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深圳富士康十连跳现象

深圳市华强北路，你可以实现你关于手机的几乎所有想象，在1.45平方公里范围内，拥有电子专业市场27家，市场经营面积46万平方米，电子产品经营商家近3万家，年交易额370多亿元,每天人流量约50万人次，其中手机生产企业已有近140家，与之配套的方案整合公司36家，主板研发企业140家，外观结构设计企业50家。

全球代工帝国富士康在转型的焦虑中，遇上了GDP投资冲动的龙华区政府，在这场交织着产业竞争力、区位优势、人工成本等诸多元素的争夺中，龙华区以其地理优势及开放的政府官员，最终说服成郭台铭将富士康首家大陆工厂设在龙华。

富士康把华强北路数以百计的公司所做的集中到了一个公司，通过大规模方式实现了从研发到制造再到物流服务的一体化服务，实现了一种更正常化状态下的低成本。

目前，富士康2.3平方公里的厂区里，有30万员工，几乎占龙华区人口的三分之一，富士康除了每年贡献几百亿财政收入外，如此庞大的人员吃喝住行，构成了龙华区表像繁荣的直接推手。

你或许看过查理·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工人每天在生产线上的高强度重复工作，让“卓别林”变成了机械人。可悲的是，深圳富士康的电子产品生产线，员工成了电子产品生产线的机器人。

2010年，触目惊心的十年跳出现了，十个跳楼自杀的富士康员工，八死两伤，员工年龄最小18岁，最大24岁。

是什么原因导致接二连三的跳楼？外界质疑富士康苛刻员工，其实，富士康绝非只要钱不要命的“血汗工厂”。对于富士康“十连跳”，郭台铭表示：外界不了解真相，现在很多事都不能说，我们都默默在做。

老冒来自农村，在基层工作十多年，对农民工还是有相当了解的，对富士康十连跳现象，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空间与心理素质

报纸杂志、富士康、政府高层，对“十连跳”，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是“跳楼员工心理素质”太弱所致。毫无疑问，员工性格原因是占有主要因素，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呢？

让我们自己做个实验：

假如你坐公共汽车，当车上的座位很空时，你会选傍边没有人坐的座位；后来人上车后，才会慢慢占满座位；当车上的人越来越多，就连有座位坐着的你，也会觉得烦躁不安，前两年有报道春运列车超员，诱发旅客精神病发作。这就说明人是需要一定的空间的，需要一个安全的距离。

在城市规划里，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人口密度”，即每平方公里居民的人数；在住宅小区设计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容积率”，即盖房子的面积与土地面积之比。这两个指

标，均是为了保证人与人之间有足够的“空间”。

富士康2.3平方公里的厂区里，有30万员工，每个人都希望上班近些，30万员工大部分都住在厂区的宿舍里，8个人一间房，食宿免费。当初我们读大学时，也是8个人一间房，似乎农民工和大学生待遇一样了，但是，工厂的员工宿舍是一排排的六层楼，间隔较密，而大学除了宿舍外，还有图书馆、课室，足球场、蓝球场等空间，因此，尽管是8个人一间房，还不至于有“沙丁鱼”的感觉。

在宿舍里，是“沙丁鱼”，上班，仍然是在“沙丁鱼”车间，上街、厂区附近，仍然是“沙丁鱼”。我认为，过度的空间压缩，加上超强时间的重复劳动，是“十连跳”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北京富士康工厂，同样的高密度生产线，为何没有人跳楼，难道北京的员工比深圳的员工心理素质更强大么？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北京富士康的员工，主要是周边的农民，他们下班后可以回家，空间大了，心理自然放松了，即使是留在工厂宿舍的员工，由于一部分本地员工回家了，留出多余的空间，“沙丁鱼”感就少些。而在寸土寸金的深圳特区，根本没有更多的土地给富士康拓宽空间，就算给你地皮，增加的成本，让富士康没有竟争力。

郭台铭以“科技的富士康”名义，在北京、南京、武汉、淮安、廊坊设厂，除了布局中国外，更多的是要抽疏深圳富士康，如此肥肉外流，龙华区政府当然不愿意，与“华强北”的相依，相信深圳市政府也不愿意，因此，“十连跳”后众口一词“心理素质”太弱是最好的托词，既“维稳”，亦可送郭台铭“人情”。

二、沟通、成本与职业病

自从“跳楼门”发生后，富士康开始注意员工的心理健康，招聘心理医生辅导有问题的员工，虽然，多增加人力成本，但为了减少公司负面影响，或如郭台铭所说：“我们都默默在做”。

人是需要互相关心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但在富士康的生产线，即使面对面的美女、帅哥，也无法在工作中交流，必需埋头重复工作，心力交瘁。人不是机器，长期高压力工作，过劳也是职业病，可悲的是，因为生产线大部分是年青人，暂无法表现出来，但十几、二十年后呢，或许员工的病痛就是在富士康落下的“病根”，从这个意义讲，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亦不为过。

因此，除了公司安排心理辅导外，富士康更应引导员工的互相交流，创造条件让员工走出去拓展空间。设计生产线不应为追求高效率，而应更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