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学中应如何处理词类活用现象

词类活用现象浅析

襄城县教研室赵红飞

摘要词类活用是传统古汉语语法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理论，也是理解文言文的疑难问题。首倡“词类活用”说的是陈承泽先生，其后“词类活用”说的研究蓬勃展开，逐渐深入。然而“词类活用”说各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有很大局限性，众说纷呈，说法不一。其根本原因西洋语法不尽适用于古代汉语语法。词类活用作为一个语法理论，我们必须确定一个严谨的原则来认定，否则，一方面，我们研究起来，容易陷入误区，造成混乱局面；另一方面中学教学过程中，老师们莫衷一是学生越学越糊涂。原则的确立与操作对研究者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并且词类活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又很不容易把握。词类活用具有很重要的修辞功能，并且其修辞功用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此，词类活用现象，应受到特别重视。

关键词“词类活用”说缘起局限性造成根源认定原则修辞功能

一、“词类活用”说的缘起

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言语中的词随文异用现象较为常见，在古汉语中，这种现象更为盛行。同一词（在古汉语中成为字）在不同句子或同一句子中的不同位置出现即在不同语境中运用担当不同的成分，有不同的句法功能。然而这种灵活运用缺乏形式标志，也就是说人们很难从它本身的形式上来认定它的词性、功能。人们只能从它使用的具体情况从意义层面来意会。这种现象让许多试图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认识、研究它的学者一筹莫展：汉语语法的奠基者—马建忠先生曾试图借用西洋语法的研究方法来认识、研究古代汉语，他按照西方分析思维模式，强行给古汉语的“字”归纳词类并分析其语法功能，然而他也意识到了这种方法不尽适用与汉语，他在《马氏文通》中提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文如何耳”。［１］黎锦熙则说的更彻底，他明确指出：“字贵在品”，应“依句辨品”，“离句无品”。［2］然而，为了尽量使汉语更适合于西洋语法规则，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提出了“字类假借”说来补救汉语语法体系中字（词）类划分的不足。

陈承泽不同意马氏的“甲类词假借成乙类词”的说法，他在《国文法草创》中提出

了“词类活用”说。他说“凡字一意只有一质而可有数用，从起本来而用者，谓之本用”“若明本用则活用自得推”。[3] 该学说问世后，引起语言学界的极大重视，多数学者表示赞同，并兴起了词类活用研究的热潮。

二、研究现状及出现的问题

自陈承泽以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学家们取得很大进步。他们不断地对这一学说进行修正和规范。如今“词类活用”说已经成为古代汉语系统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并且被介绍到古代汉语的教学中来。国内的几部最有影响力的高校文科教材—如王力、郭锡良、王宁等分别主编的《古代汉语》中都重点地安排了介绍词类活用的章节。

王力先生归纳了几种词类活用的常见类型：1）名词用如动词；2）动词、形容词、名词的使动用法；3）形容词、名词的意动用法；4）名词作状语；5）动词作状语。[4]他没有给词类活用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简单地讲解了几种常见的词类活用现象。

王力先生的研究成果为郭锡良、王宁等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郭锡良等后来学者都把词类活用进一步提升的到了理论高度。郭氏说“词类活用”主要是关于名词、动词、形容词的问题。”“名词、动词、形容词在句子中充当什么样的成分都有一定分工，也就是说，三类词的基本功能比较固定。但是某些词按一定的语言习惯又可以灵活运用，在句子中临时改变它的功能，充当别的词类，这就是词类活用”。[5]在王宁的教材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定义，有所不同的是，对于郭氏的“主要是关于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说法有所突破，认为数词也属词类活用的范畴。他们两位的成果与王力相比，都不认同王力的一般动词的使动和意动用法为词类活用，尽管他把动词又细分为及物与不及物动词，并且把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列在词类活用中讲解，并且也不同意王力所说的动词作状语是属动词的活用。王宁先生编的教材则认为“动词用作主语”与“名词作状语”都是古汉语中的常见现象，因而不应被视为词类活用。

以上几家可说代表了赞同“词类活用”说的主要观点。当然有建树的理论总是由正反双方通过互相质疑、争辩并且进一步研究解决的，词类活用这理论当然也不例外。在语言学界普遍接受、认同“词类活用”说的同时，对它质疑，批评的反方意见也有不少，尤其八十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论争甚为激烈。其主要原因是词类活用理论自身存在很多问题。

反方当中，杨军、任福禄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杨军先生认为词类活用现象的确存在，但人们把它过度泛化了，比如真正属于名词活

用为动词出现的频率极低，人们常说的名词活用为动词的大多是名词、动词的兼类词：一类是简单的兼类词，名词只单纯的表示动作行为本身应该视为动词，例如：“决荥泽而水大梁”（《战国策·魏策三》中的“水”是用水淹之义；另一类在运用中不但表示动作行为义而且还保留名词的词义和语法特征，这是属复杂的兼义词，如：“今我城陈、蔡、不羹”中的“城”一方面分化出“建城”的动词义，另一方面还保留着“城”的名词义，兼类不是活用，因此这里的“名词用如动词”的提法应当否定。

任福禄则全面质疑“词类活用”说。他认为把本属于语义语用范畴的问题纳入语法，在理论上是混乱的，从逻辑上说是不通的。他在分析了一些人们常说的词类活用的例证后指出：那些被人们看作用作动词的名词、形容词其实就是动词；动词的使动和意动用法动词的词性本身未发生变化，与词类活用的定义不符。他还说：这种词语（汇）的灵活使用是古汉语中很常见的现象，因此“词类活用”说是古汉语中“似是而非，范畴杂糅的非科学理论”。

在理论上“词类活用”说受到的诘难已达到要求取消该说法的地步，然而在判断某个词是否活用的实际操作上也陷入了困境，人们常在认定是词的活用时陷入各种误区。这方面有许多学者予以指出，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李廷安，他在《近十年对词类活用的研究》一文中批评了人们滥用词类活用的几种典型类型：首先最主要的方面人们由于对词义认识理解不够而误为活用的，这方面又分词的本义误解与词的引申义误作词类活用。如人们对“军”等的本义和对“饭”等的引申义的误解。另外还指出人们不能恰当的把词类活用与兼类词和词的常见用法区分开来。另外值得参阅的还有张家文的《古汉语名词活用说的再认识》，在这篇文章里主要就实际运用角度分析了传统的“词类活用”的局限。这篇文章最大特色是提出从语义转化角度来研究，并且他还对人们通常当作活用为动词的名词分了若干个小类，进而指出有些小类不能当成活用：有表方位、天气状况、官职身份、工具等。他认为这些词作动词在古汉语中是常见的语言现象，不宜视为词类活用。

三、词类活用的认定原则

由于汉语重语义，存在大量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互相兼义兼用的兼类词，人们又误把它当作词类的活用，以致于词类活用的判定过度泛化，那么，古汉语中究竟有无词类活用现象呢？我们一般以为古汉语中的确存在词类活用现象，这种现象很少，因此要慎于辨别，而不能把词类活用的语法理论泛化。

我们辨别某些词语的运用是否词类活用，或者换句话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判定词类活用的原则是什么呢？

首先，要具有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词的意义和运用。众所周知，词义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词义会随着人们认识事物、现象的能力的逐步深入而不断变化，通过词义的可变性和渐变性我们可以知道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历史平面上可能有所不同，古今词义的不断变化又必然导致词的具体的运用的变化：同一个词的同一用法在的不同时期的功能系统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地位或具有不同的性质。同一个词的某个词义在萌芽时期，用例少，可以说是活用，但是发展至一定时期，用例普遍了，形成固定的经常的用法，这时就不能称它为活用了。因此，我们把词类活用作为语法理论来研究，最好按照词义与用法的发展情况的具体时期来考察，比如东周及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各国文化多元化，这时期承载文化的语言也比较混乱，当然，语言的物质基础词语的意义与运用也各不相同，这时就宜与夏、商甚至西周分开来研究。

其次，要参考特定时期的辞书、文献，准确、全面地把握在特定时期的词的意义与运用。“词类活用”说的泛化许多情况下都是由于人们没有真正把握词语的意义与运用造成的，比如：晋军函陵（《左传·僖公三十年》）。几乎所有的古汉语教材都注作名词用作动词“驻扎”，而不知道“军”本来作动词使用，在上古时候（同一时期）有许多文献与字书、辞书为证：“军于庐柳”《国语·晋语》；“以军于秦周”《吕氏春秋·权勋》；“军于邯郸之郊”《战国策·齐策》。一上诸多例证的“军”都居于谓语的位置，具有动词的语法功能，可见当时“军”作动词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用法。许多辞书也可以证实：《广雅·释言》：“军，围也”；《说文解字·车部》：“军，犹屯也”。并且从“军”的甲骨文的字形分析推测“军”的造义为：士兵围着，战车休息之义，后引申为驻扎。因此，语法层面上的理论是非常严谨的，我们要解决词类活用的问题，就必须把具体的词放入特定的语言背景中，我们还要准确、全面地把握当时词的意义与用法。另外同一时期的古书注解，训诂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据，比如“雨螽于宋”与《左氏春秋传》同一时期的《公羊传》中曾这样注释：“雨这里作像雨一样落下”。这种用后来虽比较普遍，但当时还有辞书作注，可见上古时这种用法不多，可视为活用。

再次，要严格地按照“词类活用”理论的内涵来具体操作。我们一般认为：某些词在特定情况下，按照一定的语言习惯，使某些词临时具有其他词的语法意义与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法是词的临时用法，而不是词的经常用法，更不是词的固定、固有用法，这种用法不具有社会性，只在特定语境中存在，是当时的辞书、字书所没有收录的意义与用法，这种意义与用法是偏离它本身所固有的意义与功能的。一旦离开特定的语言环境，这

种意义与用法就会消失。

为了使词类活用理论更好把握和更具可操作性，下面再提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的几种情况：第一点，要把词类活用与词的本用区分开。所谓的词的本用就是由词的本义和字书、辞书所收录的常用的引伸义而来的用法与功能。比如：

饭疏食，饮水。《论语·述而》

舜之饭糗茹草《孟子·尽心下》

不自知之前于席也。《史记·商君列传》

子房前《史记·留侯世家》

许子奚冠，曰：“冠素。”《孟子·许行》

为人将车《史记·田叔列传》

大丈夫不能自食《史记·淮阴侯了列传》

以上几例，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是名词活用为动词，而不知“饭”“前”“冠”“将”的本义原本是动词义：《说文解字食部》“饭，食也。动词义”名词义是由动词义派生而来；同样“前”“冠”“将”情况类似。而“食”名词义为“食物”，后引申为动词义“吃”又引申为“养”。而有的人把它误作词的活用。

第二点，要把词的活用与兼类词使用区分开。如：

面山而居《列子·汤问》

东面而征西怨夷《孟子·梁惠王下》

君王后引椎椎破之《战国策·齐策》

椎杀晋鄙《史记·魏公子列传》

解衣衣人，推食食人《史记·淮阴侯列传》

春风风人，夏雨雨人--- 《淮南子·说苑贵德》

以上的“面”“椎”等都是兼类词，其他还有“枕”“绳”“过”“则”“完”等词。它们既有名词义，或形容词义，同时也有动词义。

再一点，还要区分词类活用现象与同形异词现象。有些词可用作不同的句子成分，它们可兼属不同的词类，而意义之间没有联系。如：

左挟弹，右援丸《左传·定公三年》

从台上弹人《左传·宣公二年》

履帝武敏《诗经·小雅公刘》

以乱易整，不武。《左传·僖公三十年》

以上的“弹”“武”的前后两例分别对照，不难知道“弹丸”的“弹”与“弹人”的

“弹”和《诗经》中的“武”（是“足迹，脚印之义”）《左传》中的“武”（是“符合用兵之道”），它们的不同词类之间词义毫无关联。实际上是两个词，只是在语言文字演变或留传过程中由于文字的不断变革而形成了这种同字异词现象，它们是不同的词，不能作为词类活用。

最后一点，判断是否词类活用现象时，必须把一般动词的“使动”“意动”用法排除在外，因为它们的辨别只能从它们所处的上下文来揣测，从语法层面根本就无从认定：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

甘其食，美其服。《老子·八十章》

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战国策·齐策》

以上这两例中，“美”都与后面名词组成动宾结构，其语法意义是一致的。然而，这两词语本身用法则一个是动词的“使动”用法一个是动词的“意动”用法。

四、造成的现状的根本原因

“词类活用”说从理论到实践（具体词语是否词类活用的判定）都可为举步维艰，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何在呢？

这是由汉语的自身特征研究方法不相吻合造成的。众所皆知，西方是典型的内部曲折语，词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当词在句子中具体使用时，如果在句子中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起不同的句子功能，那么同一语义有不同的词形来表达。常见的词形变化有：名词、代词的数、性、格的变化；动词有时、体、态的变化等等。这种一种用法都有唯一的词形变化与之对应的特点让人很容易从它自身的形式上识别、认定，这种特点也决定西洋的语法宜分析并且分解的越细微越精深越能分析的透彻，科学含量也越高。汉语有所不同，汉语尤其古汉语，重义合，而不重形式，同一表述（词形）具体运用起来非常灵活，可充当多种句子成分，具有多种句法功能。

汉语重“意”，甚至是“象”的表达与描摹，以至于古汉语中，人们对词的运用不受词形词类的约束。古人的语法观，尤其是词性的概念非常模糊，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说：“物名必有其缘起，而一实之名必有其德，若业相丽---”。就是说在古汉语中所要表述的客观对象，与之相关的性质以及其存在的形态相伴相生、混为一体。例如：“雨”字《说文解字》中训作“从云层降向地面的水”，“雨”词义本身就有动词的因素，人们描述、表达、固定“雨”这个语义时既表述这种天空中云层降雨的动作，也表达了降雨的“结

果”（形成地面上水）。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受”“钱”“面”“城”等。

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舟》王安石

红杏枝头春意闹《玉楼春》宋祁

粪土当年万户侯《沁园春·长沙》毛泽东

古人很注重词义的活用、移用、甚至化用。这种古人的词语运用的传统在诗词创作中尤其显著。这种用法往往能使词义表达更加生动，如“绿”这一个字既把“江南岸”一派苍翠、蓊蓊郁郁的秀美景色渲染出来，更突出了“江南岸”变绿这一动态过程，使诗的意境变得更加丰满、浑厚。足见作者对大自然观察之细微，对词语品味之精妙。“闹”字更是把描摹具体的有生命的能活动的事物的词义，用到比较抽象的不容易捉摸的“春意”上来，表达得生动、传神。“粪土”一词更把“同学少年”意气风发、大无畏的革命者形象塑造得鲜明，丰满。

正是这种重语义的锤炼、词语的灵活运用的语用传统，从而形成了轻词形、词性的模糊的语法观，以及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长期实践、积累而成的文化（语言习惯）造成了今天人们照搬西洋语法而产生的“词类活用”说的尴尬。有人甚至建议词类应该重新划分，即词分虚、实，实词、虚词再往下分作联结词和附着词；而实词也可再分为体词和谓词。这样既符合人们正反辩证考虑问题的传统思维习惯，也更适合、便于古汉语的研究。

五、词类活用的修辞功能

词类活用说在教学中究竟是留还是去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在古汉语研究或教学中，作为语法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说都必须是严格的，而就“词类活用”的研究现状而言，在理论上，由于其自身产生的根源是为了补救古汉语按照西方语法理论给汉语的词语归类的不足而存在；在实践上，具体词是否词类活用的判定操作很复杂，一方面，真正的词类活用现象很少，这要求我们必须明辨是否词类活用，而不能使之泛化，我们必须严格按照理论的标准来认定；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有足够广博的训诂方面的知识作支撑，否则我们很容易陷入误区，误人误己将更不利于词类活用的研究工作。因而，语法教学中要谨慎对待。

然而，也有不少老师认为，词类活用现象的确是古汉语的很具特色的重要内容，在教学中容易把握它的特点，并且学生的接受效果很好，因而，反对把它舍弃。其实我们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它，并不是说要因噎废食，不再作为教学内容安排教学，而是要换一个角度

来探讨。

据考察，词类活用自身具有非常突出的修辞功能。词类活用现象产生的早期，人们的抽象思维不够发达，人们还不能或不便于造出足够的词汇，这时词类活用现象主要是为了在句子中使用的语法功能，然而，到后来它并没随人们的造词、用词能力的增强，而消失或减少，词类活用现象无论从使用方式还是它的使用频率上并不比早期的少，经过研究发现它在使用中的功能拥早期的为了满足语法功能向修辞观念转变，即从语法范畴转入语用范畴。即使早期的词类活用现象也有很强的修辞功能。如：

左右欲刃相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驴不胜怒，蹄之《黔之驴》

晋灵公不君《左传·宣公二年》

尔欲吴王我乎《左传·定公二年》

帝壮超节《后汉书·班超传》

以上几例，或新颖别致，或言简意丰能形成良好的接收效果，这些词如“刃”“君”等词不但能传达该词的常用的词义，并且蕴含自己独特的信息。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远》

益烈山泽而焚之《孟子·许行》

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史记·项羽本纪》

天下云集而响应，羸粮而竟从《史记·陈涉世家》

其后秦稍蚕食诸侯《史记·魏公子列传》

这几例中的“贤”“能”“坚”“锐”“蚕”等词用的非常形象生动，并且能激发人们无穷的想象来丰富这些“意境”，让人回味无穷，这是一般的表达所不能比拟的。

词类活用的修辞功能甚至今天依然受人青睐，如：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沁园春·长沙》

这个连长太“军阀”了、年纪不大，脾气可不小。《山呼海啸》

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社戏》

由此可见，词类活用具有的修辞功能是不容人们忽视的。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语用范畴的修辞来讲，别有一番天地。甚至我们可解脱“法”的束缚，作为一种修辞，我们可稍放宽要求，古代汉语可以讲，现代汉语中也可讲，这样更便于我们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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