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徐州的民俗文化一瞥

——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课杂感关键词：徐州户部山建筑鸳鸯楼柳琴剪纸民俗，本就是一方风情的展现，一方水土的精魂。

无论你生在哪里，长在哪里，每个人的身上都脱离不了民俗的影子，人的一生都注定离不开家乡文化的熏陶与浸染。

一度，我十分醉心于各方小调，甚至是小贩的吆喝声。

我一直认为，家乡的民歌和那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们抑扬顿挫的叫卖声，是一方水土、一方乡里最重要、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标志。

小时候，在奶奶家，听换破烂的小贩拉着平板车吆喝，“破烂换碗啦，酒瓶报纸拿来卖啦”，那一字三调，千回百转的叫卖，曾引起我无限的遐想；溜街卖麻油的大爷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车把上放了一个木头梆子，一边走一边有节奏的敲，人们一听到规律的“梆梆梆，梆梆梆”，不用看就知道是麻油师傅来了（小时候，我曾以为那是和尚化缘）；记得小时候读过一篇文章，叫“家乡的灶台”，写的是江南水乡的灶台和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

后来，许多关于灶台的知识都渐渐遗忘，但一直都清楚地记得的是文章里更夫的吆喝声“水缸满满，灶膛看看，火烛小心哉”……家乡的声音，家乡的印迹，或许就是文人们所常说的乡土情结，那是我们心灵深处的文化之根。

我并非生在什么民俗文化丰富且留存完好的地方，但是我的家乡江苏徐州，作为四省交界，仍有许多足以供我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供我在异乡回味的风俗与民间艺术。

或许这些风俗不仅仅是家乡有，在临近的其他省份的城市和乡村也有相近甚至相同的风俗和艺术，但是，家乡的记忆对我而言，就永远都是属于我的家乡的。

徐州，古称彭城，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汉时为皇室重要的封地，因此也拥有许多汉墓和颇具汉风的文化遗存。

另外，徐州临近运河，古时又是五省交界，自古便是重要的漕运枢纽。

而素有“五省通衢”之称的徐州，在民俗与文化方面更是兼容了许多毗邻地区的传统风俗。

首先介绍一下徐州最为著名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户部山古民居。

在历史上，对徐州影响最大的两种灾害，一为战乱，一为水患。

公元 1194年，也就是南宋绍熙五年，黄河改道，夺泗入淮，从此水患成为对徐州城、徐州百姓威胁最大的灾害。

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的600多年间、黄河多次泛滥淹城．平地成渠几为常事。

甚至大水数年不退。

仅以清康熙元年至二十一年间为例。

在南到睢宁、宿迁，西到萧县、汤山，东至邳州的范围内竞发生黄河决口事件16次。

其中康熙十四年“河决徐州又决宿迁，是年河又决睢宁花山等处”，一年之中数处决口，徐州境内一片泽国，百姓流离，苦不堪言。

明代北京的供给依赖南方输送，运河漕运是惟一的官方运输方式，扼南北水陆交通咽喉的徐州更成人漕运的重要枢纽，永乐十三年（1415年)，户部在徐州设立专司漕运的分司，漕运也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当时的徐州舟车塞道，贸易兴旺。

豪商大贾云集。

天启四年(1624年)，黄河两度决口，水浸徐州城，主事张璇将户部分司迁至南山，后来南山遂有“户部山”之名。

为避黄河水患，一些官绅富贾不惜重金在户部山周围择地建宅，中等富户也争相效仿从。

从明末至民国初年的几百年间，户部山周围高宅大院密布，民居鳞次栉比。

其中既有甲第官宦之家，也行富商之宅、书香门第。

这些古建筑依山就势，参差错落，构思巧妙，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是苏北乃至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少有的一处古民居建筑群。

民间至今还流传着“穷北关，富南关，有钱人都住户部山”的说法。

小时候，行走在户部山的石板路上，看着两旁高大的围墙、青房黑瓦、对开的带着匾额的门、还有十分古老的锁（老师在课上展示过的），仿佛置身于某个古代的时光，通体都是古典的气息。

户部山古民居既有北方四合院的规整划一，又有南方民居的曲折秀美。

墙体多用青石与青砖，梁架用材硕大，雕梁面栋，琢刻精细。

并有“里生外熟”及“鸳鸯楼”等独特的建筑方式。

所谓“里生外熟”是指垒砌的墙体分为两层，外层为砖砌的清水墙，内层为土坯，这种建造方式既降低了造价，也能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使房间内冬暖夏凉。

鸳鸯楼的建筑形式仅国内仅有，由于户部山古民居多依山而建，可谓地无三尺平，为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减少工程量，在落差较大的地方，建造了这种独持的鸳鸯楼。

这种楼分为二层，上下叠压，底层墙体部分利用了原有山体，楼内天梯，楼上楼下的门朝向相反，反映了徐州人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聪明才智，是徐州人在建筑史上的一个创造。

古民居中比较著名的有清道光年间翰林崔涛的府邸（崔家大院），清康熙年间徐州状元李蟠府邸，有号称户部山八人家的郑家大院、翟家大院、余家大院、刘家大院、张家大院、李家大楼等，此外还有阎家院、魏家园、孟家园、春香阁等。

这些民居历尽沧桑，建国后还保留完整的有古民民院落17处，分院54个，比较完好的民居近600间。

在戏马台（据说楚霸王项羽曾经在此演兵戏马）与彭城路之间有一条修悠长的街巷，那便是崔家巷，整条街巷的北侧几乎全被崔家大院所占据。

崔家世代书香，诗礼人家，清道光年间崔焘以廪生举孝廉方正，后中举人，道光九年(1829年)，中进士，人翰林院，被钦点为庶吉士。

历任河南通许县知县、裕州知州、安徽怀庆知府等职。

现存的崔家大院依山而筑、是崔焘奉旨于道光年间在旧居上扩建的，分上院和下院，居高者为上院。

建筑中的砖雕、木雕、石雕也极具艺术价值。

历经崔氏20余代400多年的经营。

形成东西长约112米。

南北宽约44米，占地约4928平方米的建筑群，是徐州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处清代建筑群。

李蟠状元府也是徐州历史上惟一的一个状元府邸，位于户部山南麓、劳动巷以北、崔家巷以南。

其府邸占地 4000平方米，原有房屋100余间。

大门口原有两根旗杆和两个圆形石鼓（这两个石鼓现在正摆放在我的母校内撷秀园的正门两侧，名曰：状元石鼓），大门楼上迎面立着“状元及第”匾额。

若干院落次第相连，客厅、厢房、藏书楼、花园等设施一应俱全。

历经几百年的变迁，遭受到一定的破坏、但骨架保存完好，格局清晰。

翟家大院建于南侧余家大院和北测郑家大院之间的狭长地带，地块更加不规整，布局更加灵活多变。

大门东向，几进院落迂回曲折、有房屋 40余间。

目前仅存的两处鸳鸯楼(另一处在崔家大院)中，只有翟家的按原貌进行了修复。

翟家的后花园有伴云亭，为户部山东部较高的地方，从这里俯视这片民居，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十分赏心悦目。

说完了建筑，再谈一谈民间艺术吧。

徐州的民间艺术不如少数民族那样别致，也不如江南水乡那样著名；在形成之时，这些艺术形式多不入富家巨贾的眼，却是普通百姓在劳作之余的智慧结晶。

在音乐戏曲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柳琴戏。

柳琴，原名柳叶琴、柳月琴，简称柳琴。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土琵琶”就是柳琴的俗称。

“土琵琶”的来历有一段传说：大约在两百多年前，山东临沂一带有名叫武大团、武二团的弟兄俩到徐州地区讨饭，于寺庙中见有手抱琵琶的金刚神，遂想起何不做一把如此乐器以作讨饭用具。

他俩取来柳木掏空、嵌板，做成了两根弦的型似柳叶的乐器，名“柳叶琴”。

以此琴弹奏而唱曲儿，人们称为“拉魂腔”，后发展成为一种地方戏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徐州人以主伴奏乐器柳叶琴为名，把“拉魂腔”命名为“柳琴戏”。

“拉魂腔”的分支淮海剧、泗州戏等也用柳琴为主伴奏乐器。

柳琴弹奏乐曲，声大势壮，音质粗犷浑厚（重要的是歌词都是用徐州方言唱的），与徐州人豪爽、憨厚、淳朴的性格相融合，因此受到喜爱，普遍流传。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徐州的剪纸艺术。

虽然剪纸艺术作为中国著名的传统文化艺术，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剪纸，但各地的剪纸都是各各不同，融入了当地的风俗与文化的意蕴。

徐州剪纸也是如此。

徐州剪纸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

艺人用独特的艺术语言，对黑白关系进行大胆处理和把握。

作品中有时会出现大面积的空白，有时在大面积的色块中不着一剪，有时又出其不意的在大面积的色块中，镂出一些灵性的物像，使剪纸工艺简洁明快，画面朴实、大刀阔斧，保持了原生艺术的纯正品格。

徐州剪纸艺人众多，最具有代表性和艺术成就最高的是新沂剪纸大师王桂英。

1995年，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文艺家协会联合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1990年，作品《洗被单》入选中国民间民族剪纸大奖赛；1994年，作品《农村生活剪纸》（五幅）入选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展；2002年，十五张剪纸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她的剪纸艺术和作品曾被中央电视台及《新华日报》、《中华读书报》刊登宣传。

徐州是那样的古老，“自古彭城列九州”，经六千年文明的陶铸，乡风民俗中自然会有几分古朴与厚重。

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徐州素有南国屏障、北国锁钥、五省通衢之称；南来北往，东游西荡的商贾僧侣、迁客骚人，或云集、或羁留，难免会留下些许印迹。

一层层积淀下来，融入乡风民俗之中，如此又构成了徐州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但也正是这种南腔北调，汉风楚韵的融合，天灾兵燹的磨砺，才使得徐州人形成了那种本能的顽强与抗争精神，和重义贵友的上古民风。

记得有一次，见到初中老师的孩子，一张口便是地道的徐州方言，我不禁问他，为什么不让孩子说普通话，那位老师很骄傲的告诉我，徐州人怎么能不会说徐州话。

是啊，看着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一点点地被现代化的浪潮吞没，语言、方言，作为最好的文化判据，家乡根源的凭证，怎能不代代相传，作为寻根的最后一根稻草呢？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改变，习俗也会相应的变化，但相信同一方水土养育出的人们，无论是性格还是本性，必定会有些许相似，在这种相似中，文化必会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