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山石的雕刻手法1

寿山石的雕刻手法1

圆雕

圆雕又称立体雕，是艺术在雕件上的整体表现，观赏者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到物体的各个侧面。它要求雕刻者从前、后、左、右、上、中、下全方位进行雕刻。它是寿山石雕最古老、最基本的技法，也是“东门派”的主要技法。

寿山石的圆雕始于南北朝。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福州地区陆续发掘出的南北朝时期的殉葬品“人兽俑”等，就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原始的寿山石雕作品。据相关资料研究分析，圆雕自南北朝以来一直是寿山石雕的主要技法，即使到了清初寿山石雕昌盛时期，雕制人物、动物也仍然以圆雕技法为主，只是这一时期的圆雕技法和古远的南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作品的艺术水平也是天差地别。享有盛名的杨玉璇、周尚均、魏汝奋、魏开通、董沧门等，虽然雕刻风格各异，却都是圆雕大师，他们的许多圆雕作品也都成为传世之作。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杨玉璇的《僧人卧像》、周尚均的《弥勒》、魏开通的《伏虎罗汉》等十几件寿山石雕作品，以及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和福州市博物馆收藏的杨、周、魏、董的传世之作，都显示了清初寿山石圆雕技艺的高超水准，坐势自然舒展，神态悠然自得，面额饱满，鼻宽且丰，两眼微闭，两唇微翕，欲言又止，表情异常生动，衣纹用刀十分流畅，富有动感，不论前观还是后看，都显得和谐自然，堪称圆雕杰作。从《数珠罗汉》还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石雕艺人已善于利用巧色。他们不仅懂得用石材的有色部分雕刻外披的袈裟，用无色部分雕刻罗汉肌体，有的还在罗汉打坐的蒲团一描花巧填金粉。一代宗师杨玉璇还在罗汉服饰上镶嵌宝石，用以衬托雕像，使之瑰丽多彩。

清同治和光绪年间的“东门派”鼻祖林谦培，也是一个圆雕高手。他的圆雕作品多以仙佛人物为题材，风格受杨璇影响，并有明代德化瓷雕高手何朝宗的遗风。造像着重传神，造型颅硕身短。形象比较肥硕，衣纹如行云水，临风飘荡。“东门派”传人林元珠、郑仁蛟、林友竹等也是圆雕高手。林元珠还在圆雕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物和山水相结合的“立体雕”，用来表现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戏曲情节。郑仁蛟则吸收木雕、牙雕、青石雕的长处，融于寿山雕之中，使其风貌焕然一新。

古代的寿山石圆雕作品多是独立的个体，如仙、佛、猪、羊、马等，体积也比较，通常是摆放在案几上的小雕件，或当扇坠、链坠等装饰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寿山石雕的题材不断拓宽，石雕技法也不断丰富发展，在圆雕技法的基础之上，出现镂雕、链雕。在表现内容上，也由独立的个体发展到人物、动物和山水等相结合的大型群雕，这就使得圆雕从技法到作品内容都更加丰富和完善。同一件圆雕作品，往往是圆雕、镂雕、链雕等多种技法融会贯通。如“东门派”大师冯久和雕刻的《猪崽满圈》，以一群母子猪造型来反映农家生活的兴旺发达；陈敬祥的《求偶鸡》，以鸡亢奋恣肆的形态和刀法的创新独到，令人精神为之一振；郭功森的山水雕《武夷风光》，集闽山闽水于咫尺之间，以小见大，意境无穷；林亨云的群鱼雕《海底世界》，无水鱼游，怡然自得，令人浮想联翩；林发述的《三仙醉酒》，似醉非醉，如诗如画；林廷良的《九宝连环章》，环环石链动，九章喜相连；王祖光的《荷花观音》，端庄娴静；还有《长征组雕》、《红色闽西组雕》、《井岗山会师》、更喜岷山千里雪》等等，这些艺术精品都是他们利用大体积的五彩斑斓的高山石创作，在纯熟运用圆雕技8法的基础上，融合其它技法完成的，是寿山石雕从造型、题材、技法到巧色利用上的重大突破。

由于圆雕作品极富立体感，生动、逼真、传神，所以圆雕对石材的选择要求比较严格，从长宽到厚薄都必须具备与实物相适当的比例，然后雕师们才按比例“打坯”。“打坯”是圆雕中的第一道程序，也是一个重要环节，特别是大型的圆雕作品，还需要先在泥土上“打坯”，竺修订完“泥稿”后，再正式在石材上“打坯”。“打坯”的目的是确保雕品的各个部件能符合严格的比例要求，然后再动刀雕刻出生动传神的作品。圆雕一般从前方位“开雕”，同时要求特别注意作品的各个角度和方位的统一、和谐与融合，只有这样，圆雕作品才经得起观赏者全方位的“透视”。

钮雕

钮雕是专指印章上部钮饰的雕刻，属于圆雕的范畴，具有丰富的立体感，但它和圆雕相比，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物像小，限于印章的规模，一般都在10立方厘米以下；二是只表现物像的上方，而不像圆雕那样，需要全方位表现；此外，钮雕的表现内容多是动物，特别是古代传说中的动物，如：螭、狮、龙、凤、虎、辟邪、饕餮、麒麟、驼、龟、熊、蝙蝠等，因此，钮雕也称为“兽钮”。

钮雕的历史是和印章连在一起的，有印才有钮。据有关历史考证，最早的印章始于周朝，距今己有三千多年。最初的印章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是王侯将相、达官显贵的专用品。最初的印钮也十分简单、纯朴，只在印钮上方钻一孔，用来穿绳系结以便携带，因此印钮也称“印鼻子”。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印章在材料和钮饰上，根据使用者不同的权位和官衔，出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如秦时的官印，除了用金、银、铜等质料的不同来区分官爵的高低外，还在印钮的装饰上加以区别。到了汉代，皇帝用玉玺虎钮，皇后用金玺虎钮，诸侯王用金玺驼钮，皇太子、列侯、丞相、太尉、三公及左右将军则用金印龟钮，俸禄二千石的官，用的是银印龟钮，二百石至千石的，则用铜印象钮，此后，历代王朝，上至君王下至各品官员所用印钮，以职位高低，多为螭、狮、龙、凤、虎、辟邪、饕餮、麒麟、驼、龟、熊、蝙蝠以及十二生肖中的其它动物。

古代印章的材料通常使用金银铜玉，而非石头。20世纪50年代，湖南长沙一带相继出土了40多枚西汉滑石印，多为鼻钮、台钮、桥钮及龟钮。考古界据此认为，石印的历史应该始于秦汉。由于石印易于受刀，所以时人竞相采用，很快在文人雅士中得以盛行。直至到了元代，王冕首创以花乳石作为印章材料，寿山石的钮雕历史才得以翻开第一页。因为寿山石不仅柔而易攻，而且洁净如玉、色彩斑斓，因此备受各方人士青睐，寿山石印钮的历史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祥。到了明代，寿山石印钮开始勃兴盛行，成为寿山石雕的一个特殊品种。明代思想家李贽就有两枚印章“李贽”和“卓吾”，均钮刻单狮，蹲坐侧首，神态淳朴，是迄今仅见的明代寿山石印钮艺术精品。清初，寿山石钮雕的技法逐渐发展到博古图案、翎毛、鱼虫、花果、人物等品类。在小小的印钮之上，倾注着许多石雕艺术家的心血，他们以高超的技法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赋盈盈方寸以万种风流。一代宗师杨璇、周彬都是钮雕高手。杨璇的钮饰风是集古代玉玺铜印的规范，充分发挥寿山石柔而易攻的特色，施以精艺，突出兽钮的神形与情趣，因而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周彬制钮的风格则以朴茂、清灵、流畅著称，其钮雕常常外形夸张，境界神妙。他还善于撷取夔纹图案刻博古平钮，并在印台四周刻浮雕锦褥纹和取古铜器图案加以演变作边纹，其博古图案直处平整，转角处圆浑流畅，图案间隔紧密，有针线难入之妙，堪称一绝。

“东门派”鼻祖林谦培也精于印与博古图案的雕刻艺术，所刻兽头形态传神，刀法灵动，须发均用开丝，从不间断。其高足林元珠的钮雕，遒健有力，神态逼真，尤精于须、鬃、毛、发的刻划。自林谦培、林元珠之后，“东门派”钮雕的传人很多，杰出者如林元水、林友清、郑仁蛟、林寿甚、周宝庭等。他们虽继承师法，但各有新意，尤其是周宝庭的兽钮雕刻，兼融东、西两个门派之风韵，总结出古兽钮百余种名目，堪称是寿山石钮雕的一代宗师。

新时期以来，“东门派”钮雕传承新人层出不穷，涌现出王炎铨、杨祥、郭祥忍、郑忠明、吴阳明等一批钮雕名家和高手。郭功森的儿子郭祥忍不仅继承父业还大胆创新，他雕刻的印钮达数百种，形态逼真，刀法细腻，是收藏家竞相追逐的佳品。如他的新作《龙凤十全》，在2002年第三届福建省工艺美术精品“争艳杯”评选中，荣获金奖。此外，他雕刻的《王者之尊》、《十三太保章》，也可称为传世之宝。

“西门派”本来就是以印钮作为本门派的宗业，因此从潘玉茂开始，到潘玉进、潘玉泉兄弟，以及后续弟子林文宝、陈可观、陈可铣等，都是钮雕名家。其作品风格与“东门派”迥然不同，古雅大方，浑朴厚重，深得文人雅士珍爱。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寿山石钮雕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由古兽扩大至花果人物，连印台雕边的花纹也形形色色，有断纹、双不断纹、龙形纹、水波纹等14余种，真是方寸大天地，纹丝见功夫

镂雕与链雕

镂雕与链雕是圆雕中相对独立的雕刻技法，常与圆雕或其它技法相结合，使雕刻作品更富表现力。

镂雕也称镂空，即把石材中没有表现物像的部分掏空，把能表现物像的部分留下来。如古代雕龙，在掏空龙口腔的同时，要在口腔里保留下一颗“珠”。这颗“珠”是原材料的一个部分，雕刻者用细刀小心翼翼地通过“龙嘴”，往里凿出一颗“珠”来。这颗“珠”剥离原石材后，不仅能滚动自如，而且还不能滚出“龙嘴”。

基于镂雕的难度很大，所以从石料挑选、作品布局、刀具配备到雕刻程序等，都与一般的雕刻技法有所不同。镂雕的石料必须质细性纯，尤其是镂空部分，更不应有裂纹和高密度的砂格，否则容易造成断裂。镂雕使用的工具，除一般雕刻刀具外，还需要特制的长臂凿、扒剔刀、铲底刀、钩型刀，以及小锯刺等专用刀具。由于镂雕内部景物的用空间的很大限制，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