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的普世价值

年初南周关于宪政的事件，再一次引发了中国人对于民主、人权、宪政等话题的辩论。支持宪政的多为一些有过国外经历的学者（算是高学历阶级），然而反对派的理由直截了当：不符合中国国情。邓小平曾说：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而论证符合中国国情才是最好的这一论据。这个问题周全的回答是：真正了解中国政治必须得了解中国最广大的团体：农民。能够客观反映中国政治得失的也是在农村。这一点在侯老师这里也得到印证：改革应该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问人民需要什么。可以说人民才是制度选择的主体。鞋穿在脚上才知道舒不舒服。因此改革不能一味照搬，不能矫枉过正。然而真对一些利益既得者的“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一说法，侯老师也给予了批评：国情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清朝，人们是不会想到有选举权的；那么在现在人们拥有选举权有什么不好么？毕竟人是有可塑性的，国家、社会也一样，否则就会禁锢而止步不前。再比如行政诉讼，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的，然而现在不也实现了吗？这正是因为它们符合人性的需求。这种通有的普世精神是不分国籍的。正因为人类对于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有人性需求，因此社会终归是要发展的。

刚才我提到了权利一词，按侯老师的话讲，中国人通常打官司是为了利益，而西方人打的一些官司更主要的是为了权利。比如在中国，政府强拆所引发纠纷，房东要求的是经济赔偿，这符合他们的权利，但他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然而在美国发生的那起关于器官捐献或者英国那起安乐死的案件，原告花这么大代价不是为了让自己获得什么利益，而是为了这个社会所有人群的权利。后者的获利者是一群人。这将直接导致社会的变革。当改革者与利益既得的保守派势必引发冲突时，历史的车轮才会真正前进。这就让我想到了宫市制度，白乐天笔下虽有小贩获得了物质补偿，但本质上对于制度问题没有解决。不能不说这是中国人长期小农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农民起义轰轰烈烈，然而它们胜利后与前朝没有本质区别。为什么？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不会从制度角度痛下决心变革使更多人获利。当然这不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问题，劣根性是人类共有的，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源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制度选择，制度选择一方面受制于气候影响（见我半年前的日志) 另一方面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无意间的随机选择，改变了历史。然而这种选择带来的后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导致了东西方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见你关于余英时那篇日志）。中国市民阶级长期以来徘徊于法国的强硬与德国的软弱之间，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互相矛盾的价值认同。由于中国的制度，因此异端总是被视为反党。这也正是为何有人会诬指“民主人士”扰乱社会秩序。

最后我们探讨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我曾预测过，人类的未来，分界与局限会越来越少，这正是追求自由独立之所在。我举了个例子：在欧盟，人们在范围内有通行的自由权。然而在原始社会，任何一个人去他能去的地方是一种权利。因此通行的自由权应该受到保护（建议逐渐取消签证）。这一点得到了侯老师的赞同，侯老师认为，原本国家政府行使的权利会逐渐分散到国际组织和社会团体手中，毕竟人的劣根性是存在的，人类社会还是需要管理的，管理权利可以分散。人类所追求的个体的独立、自由，势必与社会集体利益产生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是社会各个成员均承担均等的义务，并享有均等权利。当我们制定法律并严格执行时，势必有不合情理的事情出现（苏格拉底之死），然而这种小恶相对于大恶是必需的，由于人们的局限性所在，人们长期仍将无法摆脱这种小恶。法律一经制定，无论如何都要严格遵守，中国必将走向法制社会。然而侯老师作为法学教授最可贵的是他否认法律的万能性。他认为洛克的《政府论》和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的局限性在于他们过于强调人权的自然契约论，唯心主义毕竟无法说服大多数哲学原理，我们只好否认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但我们最该恪守的是自然法则，这绝不是单纯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能解释的。

本文题目是人权的普世价值。刚才所提到的苏格拉底之死，一方面是法律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是民主构成多数人的暴政。就像二战前夕的欧洲排犹浪潮，明知种族灭绝是不可取的，但还是被社会的“主流喉舌”所压制，因此民众失去理智，做错事时还在以为自己是对的（军

人侵略之所以穿军服正是将个体恶的负罪感转移到集体），从而真理被磨灭。这正是民主在极端现代性的体现。侯老师认为，人权之所以超越民主，是因为人类对于人权的追求是理性的，是共通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点正如你所追寻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人类一直以来追求向往，不会因为国籍和时代不同而有所改变。惟此人权之追寻，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