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_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

摘要：本文考察了在存在地方政府干预的背景下不同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决策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更易实施本地并购、更多的实施无关的多元化并购，而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则可以突破地方政府设置的障碍，实现跨地区并购。

本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干预的确对企业的并购决策产生了影响，也一定程度支持了我国存在市场的地区分割的结论。

关键词：政府干预所有权并购一、引言并购所具有的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改善企业公司治理、提高企业价值的功能，使得它一经产生就成为世界各国经济领域的浪潮（张新，2003；李善民、曾昭灶、王彩萍、朱滔、陈玉罡，2004），在中国也日益得到监管层的支持和鼓励。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开始考察不同并购类型的绩效（李善民、周小春，2007），研究发现按照行业的相关性的相关并购和无关多元化并购对企业绩效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李善民、周小春，2007），前者包括相关行业的横向并购和相关行业上下游的纵向并购，有助于主并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使得绩效得以改善，而多元化并购或者无助于企业绩效的改善，或者损害了企业绩效（李善民、周小春，2007；陈信元、黄俊，2007）。

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公司选择多元化并购，而不是相关并购？这可能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李善民、周小春，2007），他们研究发现公司的经营业绩、规模等特征是影响多元化并购和相关并购的重要因素。

不过他们没有研究制度环境对并购决策的影响，而更有解释力的研究应当考虑制度环境的影响（Andrade,Mitchell &Stafford,2001；李增泉、余谦、王晓坤，2005）。

具体到正处于制度转型的中国，地方政府干预这个制度因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夏立军、方轶强，2005；方军雄，2007）。

因此，考察地方政府干预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自然成为研究的方向。

此外，现有研究并没有区分企业主动发起的市场化并购和政府干预下的“拉郎配”并购。

后者，更多地体现地方政府的政策性目标以及个人私利（陈信元、黄俊，2007），无论是基于“掏空”动机还是“支持”动机，政府干预下的“拉郎配”式的企业并购都无助于公司绩效的持久改善（李增泉、余谦、王晓坤，2005），无助于竞争优势的获得（宋献中、周昌仕，2007）。

实证研究中很难区分企业主动发起的市场化并购和政府干预下的“拉郎配”并购，考虑到我国经济中普遍存在地方政府对企业行为的干预以及地方官员基于GDP 的业绩考核和晋升制度，本地并购更多地体现为政府干预下的“拉郎配”并购，而异地并购更多地体现为企业主动发起的市场化并购。

因此，我们可以将本地并购视为政府干预下“拉郎配”并购，而异地并购视为市场化并购。

鉴于此，本文主要研究地方政府干预对企业多元化并购和相关并购决策的影响，以及对跨地区异地并购的影响。

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制度环境对并购决策的影响，而且为我国是否存在市场的地区分割提供证据。

地方保护主义所导致的地区之间市场分割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忧虑（Wong ，1992；Young ，2000；严冀、陆铭，2003）。

地方保护主义所衍生的地区之间市场分割损害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观点已经成为共识（陆铭、陈钊、严冀，2004），但由于政府干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方军雄*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60202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632002）的阶段性成果，当然文责自负。

政府干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工商管理理论论坛118--《管理世界》(月刊)2008年第9期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我国是否存在市场分割以及市场分割的程度如何依然没有定论（严冀、陆铭，2003；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仝月婷，2004）。

跨地区异地并购意味着被并企业控制权的流失，自然其将直接受到地方保护的影响。

因此，我们研究异地并购以及市场化进程与异地并购的关系有助于理解我国地方保护主义所衍生的地区之间市场分割的现状。

论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首先对地方政府干预与企业并购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的理论分析，从而得到一个待检验的假设；第三部分详细描述了研究模型、实证研究关键变量的选择，以及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结果；第四部分是对假设的检验以及结果的分析，最后是简单的结论。

二、所有权性质、地方政府干预与企业并购：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伴随着并购行为的盛行，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大量展开，现有文献大致沿着并购动因和并购绩效两条主线进行。

总结起来，并购通过管理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陈信元、张田余，1999；张宗新、季雷，2003）提高企业绩效、进而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

但是，并购意味着被并购企业控制权的转移（赵勇、朱武祥，2000），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融资、经营和人事政策，进而对被并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就业产生重大影响。

获得控制权之后，主并公司可以根据集团整体的战略对被并公司的战略和经营进行调整，如果是本地并购，这种调整仅仅是“左边口袋到右边口袋的游戏”，而且容易受到当地政府的干预，不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异地并购则不同，获得控制权的异地主并公司，由于其脱离了当地政府的干预，其着眼于集团利润最大化的战略调整，例如转移/转换优势产业、裁减人员的决策，可能损害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进而损害当地政府的利益。

同时，法律不完善下普遍的控制权的滥用，即控股股东“掏空”下属公司的行为，则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对异地并购所可能导致的恶果的担忧（李增泉、余谦、王晓坤，2005；刘少波，2007）。

此外，我国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中的财政分权以及相应的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和晋升机制，极大赋予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区经济和维护本地区社会稳定的动力（Li& Zhou，2005；周黎安，2004），在相对绩效评估的政绩考核和晋升机制下（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2007），受官员任期等影响，地方政府倾向于“肥水不流外人田”，将本地资源集聚到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同时，地方政府直接拥有的控制权也使得当地国有企业更便利于接受其做出的并购安排。

伴随着财政自主权、经济管理权下放的同时，地方政府也承担了诸如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社会性事务责任，为此，地方政府有动力对本辖区企业并购行为进行干预，以最低限度降低社会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2008）。

具体的，在援助之手方面，地方政府官员更愿意鼓励本地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并购本地的优质企业，而不愿坐看外地上市公司分享本地的优质企业以增强其经济表现；在掠夺之手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则有能力驱使本地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并购本地“劣质资产”，而难以强制外地上市公司就范。

这样，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将更容易进行本地并购，组建为大型的企业集团。

此外，政治上的考虑———降低地方失业率、帮助本地企业“脱贫解困”等等，也促使地方政府倾向于主导其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更多进行兼并、收购（陈信元、黄俊，2007）。

而且，通过做大其直接控制企业的规模，也便利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私利的实现。

统计表明，虽然我国异地收购逐年增加，但是相比本地收购，异地收购数量依然微乎其微，1998~2001年发生的416起上市公司并购仅有46起为异地并购，比重为11.06％（李增泉、余谦、王晓坤，2005）。

但是地方政府对企业并购干预的动机和能力并不是固定的，它会随着所面临的谈判对手的变化而出现差异。

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央企”），其中央政府背景所赋予的权威不仅有助于其突破地方政府的干预，而且其对地方政府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所具有的潜在作用使得其可能获得地方政府的青睐，从而能够便利地实现跨地区的异地并购。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制定的“十五”规划明确指出，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铝工业的竞争优势，山西晋南地区和河南豫北地区的铝土矿资源应当向中国铝业公司集聚，进行整体建设和开发。

实际运作中，中国铝业公司也得到了当地119--政府的大力支持（陈信元、黄俊，2006）。

事实上，对地方官员的调查表明，诸如中国神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601088）这些中央企业在陕西榆林、鄂尔多斯等地区并购煤矿企业的行为，地方政府没有丝毫说话的权利①。

面对国家产业政策的压力，面对国资委“不进行业前三”就要被淘汰的巨大压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环境，中央国有企业通过并购就成为其做强做大的不二法宝，而投身中央国有企业———“大树底下好乘凉”，以及国有企业并购国有企业天然的“血缘关系”使得整合的成本大大降低，地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自然大力支持中央国有企业并购本地国有企业央企，“卖给央企”成了地方政府的最佳选择，中央国有企业并购整合地方国有企业日益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大量的地方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归并于中央国有企业之下。

通过并购地方国有企业，短短几年中央国有企业———中钢集团就构建了矿业、炭素、耐火材料、铁合金、冶金装备制造五大支柱产业，完成了从传统贸易公司向实业化公司的转化，而中国铝业也通过并购地方国有矿业企业实现了规模的快速扩张②。

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2008）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没有对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并购绩效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得到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越可能进行本地并购，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越可能进行异地并购。

按照行业的相关性，企业并购可以划分为相关并购和无关多元化并购（李善民、周小春，2007），前者包括相关行业的横向并购和相关行业上下游的纵向并购，这有助于主并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多元化并购通常是政府干预下的结果（陈信元、黄俊，2007），无助于企业绩效的改善。

国内外实证研究基本发现，相关并购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绩效，而多元化并购或者无助于企业绩效的改善，或者损害了企业绩效（李善民、周小春，2007；陈信元、黄俊，2007）。

由于国有产权的不可转让，企业经营者缺乏提升公司价值的激励，相反做大本地企业规模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可能更有吸引力（陈信元、黄俊，2007），而多元化并购是扩大企业规模最便捷的方式。

具体的，做大本地企业规模有助于本地GDP的增长，从而使其在基于GDP为主的政绩考核和晋升锦标赛中胜出；促使其并购本地困难企业，有助于降低地方失业率、帮助本地企业“脱贫解困”；此外，做大其直接控制企业的规模，也便利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私利的实现。

因此，地方政府控制企业实施的自然可能更多的是无关多元化并购。

与此相反，面对国家产业政策的压力，面对国资委“不进行业前三”就要被淘汰的巨大压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环境，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采取的并购更可能是相关并购，以做强做大企业，成为行业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