。
原告刘燕文诉称，其原是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92级博士研究生。
1996年初，其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全票通过了论文答辩，并通过了系学位委员会的审查，但不知何故没有通过学校学位委员会的审查，学校向其颁发了结业证。
同时，原告认为，其在博士生学习期间，已在国际最权威的科学文献索引（SCI）收录的重要刊物Nucl.Instr.and Meth.(现已被SCI和EI同时收录)上发表一篇论文，并已得到国外学者重视。
在一级学报——《中国激光》（此文已被国际工程索引EI收录）、《北京大学学报》（此文已被国际电子工程文摘EEA 收录）、《真空科学与技术学报》上发表三篇论文。
以上四篇论文全部是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且各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决无重复。
北京大学现在的新规定里才刚刚注明博士生必须在一级学报上发表或接受发表两篇以上论文（包括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
行政法热门案例
行政法热门案例那我给你讲个行政法里挺热门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吧。
田永呢，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学生。
这事儿啊，就像是一场校园里的“权利大作战”。
学校因为田永某些违反校规校纪的事儿，就决定不给他发毕业证和学位证了。
这田永可就不干了啊，他觉得学校这么做不合理。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呢，这里面就涉及到学校到底是个啥性质的主体。
学校虽然是教育机构，但在管理学生的时候，行使的很多权力其实有着类似行政权力的性质。
就好比学校像个小小的“行政王国”，对学生有着各种管理权力。
田永觉得学校在处理他这个事儿的时候，没有遵循正当的程序。
比如说，可能没有给他足够的申诉机会，就像一场比赛，还没等他好好为自己辩解呢，就直接判他输了。
这就不符合行政法里要求的正当程序原则。
而且啊，毕业证和学位证对于一个学生来说，那可太重要了，这关系到他以后的工作、生活等好多方面。
就像战士的勋章一样，要是莫名其妙被剥夺了，谁能乐意啊？这个案子在行政法领域很热门，因为它让大家开始思考学校的管理权力边界到底在哪，在行使这些权力的时候，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怎么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这就像在模糊的地带划了一条线，让大家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行的。
还有个“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案”也很有趣。
汇丰公司按照规定盖楼，楼都快盖好了，这哈尔滨市规划局突然说不行，你这楼不符合规定，得改。
这就好比你按照菜谱做菜，菜都快出锅了，有人跑过来说你这个菜的做法不符合标准，得重新做。
汇丰公司肯定不服啊，就开始和规划局打官司。
这里面就涉及到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依据和程序的问题。
规划局说楼不符合规定，那你当初审核的时候咋没发现呢？这就涉及到行政机关的公信力。
而且规划局让汇丰公司改楼，那给汇丰公司造成的损失咋算呢？这就像是一场行政机关和企业之间的“掰手腕”，看谁的道理更硬。
在行政法里，这个案子就引起了大家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合理行政的重视。
行政机关不能想一出是一出，今天说行，明天说不行，得有个准儿，还得按照法定的程序办事，要不然企业的权益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刘燕文诉北大
分析
• 自由不能成为拒绝司法的理由。法律是用来调节 自由不能成为拒绝司法的理由。 社会各方利益，规范社会各种行为的。 社会各方利益，规范社会各种行为的。 • 当事人的自愿决定尚且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行政 当事人的自愿决定尚且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行为这种双方地位明显不平等的行为更加需要法 律的规范。 律的规范。 • 就本案而言，学位证书的发放并非学术自由的问 就本案而言， 而是教育管理的纠纷。 题，而是教育管理的纠纷。 • 我国这种学位评价制度并非国际通例，而是行政 我国这种学位评价制度并非国际通例， 权力无所不及这一历史现象的遗留， 权力无所不及这一历史现象的遗留，是教育行政 学术行政化的表现，在当前的国情之下， 化、学术行政化的表现，在当前的国情之下，我 们要做的正是加强对这种行政行为的监督与制约。 们要做的正是加强对这种行政行为的监督与制约。
二、法律疑点与法理解析
疑点一： 疑点一：学位委员会的构成
•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条：“学位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条： 文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 文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组 织答辩，就是否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做出决议。 织答辩，就是否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做出决议。 决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2/3以上通过， 决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2/3以上通过， 2/3以上通过 报学位评定委员会。 报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对学位 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决议， 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决议， 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 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 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 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 • 《北京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第十九条：“学 北京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第十九条： 校成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主要在 校成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主要在 指导博士研究生的教授中遴选， 指导博士研究生的教授中遴选，并有学校有关党 政领导干部参加。 政领导干部参加。”
刘燕文案(行政判例2)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刘燕文系北京大学92级无线电电子学系电子、离子与真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4年4月27日，刘燕文通过北京大学安排的笔试考试，并于当年5月10日通过了博士研究生综合考试，成绩为良。
之后，刘燕文进入博士论文答辩准备阶段。
1995年12月22日，刘燕文提出答辩申请，将其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光电阴极研究》提交学校，由学校有关部门安排、聘请本学科专家对该论文进行评阅和同行评议。
其中，同行评议人认为论文达到博士论文水平，同意答辩；评阅人意见为“同意安排博士答辩”。
1996年北京大学论文学术评议、同行评议汇总意见为“达到博士论文水平，可以进行论文答辩。
”1996年1月10日，刘燕文所在系论文答辩委员会召开答辩会，刘燕文经过答辩，以全票７票通过了答辩。
系论文答辩委员会作出决议“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建议刘燕文对论文作毕业的修订。
”1996年1月19日，刘燕文所在系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博士学位，应到委员13人，实到委员13人，同意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者12人，不同意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者1人，表决结果为：建议授予博士学位。
1996年1月24日，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第41次审议，应到委员２１人，实到委员１６人，同意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者６人，不同意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者７人，３人弃权，该次会议将３票弃权票计算在反对票中，其表决结果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
之后，北京大学据前一个表决结果颁发给刘燕文博士研究生结业证书，而不是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刘说，他研究的这个东西，搞物理的人，如果不专攻电子学，不懂；攻电子学的人，如果不攻光电，不懂；攻光电研究的人，如果专攻阳极而不是阴极，也不太搞得懂。
依他的说法，国内了解他研究内容的，廖廖无几。
他的导师是光电阴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金德。
但在北京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上，判定他论文不合格的，竟是一群“物理盲”。
这些委员会都是什么人呢？后来法庭调查发现，这十六人分别是文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化学家……，只有一人是物理学家。
行政案例分析之一田永案
何谓正当程序？ ——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行政程序法律 制度最起码应当满足的要求。
源于英国“自然正义”理念和美国“正当法律 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与法定程序之关系？
自然正义理念 （1）任何人不得成为审理自己案件的法官。 （2）公正地听取利益受到不利决定影响的当 事人的意见。
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修正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源于19世纪君主立宪时 代的德国，是指“人基于特别原因，即法律的 直接规定，或自主同意，服从于国家或公共团 体的特别支配权这样一种关系”。
主要特征： 1、强调公法主体地位的优越性，相对人不享受 公民的基本权利 2、不实行法律保留原则 3、无法寻求司法救济。
教育行政类案件
相关案例：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 诉讼案 ； 刘燕文不服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案等； 法律问题： 1、能否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高等学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 3、法院审查强度（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司法审查之间
的关系） 4、对该类案件处理的反思
一、能否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公民受教育权遭受侵犯能否获得行政诉 讼的救济？ 受教育权的法律属性 受案范围的确立标准和规定方式
《司法解释》D58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 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 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 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 责任。”
第二，取消入学资格决定、开除决定等是否为 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此类行为属于内部行政行为还是外部行政行为？
《行政诉讼法》 D12“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不属于行政诉讼的 受案范围”
“田勇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讨论总结
“田勇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讨论总结行政法课上，我们班就关于“田勇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的案情及相关行政法问题进行了讨论，使我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体、法律的适用及程序有了进一步了解，获益良多。
具体案情：原告田勇为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在临近毕业时，作为被告的北京科技大学才通知田勇所在系部，以其不具备学籍为由，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
请求判令被告：一、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二、及时有效为其办理毕业派遣手续；三、赔偿经济损失3000元；四、在校报上公开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五、承担本案诉讼费。
而被告辩称：原告田勇违反本校《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中的规定，在考试补考中夹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发现，学校决定对田勇按退学处理，通知有关部门给其办理退学手续。
但据调查，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勇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勇办理退学手续，田勇继续在该学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调查审理后判决：一、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向田勇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二、北京科技大学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田勇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三、北京科技大学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田勇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北京科技大学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们主要就案情讨论了四个问题，两个班级互相辩论和补充。
第一个问题：本案的审理与判决是否适用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本案的审理与判决适用了行政法的合法原则、合理原则、程序正当原则和信赖原则。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19XX年岁末，随着刘燕文以一纸诉状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这桩后来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诉讼拉开了序幕。
[1] 在此后的两次开庭审理中，双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而经由这个案件引起的极其广泛而热烈的思考和讨论，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案件本身，直接和深刻地触及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
[2] 本文试图从该案出发，对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并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提出相应建议。
本文将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论述：1、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2、受案范围问题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救济；3、正当程序；4、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及其职责；5、投票表决及计算问题；6、诉讼时效； 7、毕业证问题。
一、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
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3] 下面，就将围绕学校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
法国行政法上，认为学校属于公立公益机构。
公立公益机构是一个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范围内提供一种或多种专门的公共服务，其有三个要求：专门服务，公共服务及人格化。
[4] 而法兰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学院校、公立中学和各中高教育学校等公立教育机构则均属于国属公立公益机构。
[5] 因此，它们属于公务法人的范畴，和地方团体以及国家一样，是一个行政主体。
[6] 那么，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地位有什么区别呢？韦德在《行政法》一书中认为，如果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归入行政法的范畴，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则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学生针对这种大学的权利便取决于契约。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行政判决书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4号原告刘燕文，男，35岁，汉族，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住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1条9号。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委托代理人何兵，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被告北京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法定代表人许智宏，校长。
委托代理人周其凤，男，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湛中乐，男，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告刘燕文诉被告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一案，原告刘燕文于1999年9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99年11月19日和199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于1999年12月17日当庭宣判。
原告刘燕文与其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被告北京大学的委托代理人周其凤、湛中乐到庭参加了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大学于1995年1月不予颁发刘燕文博士毕业证书，向其颁发了研究生结业证书。
原告刘燕文诉称，其原是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92级博士研究生。
1996年初，其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全票通过了论文答辩，并通过了系学位委员会的审查，但不知何故没有通过学校学位委员会的审查，学校向其颁发了结业证。
同时，原告认为，其在博士生学习期间，已在国际最权威的科学文献索引（SCI）收录的重要刊物Nucl.Instr.and Meth.(现已被SCI和EI同时收录)上发表一篇论文，并已得到国外学者重视。
在一级学报——《中国激光》（此文已被国际工程索引EI收录）、《北京大学学报》（此文已被国际电子工程文摘EEA 收录）、《真空科学与技术学报》上发表三篇论文。
以上四篇论文全部是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且各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决无重复。
北京大学现在的新规定里才刚刚注明博士生必须在一级学报上发表或接受发表两篇以上论文（包括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
田永退学案
田永退学案校规与法律的冲突因学校未按规定颁发其毕业证及学位证，田永在1998年10月将母校诉上法庭。
此案被誉为中国行政法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该案的审理，促进了高校教育管理领域的法制化，同时也对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调整产生了很大影响。
考试想作弊，这种微妙心理在学生中间并不少见，考场上抓几个现行似乎也不足为怪。
但北京科技大学94级学生田永考试被抓，却引起了轰动——学生告母校的官司由此拉开帷幕。
学校：这种“不规矩”是作弊行为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的学生田永，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９日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时，在厕所被监考老师跟踪发现有作弊嫌疑——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掉在了地上。
虽未抓到“正在偷看”的直接证据，但监考老师还是按考场纪律，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
北京科技大学有这样一条校规：“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
对田永在厕所内的“不规矩”行为，学校拿出了这条校纪。
但是，学校在作出退学处理并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以后，并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结果，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田永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正常学习及活动。
学校每年正常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永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并通过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
1996年3月，田永的学生证丢失，未进行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学校还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
田永在该校学习的4年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设计及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全班第九名。
但是，1998年６月，学校以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向其颁发毕业证。
田永所在的应用学院化学系认为，他符合大学毕业和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由于学院正在与学校交涉田永的学籍问题，故在向学校报送田永所在班级的授予学士学位表时，暂时未给田永签字，准备等田永的学籍问题解决后再签，学校也因此没有将田永列入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内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高校和学生纠纷行政诉讼案例选编
高校和学生纠纷行政诉讼案例选编一、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原告∶田永，男，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委托代理人∶马怀德，北京市大通——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雅申，北京市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
法定代表人∶杨天钧，校长。
委托代理人∶张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委托代理人∶李明英，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原告诉称：我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参加学习和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并且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
然而在临近毕业时，被告才通知我所在的系，以我不具备学籍为由，拒绝给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
被告的这种作法违背了法律规定。
请求判令被告：一、为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二、及时有效地为我办理毕业派遣手续；三、赔偿我经济损失3000元；四、在校报上公开向我赔礼道歉，为我恢复名誉；五、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原告田永违反本校《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068号通知）中的规定，在补考过程中夹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监考教师发现，本校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通知校内有关部门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给田永本人的通知，也已经通过校内信箱送达到田永所在的学院。
至此，田永的学籍已被取消。
由于田永不配合办理有关手续，校内的一些部门工作不到位，再加上部分教职工不了解情况等原因，造成田永在退学后仍能继续留在学校学习的事实。
但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默许田永继续留在校内学习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证明田永的学籍已经恢复。
没有学籍就不具备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毕业条件，本校不给田永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不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是正确的。
法院应当依法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下属的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取得本科生学籍。
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
课堂笔记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法律思考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教学设计的法律思考一、案情简介。
1998 年,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受理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
该案的受理和最后裁决在理论界惹起了宽泛关注和深入商议。
案件原告田永是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 94 级学生。
1996 年 2 月参加电磁学的课程补考时，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洗手间，纸条掉了出来，被随从的监考老师发现，诚然没抓到正在抄袭的直接凭据，但监考老师仍是按考场纪律，将其考卷以零分计算。
北京科技大学依照该校“ 068 号”文件《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第3 条第 5 项的规定 , 决定对田永按休学办理 , 并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
但是 , 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到改正学籍通知 , 也未给田永办理休学手续。
田永连续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修完了四年的本科课程 , 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
周边毕业时 , 北京科技大学相关部门以原告田永不拥有学籍为由 , 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
原告田永认为被告行为违纪 , 入侵了其基本权益 , 央求法院撤掉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决定。
一审受理案件的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裁决：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应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并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查；与此同时，被告北京科技大学还应执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永毕业派遗的相关手续的职责。
二审法院驳回了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上诉，保持了一审问决。
二、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
1．行政诉讼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行家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瓜葛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可否稳定，以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
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 条规定：“公民、法人也许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详尽行政行为入侵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1999年岁末，随着刘燕文以一纸诉状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这桩后来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诉讼拉开了序幕。
[1] 在此后的两次开庭审理中，双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而经由这个案件引起的极其广泛而热烈的思考和讨论，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案件本身，直接和深刻地触及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
[2] 本文试图从该案出发，对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并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提出相应建议。
本文将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论述：1、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2、受案范围问题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救济；3、正当程序；4、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及其职责；5、投票表决及计算问题；6、诉讼时效；7、毕业证问题。
一、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
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3] 下面，就将围绕学校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
法国行政法上，认为学校属于公立公益机构。
公立公益机构是一个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范围内提供一种或多种专门的公共服务，其有三个要求：专门服务，公共服务及人格化。
[4] 而法兰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学院校、公立中学和各中高教育学校等公立教育机构则均属于国属公立公益机构。
[5] 因此，它们属于公务法人的范畴，和地方团体以及国家一样，是一个行政主体。
[6] 那么，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地位有什么区别呢？韦德在《行政法》一书中认为，如果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归入行政法的范畴，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则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学生针对这种大学的权利便取决于契约。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讲解
裁判要点1.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因违反校规、校纪而拒绝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受教育者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2.高等学校依据违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的校规、校纪，对受教育者作出退学处理等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高等学校对因违反校规、校纪的受教育者作出影响其基本权利的决定时，应当允许其申辩并在决定作出后及时送达，否则视为违反法定程序。
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基本案情原告田永于1994年9月考取北京科技大学，取得本科生的学籍。
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电磁学课程的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
考试中，去上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
监考教师虽未发现其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根据原国家教委关于严肃考场纪律的指示精神，于1994年制定了校发（94）第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简称第068号通知）。
该通知规定，凡考试作弊的学生一律按退学处理，取消学籍。
被告据此于1996年3月5日认定田永的行为属作弊行为，并作出退学处理决定。
同年4月10日，被告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退学处理决定和变更学籍的通知未直接向田永宣布、送达，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以该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
1996年9月，被告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之后每学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永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由其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
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应用水平测试BASIC语言成绩合格证书。
被告对原告在该校的四年学习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毕业实习、毕业设计及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为全班第九名的事实无争议。
蔡小雪‖艰难地推进——从刘燕文诉北大案谈起
蔡小雪‖艰难地推进——从刘燕文诉北大案谈起1999年12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区法院）就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拒绝颁发博士学位证一案作出一审行政判决。
该判决撤销了北大1996年1月为刘燕文颁发的博士研究生结业证书，并责令北大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向刘燕文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该判决作出之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对法院审理此案的争议文章。
200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内部简报中刊载了该判决的主要内容，并摘要了对法院审理此案争议的主要观点。
最高法研究室主任杨润时读后，在该期简报上批注：“转行政庭研究处理。
”庭领导将此件批由当时我负责的综合组处理。
此时正是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结束不久，杨临萍同志从综合组调到申诉组，段小京同志调入综合组。
因刚开完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甘雯同志主要负责起草此次会议中多位领导人讲话，会后需要将主要领导的讲话编辑成文件，下发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工作量很大，无时间办理此件。
段小京刚从其他组调到综合组，对处理此类问题不熟悉，因此此件只能由我承办。
我通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行政庭调来一审判决书及相关材料，并查到了报刊上登载的相关文章后，我首先阅读了海淀区法院作出的一审行政判决。
被告北大在答辩中提出，北大于1996年1月24日作出拒绝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决定的，时隔三年半之后，刘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期间，法院不应受理，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该判决书中反映出，原告称发结业证书后，曾向北大多次询问，北大给予的答复是无可奉告。
其又向校长反映，得到的答复是“研究一下”，但此后再无下文。
原告向国家教委学位办公室反映，学位办说已责成北大给予答复，此后又无下文。
原告刘燕文称，其1997年向法院起诉，未被受理。
起诉前期通知了学校，学校仍不管。
原告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向法院提起诉讼。
该判决书中所确定该案争议的焦点有五项内容：1.高等学校在博士学历管理中的职责；2.取得博士毕业证书的条件；3.颁发博士毕业证书的程序；4.不予颁发刘燕文博士毕业证书的事实根据；5.以上问题所依据的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及一般规范性文件。
田永案例分析
田永案例分析【篇一：田永案例分析】教育行政类案件教育行政类案件?? ?? 相关案例：相关案例：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诉讼案；；刘燕文不服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案等；刘燕文不服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案等；法律问题法律问题?? ?? 法律问题：法律问题：1 1、能否纳入行政诉讼的、能否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受案范围？？2 2、高等学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中的、高等学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3 3、法院、法院审查强度审查强度（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司法审查之间（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司法审查之间的关系）的关系）4 4、对该类案件处理的、对该类案件处理的反思反思被告？？一、能否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能否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公民受教育权遭受侵犯能否获得行政诉第一，公民受教育权遭受侵犯能否获得行政诉讼的救济？讼的救济？受教育权的法律属性受教育权的法律属性受教育权的法律属性受教育权的法律属性受案范围的确立标准和规定方式受案范围的确立标准和规定方式第二，取消入学资格决定、开除决定等是否为第二，取消入学资格决定、开除决定等是否为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此类行为属于内部行政行为还是外部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d12d12 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教育法教育法》》 d42 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
或者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
d42 受教育者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受教育者享有对学校给予的提出申诉提出申诉对对特别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理论的修正修正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源于19世纪君主立宪时代的德国，是指人基于特别原因，即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自主同意，服从于国家或公共团体的特别支配权这样一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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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学生田永北大学生刘燕文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
原告田永是北科大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
田永中途去厕所，纸条掉出，被监考老师发现。
监考老师虽末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
北科大以田永违反该校制定的(94)第068号文件——《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为由，决定对田永作出勒令退学的处理。
但是该退学处理决定并未得到实际执行，即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末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在此后约二年中，原告田永继续在该校以一名正常学生的身份参加学校的学期注册，交纳学费。
继续享受学校补助金和使用学校各项设施，包括校医院、图书馆、教室。
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各科的考试，修完了所有学分并参加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先后领取了英语、计算机毕业设计等成绩的合格证书。
1998年6月临近毕业，北京科技大学以原告田永已作退学处理，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和派遣证等，也没有将田永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于是田永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要求母校为他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要求母校向他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等，最终田永胜诉。
该案曾引起法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
北大学生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为行政诉讼被告案。
2000年，几百名北大学生在海淀区法院鼓掌欢呼，庆祝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
一审胜诉，两位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在北大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1996年初，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和系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批后，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
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委员21人，表决时到会16人，表决结果是7票反对，6票赞成，3票弃权。
北大认为赞成票未过半数，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发给其博士结业证书。
刘燕文得知后，曾经向北京大学多次询问，北京大学给予的答复是无可奉告。
刘向校长反映，得到的答复是“研究一下”，但此后再无下文。
为此，他也曾向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学位办公室反映，学位办说已责成北大给予答复，然而刘一直未得到消息。
刘燕文曾经于1997年向法院起诉，未被受理。
之后，他一直为此事奔波。
三年多来，学校、有关部门对此事一直没有明确说法，无奈之下，刘燕文向法院递交了诉状，并胜诉。
【提示与讨论】学生状告母校的现象始于1998年“田永状告北京科技大学”一案，紧接着原北大博士生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
两案原告相继胜诉(注：刘燕文案一审胜诉，二审以程序问题改判刘燕文败诉)。
由此在全国卷起了一阵“学生状告母校”的热潮，一向在人民心目中远离是非纷扰之地的圣洁的象牙塔的高校, 因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人格权等为由,频频被推上被告席。
在这阵热潮中，学生胜多败少，学校明显处于劣势。
显然，田、刘两案的胜诉让许多认为权利被侵害的莘莘学子们看到了希望，也成为该领域的判例。
通常认为学校作为事业单位几乎与行政诉讼被告无缘。
在实践中，众多的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42条中规定：“受
教育者有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这一条的规定，对学生因为学籍管理方面的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处理决定而直接起诉高等学校的不予受理，而是告知学生只能向学校的主管行政部门提起申诉。
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申诉部门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韩某状告财科研究所勒令退学案就属此类。
而西南某大学生李某直接以母校为被告提起不服该校行政开除学籍的行政诉讼，则被人民法院告之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属于该类型案件。
稍作分析，不难看出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学籍管理纠纷的解决出现的两难困境：即对学生的处理决定权实际上掌握在高等学校手里，而一旦通过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并不是高校，而是申诉机关，高校只是第三人。
这样，法院在审理时，当然只能审查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会审查高校行为。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有失偏颇；二十年前颁布的《学位管理条例》以及后来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对有关纠纷的解决途径也都没有明确规定。
换句话说，没有一部有关的教育法说学生可以起诉学校。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学校的公权无限膨胀，以至侵害学生的合法权益。
而海淀区人民法院直接以学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来受理田、刘两案是属全国首创。
其实，学校同样也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首先，很多大陆法系国家把高等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已确定为公法关系。
早在19世纪，
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就把国立高等学校界定为行政组织的一种，称之为“公务法人”或“公共机构”。
日本法则称之为“公共营造物”或“公共设施”。
从组织性质上看，这些国家都将国立高等学校定位为行使一定公权力的行政主体，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或服务是基于国家的公权力，两者之间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即一种特别权力关系，或称公权力关系。
正是这种权力色彩的原因，高等学校才可以对学生进行管理、命令，进而形成了命令与服从的特别不对等的关系。
也正是这种不对等的法律关系造成了学校和学生之间近年来发生许多法律纠纷。
其次，在我国学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基本原理在于它在行政法上具有行政主体地位，其途径在于法律、法规的授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1、按照规章自主管理；2、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3、招收学生及其他受教育者；4、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5、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第21条又规定：“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推公布。
”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教育法和学位条例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学校对学生在授予学位、学籍管理、招生等方面具有行政管理权，即高等学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
对其运用行政职权所为行为不服，无疑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