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名医孙思邈传

隋唐名医孙思邈传生平孙思邈（581—682）②，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原）人。

他自幼天资聪慧，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之年已通晓诸子百家，尤善谈老子、庄子并且还喜好钻研佛教典籍，曾被人称为“圣童”。

当时的社会风尚是“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

医治之术，缺而弗论”③。

孙思邈目睹民众缺医少药，回顾自己幼遭风冷之疾，屡造医门，为治病而罄尽家产的痛苦经历，遂志学做一名“苍生大医”，毅然放弃仕途。

他以历代名医为榜样，刻苦钻研医药典籍。

对于诊疗疾病的方法，采药和制药的法度，养生保健之术，凡有一事长于己者，他总是不远千里，伏膺取决。

在他二十岁左右时，便打下了一定的医学基础。

孙思邈年长时，因避当时战乱和朝廷征辟，曾隐居太白山，后又隐居终南山。

唐武德年间与道宣律师相识，结为知交，每一往来，谈论终夕，使他们在医学上都得到裨益。

佛教的“医方明”也是有关医学研究的学问。

孙思邈的医书佛教典籍中有关于印度医学的“四大”——地、水、火、风学说，百一学说，耆婆、阿伽佗诸方，天竺国按摩等内容。

而道宣的医学知识对孙思邈是有影响的。

相传“天王补心丹”就是道宣发明的。

据《华严经传记》卷五所载：“义宁元年，高祖起义并州，邈在境内，高祖知其宏达，以礼待之，命为军头，任之四品，固辞不受，后游历诸处，不恒所居。

”但他曾与亲友说过，待将来社会上出了贤明君主时，我可以出来做些济世活人的事。

唐太宗即位以后，特将孙思邈召诣京师，准备授以爵位，孙思邈仍婉言谢绝。

此次进京，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长安医家，阅览各类医药书籍。

孙思邈与甄权甄立言兄弟关系密切。

他推崇甄权的针法。

深州刺史成君绰患急症，颈部肿胀，喉中闭塞，滴水不下已三日，求治于孙思邈，孙思邈请甄权会诊，由甄权针刺而愈。

①他还记录下了甄立言治心腹冷痛五辛汤方，指出该方有良效。

②孙思邈不但重视书本知识，而且更注重实践。

他遍历关中的山川，并在贞观年间南下到四川考察风土人情、采集药材、炼制丹药、沿途施诊。

此行丰富了他的医药知识，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实践经验。

他曾在峨眉山道士处得高子良服柏叶法，在江州（今江津县）治愈前湘东王的脚气病，为梓州（今中江县三台）刺史李文博治愈消渴病。

在此期间，他亲自为六百多麻疯病人作过治疗，治愈者达十分之一。

归途上又为梁州（今陕西汉中）汉王李元昌治疗水肿获效，为陇州韩府君用马灌酒治疗风疾，还用瞿麦丸治愈了一位中流矢者，使其身上的箭头经服药后自行脱出。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孙思邈有感于医方本草部帙浩繁，忽遇急症求检困难的情况，遂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结合他个人的学术经验，于永徽三年（652）撰成了《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30 卷。

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①故以“千金”两字命名。

该书较系统地总结我国自古以来至唐初的医药学成就：“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

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②。

故被医家和学者所尊崇。

②关于孙思邈生年，据李经纬考定为581 年。

还有509、514、518—519 和541 年等不同说法。

③孙思邈：《千金要方序》。

①《千金翼方·针灸》。

②《千金要方·心脏》。

显庆四年（659），唐高宗召见孙思邈，欲授以谏议大夫，他辞谢不受。

此年正好是《新修本草》问世。

这次应诏孙思邈在长安达十六年之久，其间曾随从唐高宗到避暑的胜地麟游九重宫等地。

上元元年（674），孙思邈以疾病为由请求回乡，朝廷赐以良马代步，又将京城光德坊一所旧宅赐给他居住。

于是孙思邈只得再次居留下来。

当时的知名之士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人，皆以孙思邈为师尊，请教学问。

孙思邈晚年回到故乡，住在罄玉山。

这里山势巍峨，古柏茂密，胜迹颇多。

他继续从事医药研究，坚持著述，于逝世前又撰成了《千金翼方》30 卷，书名取“輗軏相济”、“羽翼交飞”③之意，藉以对三十年前撰成的《备急千金要方》进行补充并对新的学术经验作一总结。

永淳元年（682），年逾百岁的孙思邈与世长辞。

临终前，他嘱其家人薄葬，不藏冥器，不须宰杀牛羊来举行祭祀活动。

但他“功在生民，则民祀之”①。

人们为了纪念孙思邈，尊其为“药王”，将他晚年隐居的五台山称为“药王山”。

“箫鼓年年拜药王”，已成了孙思邈故乡人民千百年的习俗。

孙思邈终生精勤不倦，著述很多，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枕中素书》1 卷、《会三教论》1 卷、《福禄论》3 卷、《摄生真录》1 卷、《龟经》1 卷等。

德识才学孙思邈学识渊博，在《千金要方·序例》中论述了作为“苍生大医”的两个基本条件：“精”、“诚”。

所谓“精”，是指精深的医学造诣和精湛的医疗技术。

他在《大医习业》中指出：凡想学医并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首先必须熟读古代的医药典籍、熟记医学理论和各家的学术经验。

如对《素问》、《甲乙经》、《黄帝针经》、《明堂流注》等书；对人体十二经脉循行及主病、三部九候的脉学理论、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变化、表里孔穴的位置、药物学，也要了如指掌；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名医的著作也要精读，细心领悟奥妙。

同时，又须妙解阴阳、五行、《周易》、相法等数术，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大医”。

不然犹如“无目夜行”，“动致颠殒”。

其次是读医书当寻思妙理，留意钻研，这样才有探讨并与人切磋学术的起码条件。

另外，还须涉猎群书，必须具备除医学之外的哲学、文学、史学和其他有关自然科学知识，才能使自己在医学上精益求精。

如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孙思邈尤为推崇。

在写《千金要方》时，他未能看到该书全本而感遗憾。

后经过几十年的搜寻，终于在晚年时觅得。

他在医疗实践中首创以法类证、以方类证等研究方法。

①《千金要方·自序》。

②《新校正备急千金要方序》。

③《千金翼方·自序》。

①陕西耀县孙家原《真人祠重修碑记》。

所谓“诚”，就是对病家、对同道怀有一片赤诚之心。

他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讲了医德问题，《大医精诚》论述了医德与医术的辩证关系。

他认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终循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九候，动数发息，不满五拾，短期未知决诊，九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窥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固亦难矣，此皆医之深戒。

”①只有用心精细的人，才有从医的资格，否则，虚而损之，盈而益之，热而温之，寒而冷之，只会使病情加重。

所以孙思邈指出：“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

故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

”②孙思邈回顾自己初学医时，对治狂犬病无把握，治疗辄不效验。

“自此锐意学之，一解已来，治者皆愈，方知世无良医，枉死者半，此言非虚。

故将来学者非止此法，余一一方皆须沉思留心作意，殷勤学之，乃得通晓，莫以粗解一两种法即谓知讫”①。

他反对这种学不稽古，守株待兔的学风，认为这是“识悟非深”②的表现。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指出：凡大医治病，必须安神定志，无私心杂念，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人们的疾病伤痛。

假如遇到患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或人所恶见的病人，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

关于大医之风度仪表，孙思邈认为：须得端庄，望之俨然，度量宽宏，从容不迫，不皎不昧，有涵养性。

诊断疾病，专心致志，详察形候，纤毫勿失。

处方用药，或施针刺，不得有误。

遇到危重急症，要须临事不惑，应当审谛覃思，不能在病人的性命大事上草率，或以此来夸耀自己，去追求虚名。

到了病人家里，即使绫罗满目，也不要东张西望，不要被音乐、佳肴、美酒所迷惑。

更何况病人正在痛苦之中，医生怎能分心去享乐呢？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他人短长，炫耀自己，恶语攻击同道，妄自尊大。

偶然治好一病，便仰首戴面，自以为了不起。

这些都是医家特别要注意的道德问题。

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孙思邈还指出：即使医生处于条件优越或简陋的条件下，都应恪守医德、坚定专业思想，不要以贫富易志改性。

学有所得，不应当大吹大擂。

有了突出的成就，也不要沾沾自喜，自我陶醉。

孙思邈还列举古代医生相互嫉害的史事，如秦太医令李醯妒贤嫉能，派刺客杀害了在秦国行医的名医秦越人（扁鹊）。

以此告诫医林中人，“不得使愚医相嫉，贼人性命，甚可哀伤”①。

他还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医德的重要性，指出：“愚医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时之经，或用汤药倒错，针灸失度，顺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灭亡。

哀哉！蒸民枉死者半，可为世无良医为其解释。

”①《千金要方·治病略例》。

②《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①《千金要方·备急》。

②《千金翼方·禁经上》。

①《千金要方·治病略例》。

②孙思邈更进一步又把医生分为上中下三等，从医学与社会的高度来评述，认为上医医国，医未病之病；中医医人，医欲病之病；下医医病，医已病之病。

③学术成就孙思邈对医药学的研究及其成就是多方面的。

他继承前代医药各家学派，发扬光大，通过实践而注入新的学术内容。

医经学派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医学基础理论如何指导临床实践的。

孙思邈对此非常重视，在《千金要方》中系统地记载并论述了脏腑的生理、病理、诊断及治疗。

从卷一一至卷二○为肝脏、胆腑、心脏、小肠腑、脾脏、胃腑、肺脏、大肠腑、肾脏、膀胱腑，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

其学术渊源既遵循《黄帝内经》、《难经》、《中藏经》和谢士泰的《删繁论》，又在研究整理中加入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方药，以便实用。

他把咽归于肝胆，这与《内经》的说法不同，反映了他遵古又不泥古的思想倾向。

在脏腑病诊断上重视四诊合参，注重脏腑辨证和八纲辨证，在疾病症型分类和治疗方面，自成系统。

经方学派在汉唐之际主要是研究经验方，稍后也包括对张仲景经论方的研究。

孙思邈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择其善者，或经验证后著录。

他说：“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

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

”①于是，孙思邈平生都注意收集各类医方，仅《千金要方》就载方六千三百余首。

这些方剂都是他采诸群经、删裁繁重而成的，其目的在于简要实用，有些来自古代，有些采自隋唐当代，有些采自太医院或皇室档案中，相当多的方剂来自民间，如齐州荣姥方、韩光治疗肿方等等。

孙思邈认为：“多从旧方，不假增损，虚而劳者，其弊万端，宜应随病增减。

”②他在筛选治痢方时说：“古今痢方千万首，不可具载，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

”③对少数民族有效的方剂，予以推广，对外来的方剂，使之中国化，为国人所接受并应用。

孙思邈在“服菖蒲方”下自注说：“天竺摩揭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师拔摩来帝，以大业八年与突厥主使至。

武德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洛州大护德法师主矩师笔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