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与相权之争

君权与相权之争
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研究生
在皇权社会里，皇帝是国家元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皇帝下面就是宰相。

在专制的皇权体制里，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辽国有宰相的名称之外，其他朝代都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宰相只是一个俗称而已。

在《宋史·职官志》中称“宰相之职，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概括起来宰相有以下的职权：
一、谋议权。

就是宰相就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措施提出建议，并与皇帝共同讨论。

二、副署权。

就是皇帝的诏令、制敕和上谕要由宰相签署，并由宰相机构发布。

三、用人权。

就是选任贤才和罢免不称职的官员。

四、裁决一般政务权。

就是宰相有权处理一般的政务，无须请示皇帝。

在某种程度上，宰相的作用比皇帝重要，因为皇帝高高在上，而宰相处在皇帝和各部门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

同时宰相又是道德和忠诚的象征，它确保皇权不被滥用的一道防线、一种保证。

所以，观察中国历史上各朝各国的宰相，大部分是具有丰富的政治手腕和经验，能够处理好朝廷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有学者把中国宰相制度演变过程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期（从黄帝至西周）、创立期（春秋至秦）、鼎盛期（汉初至汉武帝时）、调整期（汉武帝时期至元朝）、衰落期（明朝至清朝末年）。

考察历代政治得失，皇权与相权的消长可以说是一个重要指针，君权和相权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平衡，什么时候就能够实现政治清明。

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盛世时期：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

这几个时期基本上君权和相权处于平衡的阶段，所以造就了政治的清明。

如汉文、景帝时期，宰相曹参实行汉初宰相萧何制定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与民休息，被两代皇帝继承和发扬，终于促成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及至唐太宗贞观时期，名相云集，房玄龄、魏征、长孙无忌等无不是一时俊杰。

唐玄宗开元年间，姚崇、宋璟被唐玄宗成为“救时宰相”，其用人得当，百官各得其所，国家得利。

这些盛世时期，基本是“贤君＋良相”的模式，一直是皇权社会人们竭力赞美的范式，在中国影响深远。

同样，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作为帝国行政的最高首脑，宰相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不亚于专制的帝王。

因为“家天下”的体制，皇帝是世袭的，而宰相是历经重重考验才能当上宰相的，因此，贤明的宰相、强势的宰相的几率远远高于皇帝。

为了防止相权的泛滥，封建帝王是采用了一系列的手段来限制相权，如明初朱元璋干脆废除丞相制度，只设立内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秘书处。

清朝设立军机处、在鸦片战争后设立总理衙门都是为了限制相权的膨胀。

这种情况下，在皇帝能干的情况下基本可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作。

遇上皇帝昏庸，大臣软弱，就
造成国家纲纪腐败，人民生活痛苦，外族入侵等乱世。

如西晋“八王之乱”、北宋“靖康之变”、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等等，很大程度上是君权泛滥，相权旁落所致。

无论君权和相权，在政治上还是属于“人治”，没有一套约束君权、相权的制度，中国的历史只能像碰运气一样，遇上贤君良相，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遇上昏君庸相，就过暗无天日的日子。

封建的宗法制度影响深远，到现在尚未能清除，“人治”的阴影还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华政治文化的流毒。

因此，只有彻底清楚专制思想，才能根除“人治”，使依法治国成为现实。

这是我观察中国历史上君权和相权之争的最大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