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条件下的北伐战争

国共合作条件下的北伐战争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是五卅运动以后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是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高潮。

北伐战争是国共合作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进行革命战争的重要实践。

国共合作这个特殊条件，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北伐战争的认识和决策，极大地影响着北伐战争的进程，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

北伐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要求。

从共产党方面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是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党成立后，即为实现这一纲领进行了不懈斗争。

虽然党内一些人对孙中山的军事运动特别是1924年的北伐提出过质疑，但那时北伐的条件确实不成熟。

1925年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已把战争问题提上革命的议事日程，特别是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实际上已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

正如1926年4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中所说：“近年以革命斗争的方式，如请愿、示威、抵货、罢工等，已经使民众得到多量的经验”，“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造成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

因此，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

”（《瞿秋白选集》，第282页。

）正是基于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对全国形势发展的分析，中共中央积极推动北伐战争的进行。

从国民党方面说，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进行北伐，打倒军阀，建立统一的全国革命政府，是孙中山的夙愿。

孙中山在1922年和1924年先后举行两次北伐，都以内部叛乱或条件不成熟而失败和半途而废。

国共合作后，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特别是在广东，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在工农群众支援下，1925年，广东政府先后举行两次东征和南讨，肃清了长期盘踞广东、勾结帝国主义的地方军阀势力，统一了广东，并成立了统一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

所有这些，为以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基础进行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条件。

从国内形势看，1926年春，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也日益紧迫地把北伐战争提到国共两党面前。

当时，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统治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暂时结成“反赤”联盟，企图联合进攻倾向于革命的国民军，首先消灭“北赤”；然后出兵湖南，进攻唐生智，再联合统治东南五省的军阀孙传芳和四川、云南、贵州的地方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消灭“南赤”。

在这种严重局势下，要扭转这股反革命逆流，国共两党只有先发制人，出师北伐，用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才能最终粉碎北洋军阀的图谋，进而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

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举行北伐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

汪精卫、蒋介石等国民党政治军事领导人，出于不同考虑，在会上和会后多次提出必须速定出兵北伐大计。

这样，北伐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分析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着重讨论了北伐问题，认为：“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

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

“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

”随后，中共中央又发出第79号通告，再次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

”“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他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1、47页。

）特别会议强调在北伐经过的省，应当充分发动农民运动，以全力支持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

以上可以看出，北伐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要求，并成为国共两党议事日程上的首要问题。

但是，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国民党，内部成分复杂，有左中右各派。

右派和中派代表着地主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是有矛盾的，在北伐的目的以及如何准备、如何进行北伐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从反帝反军阀，推进革命向全国发展的要求来对待北伐的，认为北伐必须为了人民群众利益并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

正因此，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把积极准备北伐战争视为党的“主要职任”。

从当时国内形势看，党力主北伐还出于以下考虑：第一，发展农民运动。

中共中央认为，五卅运动以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相继退出革命，工人阶级陷于孤立，为改变这种状况，“要引导国民革命得到胜利，必须是取得农民的援助，造成工农势力的大联合”。

而从实际情况看，“只有国民党和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得以发展，因此我党当使此政权推广及各省，所以广东政府的北伐便成第一等重要问题”。

第二，救国民
军之危。

国民军是冯玉祥统辖的部队，原属北洋军阀的直系，1924年北京政变后由直系分化出来改编而成。

国民军成立后，倾向革命，反对奉系军阀，受到奉、直军阀的联合进攻。

1926年春，国民军先后失去河南、直隶，并由北京退回西北，冯玉祥下野，国民军处于困难境地。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认为，国民军是旧军阀中分化出来能相当接近群众、给人民以相当自由的军队，它的存在不仅有利于民众运动的发展，也有利于广州政府的存在和发展，“不维持住北方国民军的局面，以接应广州政府之北伐，则广州政府必陷于孤立”。

为此，必须支援国民军抵御直、奉军阀的进攻，而根本的支援就是北伐。

第三，扩大革命运动于全国。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认为，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它的势力之发展，可以点燃全国的革命火焰，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增强自己的声威。

而且，只有发展，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根据上述对北伐的认识，确定了党准备北伐的方针，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中的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

并强调“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

中共中央在2月特别会议以后，采取许多措施贯彻会议精神，如，先后召开劳动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支援北伐战争。

在军事上，特别会议指出：“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

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4页。

）为执行以上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

军事委员会下设北京、河南、广州三个分会。

事实上，自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建立国民军后，李大钊和党的北方区委就开始与冯玉祥接触并开展工作，随后陆续派去一批共产党员，在国民军中开展工作，主要是政治工作。

总的来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对于北伐战争的认识和有关决定是积极的正确的。

当然，这时党对军事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关注还是很不够的，没有在争取和掌握军权上采取必要的措施，因此，在随后反击国民党右派争夺军权的斗争中，陷于被动和无力的地位。

前面已经说过，国民党是主张北伐的，这种主张总的来说符合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但必须看到，国民党右派则是从一党一群的私利出发对待北伐的。

他们主张北伐的目的同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

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

孙中山逝世后，左右派斗争更加激烈，国民党进一步分化，老右派的势力，有的分裂出去，有的被逐出广东。

汪精卫、蒋介石以左派和中派的面目出现，使用两面派的手法，在斗争中排斥异己，发展自己的势力，并逐步掌握党军政大权。

特别要指出的是，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由中派向新右派转变，军事权力日益增长，政治野心迅速膨胀，成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代表人物。

因此，蒋介石虽然也极力主张北伐，但他的主要目的则是利用北伐扩张自己的势力，实现自己的野心。

为此，他在准备北伐过程中，千方百计打击革命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以便把国民党党权、政权、军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精心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制造所谓“共产党阴谋暴动”的谣言，借此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迫使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国共合作以来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他还排斥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苏联顾问，逼走了被视为自己夺权障碍的汪精卫。

由此，蒋介石首先夺取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

5月15日，蒋介石又策划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整理党务案，剥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职位，限制他们的权力和活动，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一批共产党员不得不辞职。

而蒋介石则相继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进而实现了他在北伐开始前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目标，从而为他通过北伐战争进一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1926年上半年，即酝酿、准备北伐阶段，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一方面运用各种手段、阴谋发展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军事势力；另一方面极力排除异己，特别是打击共产党。

但是，他为了利用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力量，以进一步实现其北伐的目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还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由于认识上的局限以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对蒋介石的进攻，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以致于几乎完全丧失了已取得的军事方面的阵地，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工农群众运动方面，并以为这是对北伐的最有力的支援。

北伐战争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