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对日本“剑道”的影响

禅宗对日本“剑道”的影响1 中国禅宗的日本化“禅”，是梵文“Dhvana”(禅那)的音译略称，“禅那”意译为“思维或静虑”，“是思维真理，静息念虑之法”[1]。

通过静心思考，使身心得到惠和或体悟特定的义理。

“禅”原本是印度宗教哲学中一种特定的宗教实践，后来被纳入佛教体系，并成为其重要的修行方法。

“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2]。

“禅”在悟道成佛的佛教理性实践中，虽然起着支撑佛教理性实体的重要作用、但它毕竟只是通向真如佛性的一种修行方式，而非佛理的全部内涵和要旨。

所以，它在以注重个性成佛的小乘佛教中仅仅是戒、定、“三学”之一的“定学”；而在大乘佛教中，只占“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那、智慧中的一席之地。

真正给“禅”赋予一个全新的宗教意义，并使之自成宗派的，乃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并广为传布所致。

因此，可以说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佛教，“是印度的佛教思想与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3]。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认同和接纳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化和同化，必然会导致佛教中国化而生成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就是盛唐时代定型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禅宗。

自奈良时代(约A.D.710—A.D.784)以后，中国的禅宗便不断传入日本，但在日本旧佛教统治的历史时期，禅宗始终未能在日本形成独立的宗派。

但是，到镰仓时代(约A.D.1192—A.D.1333)，国家佛教和贵族佛教丧失了统治地位，否定烦琐教学、注重内心信仰的倾向出现了，于是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禅的强烈兴趣。

与此同时，荣西传中国临济禅，道元传中国曹洞禅，并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

中国禅宗以“无我无心”的境界为中心，崇尚日常生活行持，主张佛法真理就在“着衣吃饭处”，起居动作皆做到无心不动念。

但中国禅宗较侧重理论，而日本临济禅则吸收中国禅宗的特色，不拘泥于坐禅形式，又不注重理论而看重实修。

因此，可以说中国禅宗是主智的，日本禅则是主实的。

主实包括把禅的精神实际应用到绘画、建筑、茶道、武道、文学等诸领域，也含持戒和护国等特色。

自荣西传临济禅、道元传曹洞禅之后，中国禅宗各派不断传入日本，禅的宗旨在日本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禅宗否定“末法”的主张，更迎合了当权者和武士们的欢心，遂在日本扎根发展。

禅宗是镰仓时代日本佛教的主流，得到幕府武士的格外青睐，乃武士的精神支柱。

南宋高僧荣西为日本禅宗之开创者，同时也正是他把中国的茶种带入日本，并对日本茶道之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禅宗在日本广为传布，获得了新的发展，把参透“无”字放在最突出之地位，从而形成了日本禅的特色。

2 日本剑道的含义日本武道主要是指剑道、柔道等武术之道。

“武士道”这一说法在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还不曾出现，最初被称作“武士之习”、“兵之道”或“弓矢之道”，到江户时代才有“武士道”的说法，就是在“弓矢之道”中加入了道德的成分，即“士道”。

也就是说“武士道”原来就是“武道”。

说到日本武道，不能不说剑道，剑道是日本武道的主要内容，是武道的灵魂和代名词。

剑道包括“剑术”和“心术”。

剑道从形式上看是一种持刀剑或刺刀进行的格斗术，从思想上看包含日本自身的民族传统和禅宗，儒家思想。

剑道之所以称为“道”，而不叫武艺或武术，是因为真正的剑道不像武艺那样以杀人为目的。

剑道或武道从技术上讲是如何杀人的问题，从道德上讲又有一个不该杀的问题。

剑无疑是一种杀人的兵器，剑术就是杀人的技术。

剑道不是杀人而是要除恶，是除一恶人而救万人，这才是剑道的根本。

真正的武士不应该以杀人为目的。

作为武士道的修养读物《叶隐》中，第二条就要求武士“应成为唤醒大慈大悲的人”。

武士的刀应该是“活人刀”，而不应该是“杀人刀”。

武士之刀首先是要杀自己“心中之贼”。

3 日本剑道的境界和禅宗剑道不仅仅局限于“剑术”，近代的剑道要求达到“心、技、体”一致。

要达到剑道的最高境界除了有高超的“技法”外，还必须进行“心法”练习，就是对心理状态的调整和修炼。

泽庵宗彭在他的《不动智神妙录》一书中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剑道修炼首要的是去掉执着之心”。

即“心无所置”，就是面对敌人把心置于任何地方都不行，不把心置于所有的空间和所有的地点，也就是心不止于一处，其次日本武士力求通过修禅达到“不动智”，即心止于一处。

“不动智”中的“不动”不是指静止不动，而是“动中静，静中动”。

泽庵所说的不动智，换一种说法就是“无心”。

所谓“无心”就是“无停留处之心”。

就是要处处留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剑出而心不追，忘却一切击法，只管出剑。

杀人而勿置心于人。

心悟人空我空、技空剑空，且于空心亦不住”。

再进一步，“无心”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执着。

它是人自然具有的“本然之心”，泽庵所说的“本然之心”，就像流水一样，不断向低处流，不与高山争高低。

执着、求胜心切往往反而失败，好像是“欲速则不达”一样。

另外，“无心”又指“平常心”。

对于武士来说就是临战之心，只有时刻处于战备状态，才能集中心力。

“心无所置”就要求武士在拼斗的时候，不仅要将所练的一招一式运用自如，而且心就不能停留在生死问题上，要置之度外。

武士每天都面临着生死，所以，作为武士的修养读物《叶隐》中，第一条就说“武士道就是超脱生死”，做到“生死一如”，只有在心理上做到“生死一如”，才能死中求生。

泽庵所说的无置所之心和无心之心，是禅的领悟，同时也是日本剑道之心。

体验无心，靠头脑不行，只能用泽庵所说的“冷暖自知”的方法，自己去修炼。

此外，日本剑道的柳生派讲究“无刀取”的功夫。

柳生派的创始人柳生宗矩将其解释为，在没有刀剑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双手、扇子和身边的东西防身，柳生宗矩道破无刀的本质是：“不杀人，我们以不被杀为胜。

”一味无故杀人不是日本剑道的目的，“不争胜负，不拘强弱”是日本剑道的本质，应该从这里去寻求日本剑道或武道的精神。

4 日本剑道中武士的教育对武士的教育包括两个基点：实行儒家经典的教育是其一；对武术的训练是其二。

武术的训练内容包括剑、枪、弓等，主要以剑为主，而且武术锻炼是非常艰苦的。

严格的武术训练只能提高手法和身法，武士面临的是战斗，这就不仅要武技，还需要勇气。

武家更注意意志、勇气的锻炼。

关于勇气的锻炼，武家自有一套办法。

比如，为了避免造成胆小，经常要在刑场、墓地、荒废的空屋做游戏，以消除恐惧心理。

偶尔也要幼童利用夜间一个人去刑场，在首级上作一个记号等。

“勇武”是武士最基本必备条件，然而，光匹夫之勇还不行，还要有坚毅、不屈不挠等精神风貌。

剑道为达到最高境界，光苦练不行，还要悟性；光练手法、身法、步法不行，还必须锻炼心意。

这样才能在实战中做到“手到、眼到、心到”，达到“物我两忘”。

日本江户时代后，剑道内容出现了大量道德成分，并逐渐成为培养武士精神的手段。

而从批评的角度分析的日本剑道，发现日本剑道思想中的某些理念，例如忠、孝观念，容易为军国主义者利用，这种利用开始于日俄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到顶峰。

二战中，日本天皇和军部法西斯对剑道进行恶意利用。

二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思想改造，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砍掉了剑道中不合时宜内容，从这一角度出发，切断了日本剑道与军国主义之间的纽带。

今天，改造后的日本剑道又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

5 日本剑道与中国武术日本剑道与中国武术在训练等方面有深刻的联系。

剑道作为日本武道的重要内容，其道德内容来源于儒家的“德目”，剑道的技术方面内容，如训练和实战思想，也同样借助于中国儒家和佛家唯心主义说教的力量。

另外，我们从日本武道有关的一些术语，如残心、花、道、间等的内涵上，也可以看它的训练和实战思想与中国武术的关系。

日本剑道与中国武术在“运气”方面有共同之处，禅就是通过坐禅炼气、重视数息观的呼吸法。

禅之所以为禅而区别于佛教，是它与中国本来就有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某些思想的结合。

中国的太极和日本的剑道非常重视运气。

在太极拳中，气无论运行到何处都不停留，就像江水滔滔不绝，连绵不断。

同“运气”密切相关的是“发声”，中国武术讲究“先声夺人”。

日本剑道也很重视发声，发声配合呼吸，以声导气，以气导力。

另外，发声与寻“机”关系密切，这里的机，即“时机”，也就是日本剑道中常常提到的“间”。

日语里的“间”意义丰富，这里主要指武士在战斗过程中，间不容发，通过大喝分散对手的注意力，寻找进攻的机会，制造机会以“夺人”。

发声还与禅宗有很大关系，禅宗流派之一临济禅证悟的方式是大喝，或当头棒喝。

所谓“证得身心脱落”也就是“震得身心脱落”。

所以，临济禅很受修行人欢迎。

日本剑道与中国武术区别表现在：日本剑道强调精神修炼，讲究“心、技、体”一致，以培养人格精神为特征，强调通过武道教育，培养“忠诚报恩，知耻尚勇”的精神。

日本剑道强调在攻防技艺的磨炼中加强心身两方面的修养。

中国武术注重健身和练习形式，注重怡情，注重开展武术丰富多彩的内容，在我国民众心中，武术更多作为一种实用技巧，以求自卫防身，健身健体，调心养性。

参考文献：[1]魏常海.日本文化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140－141.[2]梁晓虹.日本禅[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3.[3]楼宇烈.东方哲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