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

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

黄念然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它涉及到当代西方一些主要文化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并且渗透到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实践中，覆盖面十分广阔。同时，互文性理论涵盖了文学艺术中不少重大问题：如文学的意义生成问题，文本的阅读与阐述问题，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文本的边界问题，文艺生产流程中的重心问题，文学的文体间关系问题，批评家地位问题以及传统与创新关系问题等等。正是由于其覆盖面广，涵盖问题复杂，所以，互文性理论不能简单看成一般意义上的一种文本理论，而应该从更为宏阔的文化研究的视野来把握和审视。本文无力展开这一浩大的工程，只能在清理、描述的基础上作粗浅的评述，意在抛砖引玉。

一

“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1）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2）

实际上，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这一术语之前，“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内涵在俄国学者巴赫金诗学中已初见端倪。巴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和“文学的狂欢节化”概念。巴赫金认为陀氏的“多声部性”小说创作改变了传统小说中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偏向于在共时性状态下平行地展开多种意识，从而形成各个主人公的意识、视野和声音的一种共存关系和相互作用。这种类似复调（多声部）音乐的小说结构使得众多独立声音混响并行，造成了文本结构在更高层次上的多重复合统一。巴赫金在其对话理论中还指出，陀氏的小说使作者和主人公之间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对话关系，对话中各种意识、各种声音的争论与交锋，构成不同

对话形式，强化了复调结构。在分析陀氏文本的复调现象和对话性形式建构原则基础上，巴赫金进一步提出“文学的狂欢节化”这一概念。在陀氏作品（如《白痴》）中，狂欢节中的情节与场面随处可见。狂欢化的时空是陀氏复调小说得以滋长的土壤，而复调结构又集中体现了“文学的狂欢节化”。巴赫金指出，作为复杂文化行为之综合的狂欢节，其仪式对小说本文产生了一系列潜在的影响。如狂欢广场、无等级的插科打诨、粗鄙对话、庄谐结合的语言等都影射了权威的消失、等级世界观的破碎和文化中心与边缘关系的逆转。狂欢节这种反权威、反逻辑、反和谐、去除中心、消蚀界限的复杂纷乱的变调特征建立在狂欢节对文化认可的种种行为和话语的综合性混合与反讽化基础之上，由此，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方言、职业语言、民俗语言等交汇在一起相互指涉，以一种新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世界。可见，“文学的狂欢节化”这一概念实际已具备“互文性”的基本内涵。关于这一点，当代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也有论述。在《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论》一文中，他指出：“狂欢，这个词自然是巴赫金的创造，它丰富地涵盖了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非原则性、无我性、反讽和种类混杂等等。······狂欢在更深一层意味着‘一符多音’——语言的离心力，事物欢悦的相互依存性、透视和行为，参与生活的狂乱、笑的内在性。······至少指游戏的颠覆的包孕着更生的因素”。（3）

二

从互文性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不同文化理论对互文性内涵的界定和阐释并非一致。从上述文化理论的主要理论家的不同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界定、阐释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实践运用各有其侧重点或理论兴趣点，由此导致了互文性理论的复杂性。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在其意指作用理论中认为审美本文具有自我指涉和“含混”的特征，由于这种特征，“只要纠缠在一起的各种解释相互作用，文本就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常规的代码和它们转变为其它代码的各种可能性”（4）。在他看来，文本的译解就是“持续不断地将其直接意指转化为新的含蓄意指，其中没有哪一项目终止于第一阐释成份上”。（5）由于这种译解的无限推迟，我们永远不能达到对审美信息的最终译解或读解。由此可以看出，艾柯所谓的审美本文具有无限开放、自我指涉和多种转译可能性的特征。

这是从本文意指作用的无限开放性的角度来论述本文的“互文性”特点的。

与艾柯从本文意指作用的无限开放特征来界定互文性内涵不同，法国符号学家米歇尔·里费特尔将重心从本文移向本文与读者之间的空间，在其阅读理论中，他认为互文性是读者阅读和感知的主要模式，读者在阅读或阐释文本时通常必须汇集一个以上的互文本来加以审视，同时里费特尔还批评了后结构主义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因过度开放而看不到文本结构对互文本的束缚的毛病，在他看来，一切互文性关系都必须置于每一个文本的结构母体之上，即文本和它的互文本是同一结构母体（matrix）的变体。在《自足的本文》中他指出：“意义是建立在本文所提供的结构基础上，每一个原来的破译都是这个结构的变体”。从这个意义上是讲，里费特尔的互文性是一种狭义的互文性，即指一个文本与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在对互文性内涵的界定中，他坚持了文本对读者的控制和母体结构对变体的约束，从而在文学的自足性上保持了与后结构主义的距离。英国学者C·巴特勒证实了这一点：“我觉得他（里费特尔）实际上是想把文学性界定为一种自足的语言形式，而不是仅仅想使诗脱离它的历史语境”。（6）

对互文性内涵作狭义界定的还有结构主义阵营中的热拉尔·热奈特。他称“互文性”为“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在他看来，任何文字都是跨文本的，任何文本都是产生于其它文本之上的“二度”结构。热奈的跨文本性主要有五种类型：一、互文性（包括引语、典故、原型、模仿、抄袭等）；二、准文本（作品的序、跋、插图、护封文字等）；三、元文本性（文本与谈论此文本的另一文本之间的评论）；四、超文本性（联结前文本与在前文本基础上构成的次文本间的任何关系）；五、原文本（组成文学领域各种类型的等级体系）。从这五种分类看，热奈对“互文性”内涵的分析是建立在一文本与存在于此文本中其它文本之关联的基础之上，同传统的来源——影响研究有相似之处，还未曾象后结构主义那样将互文性置于文学文本同其它非文学文本的关联域中加以阐发并引伸出广泛的互文性。

结构主义诗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美国学者乔纳森·库勒从文学阅读程式上讨论了文学阅读时文本相互参照的重要性。他提出把文本当文学来阅读，必须以以下五种文本作为参照：一、社会文本（所谓真实世界“the real”）；二、一般文化文本(Cultural vraisemblance)；三、一种体裁的文本(models of genre)；四、约定俗成的自然(the conventionally natural)；五、扭曲模仿和反讽(parody and irong )。库勒的这种参照阅读考虑到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相互关涉，但主要仍是基于传统来源——影响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