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关于普世价值
新闻记者“普世价值”嵌入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界上根 本不存在 “ 普 世价 值 ” ，新 闻记 者采 写稿件 的过程中当 在现 实的社会 中，媒介之 间的监督可 以促进新 闻传媒的发展 。 然 也不存在 “ 普 世价值 ” 。笔者认 为，新闻记者采写新闻稿件 市场经济中的新闻传媒在相互竞争 中共存 。但是，恶性竞 争导 的过程 中存 在 “ 普世价值 ” ，但这些 “ 普世 价值”是历史的 ， 致了虚假 新闻，导致 了新 闻报道 中人文关怀的缺失 ，导致 了新
遍必然判断）来表述的。
［ 关键词］ 新闻记者；普世价值 ；内容
在新闻记者采访新闻的过程 中是否存在 “ 普世价值 ”？一 普 世 价 值 迈 进 一 步 。 些学者认为 ，新 闻记 者采 写稿件 的过程中存在 “ 普世价值 ” ， ２ ． ２新闻媒介相互监督。新闻媒介 有舆论监 督的功能 。然 这些 “ 普世价值 ”主要表现在新 闻的真实性；一些学者认为世 而，新闻媒介 的舆论监督功能在很多时候是指对政府的监督 。
采编人员的普世价值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 。 ２ － ３新闻记者加强 自律 。媒介行业 自律不够，从业者素质
１ ． １政府控制 。新 闻采编过程中新闻工作 者的普世价值 的 较低是阻碍新闻记者普世价值得 以实现 的主要 障碍 。 作为新 闻 缺 失与政府 的控制存在着千丝万缕 的关系 。 政府控制包括 中央 记 者 ，一 定 要 严 格遵 守 新 闻职 业 道 德 。新 闻记 者 要 牢 记 职 业 理 政府根据 本 国国情和 利益制 定的控制和地 方政府 的合法的控 念 ，清 楚 自己 “ 为什 么 ” 、“ 为 谁 ”从 事 新 闻事 业 ，《 中 国新 闻 制 以及地方政府 的非法控制 。 在我国， 中央政府依据我 国国情， 工 作 者 新 闻职 业 道 德 准 则 》 要 求 新 闻工 作 者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服 为 了国家的利益，党和人 民的利益 ，规定 了关于限制新闻 自由 务； 新闻记者要端正职业态度 ， 采写新闻报道时必须做到严肃、 和信息公开的条例； 地方政府有 时也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 严谨 、认真、踏实 ；新 闻记者要严格遵守职业纪律 ，国际新 闻 定一些 地方法规 限制新 闻 自由和信 息公开 ，采取 一些不正 当 记者联合会通过 的 《 记者行为原则宣言》指 出两条记者必须遵 的、违法 的、限制新 闻 自由和信息公开的行为 ，这也新闻记者 守的纪律：“ 只用 公平 的方法获得新闻，照片和资料 。 ”“ 对秘 普 世 价 值 的存 在 问题 的主 要 原 因 。 密 获 得 的 新 闻来 源 ，将 保 守 职 业 秘 密 ” ，除 此 之 外 ，各 国都 制 １ ． ２ 媒 介 恶 性 竞 争 的 结 果 。造 成 虚 假 新 闻 、新 闻报 道 中 缺 订 了记 者职 业 道 德 准 则 ；新 闻记 者 要 承 担 职 业 责 任 ， 用尽一切 少人文关怀 的原 因很多 ， 但媒介之 问恶性竞争是其最主要的原 努 力 ， 确保 新 闻 的真 实 、全 面 、客 观 、公 正 。 因。我 国改革开放 以来 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新 闻传媒 ３ 、结 语 业走 向市场 。有市场就有竞争 ，为了发展 ，媒体之 间展开 了竞 普世价值是一个 历史的、相对 的范畴 ，新闻记者的普世 价 争 ，而 竞 争 的 结 果是 ，一些 媒 介 为 了获 得 受 众 ，向低 级 趣 味 的 值也不例外 。新闻记者 的普世价值与其他普世价值一样 ，是一 方 向发展 。虚假新 闻、“ 黄”（ 黄色新闻 ） 、“ 红”（ 血腥新 闻） 、 个不断冲破既有的限度， 将潜在 的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可能性的 “ 黑 ”（ 暴力 新闻 ）新闻在各大媒体相继 出现 。媒介之 间的恶 不断积累的创造性过程。 新 闻记者普世价值的实现是一个漫长 性竞争造成 了新 闻记者普世价值 的缺失 。 的艰苦 的历史过程， 需要各新 闻记者在充分发展的个性和能力 １ ． ３新 闻采编人员 的失职 。个别新闻记者的失职 ，造成 了 基础上 ，自觉地清醒地共 同参与。只有当社会高度发展，人类 新闻记者普 世价值 的严重缺 失。对于新 闻信息的公开，往往取 真正形成 了一个利益休戚与共、需要基本一致 的共 同主体 的时 决于新闻记者的发现 ， 然而 ， 在现实社会 中， 一些记者违反 《 记 候 ，理想 中的新 闻普世价值才有现实的可能 。当前 ，新 闻记者 者行为准则》 ，收取 当事人 的 “ 封 口费” ，阻碍 了许 多重 大新 闻 需要共 同努力 ，最大 限度 的实现新闻记者的普世 价值 。 信 息 的 公 开 。《 西 部 时报 》记 者 戴 骁 军 说 ， “ 现 在 公 布 的领 了霍 参 考 文 献 宝干河煤矿 ‘ 封 口费 ’的真假 记者 名单 是 ２ ８任，但那天他看 到 了登记簿有十几页 ， 而仅仅他拍到 的登记簿 的 ４页名单就有
西方“普世价值”不是灵丹妙药
西方“普世价值”不是灵丹妙药作者：王玉周来源：《党建》2013年第06期精彩导读所谓“普世价值”的社会载体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
对于“普世价值”的普适性，甚至连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也表示怀疑。
“普世价值”的主张，实际上是推销西方的制度模式，改变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
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套在西方资本主义这个魔圈之中，是“普世价值”论的根本目的。
近年来，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十分激烈。
一些人极力推崇“普世价值”，认为中国应该“拥抱普世价值”，并按照“普世价值”去发展。
显然，这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意图。
怎样正确看待“普世价值”，是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面对新形势，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普世价值”的实质和危害，高度警惕和有效抵制“普世价值”的泛滥和干扰，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的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效用或意义，价值关系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价值观念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那种适用于所有主体、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的价值观念是不存在的。
一些人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基本制度，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说成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有人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
还有人说，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是“任何民族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
这些人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称为“世界文明的主流”或“人类文明的主流”。
很明显，所谓“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它的社会载体即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
价值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价值观念。
“制度是件很有魅力的事情” 与秦晓对话
“制度是件很有魅力的事情”与秦晓对话2003-3-19 作者：王利芬中国企业家杂志“避免一种情结”王利芬：您在中信工作了十五年，离开中信的时候难受吗？秦晓：没有。
我在那儿尽我可能地做，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些成果，至于后来的人怎么样，我不管了。
结果要在乎一些，但是更重要的是过程。
我觉得“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话很精彩，在哲学上很美，我写的文章经常把它作为引用……王利芬：但是你突然被调走的话，没做完的事情会不会搁浅？秦晓：这些因素是人力不能抗拒的。
如果你投太多感情在里面你的心态会扭曲，我觉得应该克服这种心理，我跟有些朋友聊天我觉得他们的感情投入太大了。
我们都是一个过程中的一小部分。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我一点也没有包袱，我避免一种“情结”，有的人太投入了，把感情都投进去了，把企业当家了，他一离开他就挂着心，总想这事，他离开之后别人怎么样了。
我调动过很多工作，我每次都很投入，但是我走了尽量不去想，重新投入别的工作。
王利芬：您会经常想到这些问题吗？秦晓：也没太多的想，但是我有一个警惕，就是不要背这个包袱，否则的话自己会乱了方寸，你的感情投入太多的话，你听不见别人的意见：“我自己雕刻的东西你来给我拆掉什么？”还是要开放地想一些问题，容忍一些问题。
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在扮演各自的角色，你所从事的工作首先是社会所需要的某种特定的职业，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同时又是每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所以说也是对个人、对家庭的一种责任。
一个人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感情的投入，会有理想、追求，会有喜怒哀乐，会欲罢不能，甚至成为“工作狂”，直至“走火入魔”。
由此可能会产生伟大的成功者，但对大多数人来讲感情的过度投入却是不可取的。
除了一些像艺术家这样的自由职业者，对于多数人来说，其所从事的职业并不一定是他们最向往、最喜爱的领域，也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何况人都是要退休的。
在工作中应注意把握感情的投入，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处事、处人上因情绪化而犯错误，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努力做到“得也淡然，失也泰然”。
“普世价值”问题研究八人谈
“普世价值”问题研究八人谈编者按：近年来，所谓“普世价值”的说法几乎成了一个流行话语，频频出现在某些报刊等媒体上。
那么，所谓“普世价值”究竟是指什么，我们是否应该认同和接受“普世价值”，日益为人们所关注。
为了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的实质，更好地把握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正确方向，9月19日我刊与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在京联合召开了“普世价值”问题学术研讨会。
本刊第10期对这一学术研讨会的情况进行了综述报道，本期专栏我们组织了与这次研讨会相关的8篇笔谈文章，此组文章对“普世价值”的含义及其实质，“普世价值”思潮出现的过程、原因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我们以为，“普世价值”问题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它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我国的“西化”、分化战略，因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问题。
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剖析，认识“普世价值”观的实质与危害，有效抵制这种错误思潮。
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冯虞章当下，“普世价值”之说渐见流行。
一些人或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或赞颂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或把所谓儒家经典中的“圣心王意”、“天道性理”奉为“普世价值”。
既然是“普世价值”，似乎就符合世间一切人的利益，凡是世人都应趋而奉之，不会说“不”了。
这就不免使人有些神秘感。
更有趣的是，有的人一面把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内容说成是“普世价值”，一面又把所谓“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叫人摸不着头脑。
为了深入地认识问题，阐明我们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为什么在历史领域不应侈谈“普世价值”，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援引恩格斯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剖析。
杜林鼓吹“永恒道德”论的借口，就是认为存在着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道德原则，即类似于今天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和道德领域里的“普世价值”。
恩格斯对于杜林所谓存在具有“绝对适用性”的道德原则进行了深刻评析。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难点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难点陈冬生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各位大家好，下面我们讲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难点。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有一种思潮，也有几种思潮一直在争议，就是对改革的方向怎么定，道路怎么选择，一直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一、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我们记得近年来，有一种叫做普世价值以及中国模式之争，我们看这个图就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招商局集团的前董事长秦晓先生，他曾经就提出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的问题。
世界银行的前行长佐利克也提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最好都要全部私有化，当时有一位大学的讲师，大学的年轻的老师，跑到他演讲的地方抢他话筒，去跟他争议，后来被保安提留出来了，当然这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也就是讲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的关系。
也就是中国的道路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今后的趋向是什么。
因为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一种政治话语，它有特定的含义。
如果是把这个问题与中国模式对立起来，那么就引起一系列的思想混乱，再就是思想上的难点。
所以当时至于国有企业能不能够全部私有化，私有化又会带来一系列的什么问题，当时香港中文大学由郎咸平先生，他就掀起了一股，他认为在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严重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大问题，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重视。
后来上海的一位大教授萧功秦，他在十八大之前写了一本书叫做超越左与右，主张要新权威主义。
这些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一段时间之后，遇到了一种大的转型，在这种转型中怎么去看待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导致了一些思想上的一些难点。
二、结构革命与转型升级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世界性的一种历史事件，我们知道1978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9%，到后面逐步逐步往下降，2001年到2011年是10.07%，2012年为7.8%，那么到今年，到明年，可能还会有所缓和。
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GDP是1470亿美元，那么到了2000年的时候是1.198万亿美元，到了前年为32万亿元，到了去年为50。
谈点对“普世价值”的看法
政治理论课程作业国贸08研姓名：帖鹏飞学号：2008110007谈点对“普世价值”的看法一、何为“普世价值”当下，“普世价值”之说渐见流行。
一些人或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或赞颂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或把所谓儒家经典中的“圣心王意”、“天道性理”奉为“普世价值”。
既然是“普世价值”，似乎就符合世间一切人的利益，凡是世人都应趋而奉之，不会说“不”了。
这就不免使人有些神秘感。
更有趣的是，有的人一面把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内容说成是“普世价值”，一面又把所谓“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所谓“普世”，其实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用语。
“普世的”是拉丁文（oecumenicus）的意译，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除“普遍”之义外，还含有“根”的意味，是一个富含价值意义的词(这个词自中世纪以来便被基督教会用来自称“普世教会”)。
而“普适”仅仅涵有“普遍适用”的技术意义。
我们可以说“诚实”、“负责”等是普适价值，但不能说它们是普世价值。
只有作为一切价值基础的价值，才是普世价值，那就是自由。
杜林是一个先验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
他为了鼓吹人类历史领域也存在“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先确定了他的道德观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认为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而且不容许“对这些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
他的道德论就是这种普遍适用的“永恒真理”。
如果用今天有的人的语言，这些原则显然也就是“普世价值”了。
对这种“永恒道德”论，恩格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首先，恩格斯指出道德是具有历史性的。
人们的道德观念因历史时代、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变更。
就拿道德领域被认为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恶来说，其对立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
因此，不存在超历史的适合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善恶观念。
所以，恩格斯说：“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
秦晓关于普世价值
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去意识形态化 回归普世价值
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
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表面上看是因内需乏力、出口不振、政府投资难以持续，实则我认为是意识形态僵化下的行政垄断带来的必然结局，我们时时刻刻把马克思挂在嘴边，却忘了马克思说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句话，在这个古老帝国百年来的转型道路上建几个钢铁厂容易，转变观太难，改革开放走到目前这个关头，我们只有从“心”构建！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影响文明、社会和人们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的一套叙事是近两百年出现的。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法国人特拉西(A.D.de Tracy)。特拉西把意识形态视为“观念的科学”，试图像牛顿那样，遵循几个简单的法则所确定的模式，证明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实。特拉西的论述中表现出浓厚的科学主义和主体论思维。
浅谈“普世价值”(续)
浅谈“普世价值”（续）陈永青二、中国将为丰富“普世价值”作出重要贡献我们看到所谓“普世价值”的概念，如果从1965年美国在法理上真正允许黑人和白人享受同样的“自由、民主、人权”算起，还不到50年。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快速发展，国际格局的明显变化，再想搞“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主义”已不可能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创造了西方今天的财富”的神话已经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不相信了。
一些西方大国不敢把自己财富的积累过程真实地告诉大家，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曾有多少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
曾被迫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就足以在当时的英格兰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
现在西方的“话语霸权主义”者，不分时间、地点、民情、发展水平就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
曾有一个欧洲学者，在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上指责中国的民主说：“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他说“我认为实现民主化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
在场的一位中国外交学者问他：“你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我走访一百多个国家，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你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
他要求在场的学者，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是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搞普选的？无一人举出例子，这说明民主化的过程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中国也一定是这样的。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直为建立和创造高度文明奋斗着。
但不能接受西方加强的民主模式，中国正是在破除对西方的迷信，按照世情、国情，并以人民愿望出发，走出自己发展的道路。
当今世界，“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不足以应付人类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在一些长期从事外交活动的学者和专家已在多种国际学术论坛上提出：“为什么‘和平’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没有和平，还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良政”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民主是手段，最后都应落实到良好的政治治理。
秉承普世价值 开创中国道路
我们把以“启蒙价值”为源头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视为普世性的。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文化、历史特征，但这种差异不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架构的颠覆和拒绝。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2、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的财富) 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财富)。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问题的表现是不同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理论问题---普世价值--求是理论网
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理论问题_ 普世价值_求是理论网bbbaaaqstheorybbbzlztckpsjz200907t20090701_5081.htm2009.07.01 14:09来源：浙江社会科学整理：高兆明一、有无“普世价值”?如何理解普世价值的“普世性”?1、尽管关于普世价值的内容与缘起有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只要我们不是过多注重其表达形式、措辞术语，而是注重其实质内容，那么就不难承认：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当今人类在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中，为摆脱严重冲突与对立、构建和谐发展道路所寻求的一类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价值精神，这类价值精神以人道、民主、自由、平等等为基本内容。
普世价值既是一种价值理想，又是一种现实活动的价值立场与实践态度。
这种普世价值精神不是从外部加予人类的，而是人类在自身文明演进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中，通过反思自觉意识到的一种价值要求。
人道、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要求，是人类在反对封建宗法等级人身依附关系，反抗草菅人命的野蛮兽性的斗争中所提出的。
西方民族的文明发展过程是如此，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亦是如此。
2、当代人类提出普世价值问题，是要为多元化、全球化的交往实践提供一种“托底”的价值平台。
甚至普世价值的提出本身就包含着反对霸权主义、强权主义、专制掠夺的实践内容。
当代人类提出普世价值问题，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人类是否还要坚持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平等自由权利而斗争?是否还要为反抗奴役与剥夺而不懈努力?在当代中国提出普世价值问题，同样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具体实践问题：我们是否要继续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新文化方向，坚持人类在反封建宗法等级专制斗争中确立起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基本价值精神?是否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将中华民族带入一个文明、富强、民主、自由的新境地?是否要完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事业?其实，就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当下讨论意义上的普世价值问题，至少在上个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已存在。
关于“普世价值”的几点看法
关于“普世价值”的几点看法最近几年，“价值哲学”和价值观研究一直是一门显学和热门话题。
原来，中国学术界并不太看重它。
20世纪30年代，张东荪先生曾经撰写和出版过一本《价值哲学》，影响不大。
现在我们研究和批评“普世价值”，得从“价值”一词讲起。
1. 一般“价值”概念——价值意识——价值观的特征价值哲学原先不太受重视，不是完全没有原由的。
因为它不是哲学的基础和核心部分，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思考和解决的紧迫问题。
其特点有：自明性。
在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体系中，经济学之外的“价值”问题，一般的“价值”意义，是一个自明的、不言而喻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尽管含有丰富的“价值”性内容，但他们是通过一般语词，如“需要”、“利益”、“理想”、“目的”、“意图”、“崇高”和“伟大”等用语，而内蕴地和间接地表达出来的，没有正面和系统的论述。
马克思只是在批评瓦格纳经济学着作时写道：“‘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1]。
但这显然只是商品“使用价值”概念的直接延伸，还不是哲学的价值概念。
合理性。
非经济学的“价值”问题，的确有存在和发展的一定的理论空间。
人们在正确的客观性的认识与实践行动之间，还有一种中介性的意识：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一种在“评价”主客体关系和功利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其中需要和包含有价值意识。
哲学上称之为包含有“目的”和“意图”在内的、作为实践直接动因的“实践观念”。
由此，我们需要和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或社会价值观——价值哲学。
脆弱性。
价值哲学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朝主观唯心主义转向的产物。
文德尔班说过：哲学像李尔王把自己财产分给了子女而成为乞丐——只剩下“价值”。
张东荪先生在研究中外哲学历史时，也有类似的看法。
“价值”内容的主观性、主体性很强。
英语的subjectivity，既可以翻译为主体性、又可以翻译为主观性。
走出乌托邦
走出乌托邦2016-04-21 秦晓摘自丨《南方人物周刊》摘要：大折腾以后的中国，没有彻底清理思想，其关键是我们民族没有启蒙的基础，把阶级斗争史观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用阶级属性解构“真、善、美”。
由此，只能分出敌我，而不是以人的自由、理性、权利这些启蒙的核心价值观做评判的尺度。
秦晓论“现代性”“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就是“国富民强”，那它的价值正当性是什么呢？现代化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以，“现代性”中，最核心的价值观是自由，权利是保障自由的权利，理性是自由思考的权利，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制度。
马克思的话说得多清楚啊，只有社会成员中的每个人获取自由，这个社会总体才能获得自由。
尽管西方也确实存在一些把个人的自由无限扩大化的现象，不过整体上还是均衡的，因为法律、制度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
真正尊重自由、承认自由是核心价值观的话，里面必然包含着承认其他人的自由，倡导没边界自由的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自由”和“法治”，“自由”和“秩序”，是相辅相成的。
“自由”最基本的一条是说一个人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不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在中国，主要的问题是人的基本的自由还远没有实现，而不是个人的自由由于没有受到约束而对社会造成破坏。
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其实是普世的，没有阶级的属性，只有文化偏好。
这种差异是现代性价值体系二元张力结构中均衡点的不同，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
我们把起源于启蒙价值的现代价值称为一个体系，是因为它是一组二元对应的结构，如：自由—秩序、民主—法治、个人权利—家庭、集体和国家利益、理性—理想等。
我觉得在中国建立现代价值观，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纲常秩序中就没有个人的概念，只有一个相对的位置，对皇上来说你是臣民，对儿女来说你是父亲，对老婆来说你是丈夫，那你是谁？把这些对应的都除掉，没你了。
在现代中国，个人主义这个词还是负面的词，自由主义也是负面的词，认为个人主义是损公利己，认为自由主义没集体观念，如加上资产阶级的前缀，问题就更大了。
穿越者秦晓
■ 文／ 刊 记 者 本
李
彤
十
著 读 了 又读 。 尽 管 亲 历 了那 段 蹉 跎 岁 月 ， 秦 晓 在学 习上 的有 心还 是让 他 在 但 ３ ６岁那 年 获 得了 经济 管理 硕 士学 位 。 在 今 天 的 职场 ，过 了 ３ ５岁 找 ｌ 作 都 不 容 Ｔ 易 。 秦 晓赶 上 了那个 百 废 待 兴 的 年 代 ． 先 后 进 入 中南 海 、中石 油 和 中信 集 团 。 至 此 。 晓 的 人 生 划 出 了 一 条 “ 而 优 秦 学
９ ．％集 中在 交 通 、金 融 和 房 地 产 ｉ大 ６５
２ ０ 年 ， 晓 从 中信 集 团空 降 到招 ０１ 秦 商 局 集 团任 董 事 长 。 招 商 局 这块 牌 子 源 自李鸿 章 ，几 经 沉 浮 ．于 １ ７ ９ ８年 迎来 了又 一 次 辉煌 ， 独
资 开 发 了 中 国第 一 个 对 外 开 放 的 工 业
则仕 ” 的漂 亮轨 迹 。
十 几 年 后 的 Ｉ９ ９ ５年 ，秦 晓 就 任 中 国 国际 信托 投 资公 司总 经理 。两年 后 的
１９ ９７年 。 却 出人 意 料 地 又 回归 到 “ ” 他 学
的起 点 上 ． 始 了一段 对 他 影 响 深 远 的 开 在 职 求 学 之 旅 。他 读 的 显 然 不是 “ 太 西 平洋大学” ，而 是花 了整 整 五 年 时 间 在
中国崛起与全球“新均衡
秦晓：中国崛起与全球“新均衡”作者：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独家撰稿字号背景评论打印电邮收藏微信腾讯微博新浪微博一、全球治理格局：走向“新均衡”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自上世纪冷战结束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
影响力即是一种能量，可以借用物理学中能量与质量和速度的关系（E=MC2），从速度、体量（规模）和持续时间这三个维度上来描述中国崛起的影响力：它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历史；它极大地改变了占全球百分之二十人口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它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成为全球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加工业、能源和矿产品需求的最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存有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总体而言它仍处于进行时状态，而不是一个完成时，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在未来的12至15年内中国有可能在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可持续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它对现存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局部的、一次性的冲击，而是全面的、结构性的变化。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冷战后形成的美国独霸的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均衡将逐步演变为一个具有中国因素的“新均衡”。
二、崛起的中国：面临经济和社会转型在讨论“新均衡”以前，我们需要先对中国的崛起做一个评价。
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占有领导地位或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国”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综合实力的评价需要引入全面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的横坐标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制度（软实力）等主要领域，纵坐标包括：“大”（规模）、“强”（竞争力）和“富”（财富）三个主要指标。
中国的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的“大”。
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源和资源利用等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看，距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很大差距；从人均GDP、家庭拥有资产、居民享有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等反映国民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指标看，差距就更大了。
许小年：中国教育糟糕透了 误人子弟
更多时候，“很多话你不能说，因为可能说出来就会触及到谁的底线了。
”许小年在接受采访时说。
“你看秦晓说了一句话，给他那么大的压力，这不对呀。
”他说的是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发表的文章《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的论调引发了来自高层的不满。
至于他自己，“我已经自律了，很多想法没有发表。
”【《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虞立琪)2011年3月6日，上海。
许小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课堂上为100多位EMBA学生讲授宏观经济。
他这样描述宏观调控：政府的宏观调控如果不能对经济作出正确预测，最好的方法是“不折腾”。
而某些现状则是，“在‘不’后面加了一个逗号，”许小年说，“不，折腾!”台下轰然大笑。
58岁的许小年很可能是国内目前对宏观经济政策持批判意见最为坚决的一位。
他明确反对凯恩斯主义，声称该方法会害了中国。
他的一位学生解释说，许是“体制之外的人”，这让他能够扩大自己说话的“尺度”。
许小年身材高挑瘦削、戴着金边眼镜、衣着得体，言谈中常夹杂着英语语气助词，词锋犀利。
作为一位经济学教授，他对数字和逻辑的热爱，与他对所有“不理性”的厌恶一样多，而这两者都常常表现在他的脸上。
一次，他在课堂上直接打断学生的提问：“你和我讨论的不在同一个(经济学)层面。
”即便如此，中欧学生们还是堂堂课为他打出高分，并认为他是“最受欢迎的教授”。
从许小年来这做全职教授的2004年到现在，正是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间，也是被吴敬琏称为—“权贵资本主义”现象愈演愈烈，“经济改革迟滞”、“各级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等市场化改革倒退的情况发生的时间。
许小年与吴敬琏一道，皆属对此强烈批判的经济学者行列。
如果许的批判仅局限在课堂，我们或许并不会起意探访他。
事实上，他在课堂外频频制造影响。
记者仍然记得这样一个场景：在2010年12月初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午餐会上，当许小年用他一贯铿锵有力的声音作完题为“强势政府导致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演讲时，满场一两百位企业家在主持人提议下全体起立向他鼓掌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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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表面上看是因内需乏力、出口不振、政府投资难以持续，实则我认为是意识形态僵化下的行政垄断带来的必然结局，我们时时刻刻把马克思挂在嘴边，却忘了马克思说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句话，在这个古老帝国百年来的转型道路上建几个钢铁厂容易，转变观念太难，改革开放走到目前这个关头，我们只有从“心”构建！秦晓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启蒙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
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如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率、人均GDP等，这些经济、物质指标是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标志。
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核心价值观支撑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为制度架构的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形态。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
在此以后，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走过了100多年，其中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前者是用科学和民主的力量对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纲常秩序的颠覆，后者是对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的抛弃。
这两次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社会转型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中途都发生了路向的改变，前者为“救亡”所淹没，后者则转向以“民富国强”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
这个现象表明，中国的问题应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认识和解析，或者说，当代中国的问题不是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社会构建的问题。
面对这个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特别是精英层出现了激烈的交锋，交锋的核心是“普世价值”还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的本质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
这一指向是对中国以现代性社会为目标的转型进程的偏离和倒退。
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道路和方向的问题，我们不应对此视而不见、闻而不言。
“中国模式论”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背景。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把“大国崛起”作为目标的“中国模式论”找到了依据；民族主义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难以拒绝又难以归顺理性的因素；经济表现已成为中国当今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和由此导出的阶级斗争唯物史观至今仍是许多人认识中国和世界问题、判定价值观和制度的主要思维方式。
今天，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提启蒙，回应“中国模式论”的挑战首先就要从它的思想基础入手，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化”进行反思，解除束缚，使我们对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有一个更理性的认识。
意识形态的制度化、道德化和异化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是寻求自身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构成了这一主题的二元叙事结构。
期间，各种主义、思想纷纷登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激进主义逐渐占了上风。
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几次变身，形成半个多世纪中国思想的主流。
论从史出，基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我们可以说，这一主流思想带有较强的激进主义成分。
从思想谱系上看，激进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对传统的颠覆，对经验的抛弃，对普世价值的拒绝。
颠覆、抛弃、拒绝之后留下的是什么？或者说激进主义的思想资源来自哪里？我认为来自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影响文明、社会和人们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的一套叙事是近两百年出现的。
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法国人特拉西(A.D.de Tracy)。
特拉西把意识形态视为“观念的科学”，试图像牛顿那样，遵循几个简单的法则所确定的模式，证明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实。
特拉西的论述中表现出浓厚的科学主义和主体论思维。
在拿破仑时代，意识形态逐渐从“观念科学”中脱离，进入世俗，并与政治学说(当时的自由共和主义)相联系。
在此之后，政治意识形态对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如法国大革命、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冷战、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等。
本文论述的重点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脉络要追溯到马克思。
马克思一开始将特拉西的思想看作一种“唯心主义”哲学，随后又将意识形态纳入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并从阶级的观点，揭示精神劳动者的阶级本性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构建，为现有秩序提供思想上的辩护。
由此看来，马克思后期反对的不是意识形态，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意识形态的大师，他所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列宁的意识形态观就更为清晰了，他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作阶级斗争的武器。
斯大林和毛泽东使政治意识形态完全制度化、道德化并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形成了“道统”和“法统”的合一。
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国家利益、革命成为全民最高的利益。
马克思作为启蒙之子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被异化了。
斯大林的“肃反”、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布尔布特的“大屠杀”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化”是悲剧的根源。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会宣称它是关于世界的惟一真理，是一套可以解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科学体系，是对人类文明的哲学思考，是动员和凝聚社会的精神力量，是理想社会制度的设计蓝图，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最高道德典范。
正如爱德华?希尔斯 (E.Shils) 所说，“科学现在不是，从来也不曾是意识形态文化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科学中起作用的科学精神与意识形态相去甚远。
”科学精神的主要元素是价值中立、经验、怀疑、逻辑自洽，它与非科学的区别还在于它是可以证实或证伪的。
而意识形态则像道德、美学和宗教一样，是一种价值导向的、主观的、感情化的信仰，尽管意识形态也被包装成一种理论模式，但它不具备科学的属性，是一种“非科学”。
作为“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它与现代政治理念是对立的。
“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往往导致专制，它将持有不同观点、思想的人视为必须批判和消灭的“异教徒”。
这与现代政治所应具备的民主、法治、多元、自由、开放、宽容和理性是完全不相容的。
去意识形态化30多年前，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之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治领袖毅然抛弃了斯大林、毛泽东的模式，选择了改革、开放之路。
人们经常将此后的进程描述为“经济转轨”，其实，转轨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观念的转变和利益的调整。
就前者而言，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束缚。
在这个意义上讲，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是与去“意识形态化”同行的。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一位去“意识形态化”的勇士和伟人。
他在一些历史关键时刻的立场、观点和相关论述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比如：“实事求是”、“不争论”、“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市场和计划只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不存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三个有利于”等。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按要素分配，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也都显示出去“意识形态化”的努力和继续。
当前，去“意识形态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恩格斯将之与达尔文进化论并列，认为他们分别揭示了人类社会和生物界的发展规律。
自马克思提出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又做了新的阐述，最终形成了特定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这种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惟一动力，阶级斗争可以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建立新的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并据此对社会形态做了划分。
在中国，“姓资”、“姓社”的划分、对公有制和国企的认识、对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体制的阶级属性的认定，都反映出这种唯物史观的影响。
传统观点诠释的唯物史观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单一因素、单向的决定论，即“经济决定论”。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各种相关因素是一种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条件下每种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不同；同理，文明的演进也是诸多因素互动的结果，排除其他因素，把经济基础—阶级斗争作为惟一的决定因素，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实践中也无法证明。
“中国模式论”的兴起是“意识形态化”的复兴，它试图逆转邓小平开启的去“意识形态化”进程，将这些主张或工具化或重新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
“意识形态化”曾经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现在又成为横在我们社会转型之路上的一座大山，甩掉这个包袱、越过这座大山是当今重提启蒙的主题。
回归普世价值“中国模式论”对普世价值的态度从用特殊性来消解普遍性(“特殊论”)，转变为用“中国价值”取代“启蒙价值”(“取代论”)。
“中西之争”的本质是“古今之辩”。
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但就社会形态而言，这些差异不足以消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分。
普世价值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它不因人种、国别的不同而失去意义。
特殊性是相对于普遍性的存在而存在，没有普遍性也就没有特殊性。
普遍性并不排斥多元和特殊性，恰恰相反，普遍性是对多元和特殊性的通约，正是多元和特殊性的存在和互动才使得普世价值有了更大的包容并不断获得新的活力。
因此，“特殊论”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模式论”认为中国的崛起、西方的衰落预示着“中国价值”将会取代“启蒙价值”成为一种新的普世的典范。
我近日写的《是制度缺陷，还是制度创新—对“中国模式论”的质疑》一文中对支撑“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做了回应。
我认为，这些论据所表明的恰恰是需要改革的制度缺陷而不是制度的创新。
“取代论”的另一方面的论据是对“启蒙价值”的解构和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
自欧美进入现代性社会后，这种解构和批判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首先是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就存在“病态”和危机，问题的核心是这个“病”是不是不可医治的？这个危机是不是不可拯救的？这些问题是因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而产生的，还是转型后现代社会所遇到的新的问题？韦伯曾用“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来揭示现代社会的问题，我想这也是“病”和危机的深层根源。
这一对基础矛盾的存在表明西方现代社会远不是一个人类追求实现的“理想王国”，因而人类的这种追求并未走到终点。
从理想回到现实，我们所构建的社会能够摆脱或化解基础性矛盾的存在吗？我以为，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二元结构是一种常态，人们的观念、制度的构建要接受这样一组二元结构的存在。
我们能做的是在二元张力中寻求平衡并建立自我调节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