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乾盛世的看法

对康乾盛世的看法

什么是“康乾盛世”?古代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有过不少，康乾盛世是其中的最后一个。但是不少学家都对康乾盛世有自己的看法。下面就是店铺给大家整理的康乾盛世的看法，希望对你有用!

什么是“康乾盛世”

古代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有过不少，康乾盛世是其中的最后一个。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康乾之治、康雍乾之治，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同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在此期间，局势较为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家财富有所积累，疆域辽阔，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处发展阶段。

清朝在康雍乾三朝时达到顶峰，18世纪被视为清朝的最繁华时期，有学者认为这段时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新的高峰。然而有学者认为虽然康乾时期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英国来横向比较的话，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速来看均具有较大差距。亦有学者指出尽管并非一切皆好、一点缺欠也没有，但从国家实现统一、国家疆土受一个政权管辖;经济发展繁荣、国家积蓄丰厚;政局稳定、社会长治久安;国力强大、拥有雄厚的军事力量、有足够的实力保卫国家安全;文化昌盛、教育发展等五大方面判断出以康雍乾三朝所取得的巨大甚至超越前代的成就，名为“盛世”是当之无愧的。

对康乾盛世的看法

正面评价

西方

在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图景呈现在西方人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对中国的强烈向往。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长时间的“中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

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法国传教士乔治·安森在《耶稣会环球旅行记》中说：“中国是世界上资源最富饶、经济最富裕的国家，中国皇帝之崇高、官员之福利超出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个欧洲人(刚到中国)会立刻感叹中国丝绸、瓷器、家居用品之物资丰沛，这些商品并不比在欧洲能买到的同类商品贵，但却是世界上能见到的色泽最为华美、做工最为考究的商品了。”

俄国传教士John Bil在《从圣彼得堡到亚洲的旅行》中评价说：“除了保障生活温饱的必需品外，中国人也会有大量的生活结余，特别是水果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物品，过于繁杂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中国还有大量的金矿、银矿、铜矿、铅矿、以及铁矿。中国人比欧洲人更看重银的价值，银被看作与金等价，所以金有很好的出口优势。”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推崇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并盛赞乾隆皇帝。

东亚

18世纪，朝鲜使臣通过燕行，亲眼看到中国北方市集一片繁荣景象，因此在返回朝鲜后发起“北学中国”的运动。朝鲜使臣金昌业曾评价康熙年间：“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114] 蔡济恭则认为：“问一世俱享六纪治平，而乾隆比康熙尤盛焉。即位之时，已为二十五岁，且即位回甲之年，传位于储嗣者，求之往牒，亦未之见也。”

民国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曾评价康乾盛世说：“圣祖六十一年，文治武功，蔚然可观。以其有好学不倦之精神，宽大爱民之治术，谨事惜时，深耕易耨，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叶虽稍流纵弛之弊，然大乱之后，亟需休养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径也。世宗刚毅明察，纯系政治家之作风，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之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高宗席累朝之积业，作太平之粉饰，好大喜功，稽古右文，虽有全盛之规模，

却种衰弱之肇因。”

负面评价

康乾时期不足还表现在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实力不强、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对康乾盛世褒贬不一，学者们对当时的人口问题、物价持续上涨、闭关自守、限制工商业发展、蔑视科学技术等均持有否定意见。

在中国历史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当时的经济生产总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了)、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在此期间，整个社会发展缓慢，欧洲却爆发了工业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发展，清朝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

当西方和世界出现巨变的时候，清朝统治者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亦有学者指出康乾盛世只不过是饥饿的盛世。

康乾盛世是不是盛世呢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周思源不同意康乾时期是“盛世”，只能称“康乾之治”。他认为：汉唐之所以公认为盛世，与其政治环境宽松、精神昂然进取有很大关系。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误就是禁锢思想，以文字狱为代表的严厉的残酷的禁锢思想。

至于“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

清史专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时，也曾指出其四方面消极因素：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称之为“盛世的阴影”。并对对周思源作出了反驳，指出“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没有“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科学技术”，都是专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的理由，中国封建社会就不会有什么‘盛世’。”

亦指出“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不认为“盛世就是美哉

善哉，万事大吉。这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不是辩证的思想方法。” 同时指出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时间使粮食生产翻了一番多。在当时农业技术并无显著提高的水平下，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

不但恢复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进了。这是广大农民的努力，也离不开清政府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推广高产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励和默许移民等政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