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陵寝制度

隋唐时期的陵寝制度一、“依山为陵”制度的沿续隋唐时期帝陵的建造，基本上沿袭汉朝“依山为陵”的制度。隋文帝杨坚死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同年十月与皇后独孤氏合葬于太陵。太陵位于今陕西省扶风县东南的五泉乡王上村旁。陵冢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底部面积为26560平方米。陵冢顶部平坦，呈长方形，东西长48米，南北宽38米。陵家底部四周已被挖掉3~5米，现残存东西长166米，南北宽160米。陵冢周围原筑有夯土城垣，现已基本毁坏，唯北城尚有残墙，长约130米，最高处1．2米，残存宽5．5米。夯层清晰，夯窝明显。经初步钻探，陵垣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垣墙的四角及中部都发现有大量的砖瓦残片，应是当时建有阙楼和城门的残迹遗存。唐代帝陵的建造自太宗昭陵始，基本上依山为陵。据统计，在唐朝18处帝陵中，除献陵、庄陵、端陵、靖陵四处位于平原外，其余都是利用山丘建造的。平面布局是在山陵四周筑方形陵墙围绕，四面辟门，门外设石狮，四角建角楼，陵前神道一般顺着坡势向南展延，神道上的门阙和两侧的人、兽雕像较前代增多。据文献记载，唐代依山为陵的作法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营建寿陵（即昭陵）时确立了这一制度。他对侍臣说：“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城便事。我看九峻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联实有经焉之理。”九峻山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处。山势突兀，海拔1888米。地处泾河之阴，渭河之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昭陵玄宫凿造于九峻山南坡腰间，从诞道至墓室进深250米，前后置5道石门。墓室内部“闲丽不异于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因山势陡峭，人员往来不便，故又顺山旁架设栈道，悬绝百仞，绕山300米始达墓门。对此，唐代大诗人杜甫在《重经昭陵诗》中描述道：“圣图天广大，宗祀目光辉。陵寝盘空曲，熊黑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自唐太宗昭陵后，乾、定、桥、泰、建、元、崇、丰、景、光、章、贞、简等13陵都是采用“依山为陵”的制度。其中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座。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西北6公里的梁山上。梁山海拔1049米，三峰丛立，气势雄伟，蔚为壮观。北峰最高，为陵之主体，与九峻山遥相比峻。南侧二峰较低，东西对峙，为陵寝南端的天然门阙，俗称“奶头山。”乾陵玄官位于梁山主峰南坡，拔地高度104米。隧道正南北向，斜及墓门，宽约3．78米，进深65米，全部用长约1．25米、厚约0．50米的石条迭砌。石条之间以5~10千克的铁栓嵌住，再将铁水灌注于五条和铁柱之间，上面夯土复盖，真可谓固若金汤。据初步估计，仅隧道至墓门石条就多达3000块左右。工程如此浩大，为关中唐十八陵中所仅见。二、“寝”制建筑的进一步扩大隋唐时期的“寝”，在过去寝殿、便殿和寝宫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其特点是把传统的‘履”分割开来，分造三处。以昭陵为例，首先在立宫的门顶上，建造有供墓主灵魂游乐之用的神游殿，其功能相当于汉代寝殿旁侧的便殿。其次在陵墓之前，南边墙垣的朱雀门以内，建有献殿。献陵又称“寝殿”，正对山陵，是朝拜献祭的大殿。另据《昭陵志》载：“高力士于太宗献殿见小梳厢一、柞木梳一、黑角篦子一、草根刷子一，叹日：‘此先帝首创义旗，新王皇报，遂身服用，惟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可知献殿除用于祭祀外，还是瞻仰墓主遗物的场所。献殿的规模较大，如近年在献殿遗址采集到一件安放在屋脊上的鸱尾，高1.5米，底长1米，宽0.65米，重约150千克。再次在山下琼台寺的旁边，建有供墓主灵魂饮食起居生活的寝宫（或称“下宫）。据元代李好文《长安图志》所载《唐昭陵图》可知，寝宫规模较献殿为大。经考古测定，昭陵的寝宫遗址面积，东西长237米，南北宽334米，呈长方形，周围墙基厚约3.5米。寝宫前有门闭。此外，昭陵还有祭台等建筑。祭坛设在山的北麓，玄武门内，南高北低，以五层台阶组成，略呈梯形，南三层台阶东西宽53.5米，南北长86.5米。祭坛陈列有唐贞观时期14个少数民族酋长的石像，现大多被毁。祭坛的东西庑房中还陈列浮雕石刻六骏。三、陵园制度的新发展唐代陵园的布局始于唐太宗的昭陵，至高宗乾陵时陵园的

平面布局已经定型。其基本布局是模仿唐都长安城的建制设计：墓室设在山南的半腰处，高踞陵园北部，为全陵的主体建筑，四周筑围墙，为内城墙；四面各辟一门，南面为正门，门外设神道，并增筑包砖土阙。内城墙以外设外城墙，南面有三道门，石刻群置于由南而北的第二、三道门之间。第一道门外分布着皇族和文武大臣的陪葬墓。内城南门内修筑献殿。乾陵陵园的平面布局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据《长安志图》记载，乾陵有内外两重城墙。内城为帝陵的围墙，又名皇城，总面积约229．3平方公里。从遗迹上看，城约为方形，东西为1450米，南北为1582米，墙厚2.5米；四角各有一个大土墩为角楼，四面城墙正中各开一门，门宽2.7米。门楼均为三出阙，一个为母阙，二个为子阙，属最高等级；为土木结构，楼基和墩台均系夯筑，外用砖包砌，墩台上建楼。门外各有石狮1对，北门加置6马。这一部分可视为唐长安城的宫城。自第一对门阙至第二对门阙之间，长约1公里，是陵墓的神道所在。南端门阙之内，以一对高大的神道石柱为标志，由南向北依次排列有：翼马1对，驼鸟1对，石马和牵马人各5对，石人10对，述圣记碑和无字碑各1块，61尊王宾像。这些列置的石象生象征着墓主出巡时的卤薄队伍，可视为长安城的皇城。第二与第三对门阙之间，约长2至3公里，星罗棋布地分布着皇亲贵戚及功臣们的陪葬墓，这一部分可视为唐长安城的外廓城。此外，秦汉“封土为陵”、以方形为贵的制度在唐代仍然存在。如唐高祖的献陵、唐敬宗的庄陵、唐武宗的瑞陵、唐僖宗的靖陵都是采用这一制度。四、严格而周密的陪陵制度唐代的陪陵制度沿袭汉代，始于唐太宗之时。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诏令：“自今已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贞观十九年，又“许陪葬者子孙从葬”。贞观二十年，唐太祖进一步规定了父祖陪陵、子孙从葬的制度。从此，陪陵遂成定制。成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给予“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的一种特殊待遇和荣誉。唐代陪葬墓的排列位置是依据死者的身份、政治地位及其与皇帝的亲疏关系而周密布置的。《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载其“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坟高四文以下，三丈以上”。但考古勘查情况与文献记载有一定的距离，并不完全相符。如在昭陵167座功臣贵成陪葬墓中，已确定墓主身份的57座陪葬墓，既不按文武分列，也不论官职之高低，而是基本上按照埋葬时间的先后，由北向南排列的。坟的高度也大致如此，除了长乐、新城、城阳三个长孙皇后摘生的公主外，其他庶出的皇子、公主、妃子墓葬规制一般都没有超过功臣的墓葬。陪葬墓的外形，按照目前残存的封土堆，基本上可分为四种类型。1．依山为冢式。这类墓的建造依照唐代帝陵盛行的“依山为陵”制度，墓主为皇室中最显要、最亲近的人物或为皇帝最亲近的功臣。如侍中、郑国公魏征墓，是距昭陵玄官最近一座功臣墓。魏征是唐太宗最为亲近的大臣，故将其墓建在九峻山西南的凤凰山上，依山为冢。此外，唐太宗第21女新城公主墓，也是依山为穴，葬在距昭陵玄官最近的东南方的一个小山梁上。山梁海拔1000米，墓在山梁顶。2．覆斗形土冢。这类墓的封土堆较大，有陵园，四周有围墙，南门有五对土阙，阙南列有石刻。一般为太子、公主、王一类皇室人物的陪葬墓。如昭陵的常乐公主墓、城阳公主墓，乾陵的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等。3．圆锥形土冢。这类墓封土堆较小，呈圆锥体，但顶部为不规则圆形，无陵园和石刻。这类陪葬墓一般属于文武大臣，少数为皇族。如昭陵中的中书令、虞国公温彦博墓，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墓，国子祭酒、曲阜县公孔颖达墓，左卫大将军、卢国公程咬金墓，废太子李承乾墓，唐太宗第11子、福王李福墓，唐太宗燕妃墓，唐太宗乳母彭城夫人墓等，封土都呈圆锥形。高者15米，低者仅为2米；直径大者40余米，小者5米。4．象山形墓。这类墓仿照汉武帝茂陵卫青、霍去病墓的形制修筑。如昭陵的司空、太子太傅、雄国公李动（徐懋功）墓，起冢象征铁山、阴山、乌德键山；封土高25米，直径98米。尚书仆射、卫国公李靖墓，起冢象征明山、铁山、积石山；封土高12米，直径72米。这种墓葬形制，象征着他们生前在那里征战的功业。由此可见，唐代的陪陵制度有着严格而周密的规划，它反映了“主尊臣贵”、“崇重今朝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