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的悲剧艺术

《窦娥冤》的悲剧艺术《窦娥冤》是我国古典戏曲中的一部经典著作，是一部杰出的悲剧。

其作品本身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与人民的生活情态，从这一角度讲，它又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因此，从这部戏曲本身，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有许多。

古人讲：以意逆志，知人论世。

就是说要充分了解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作者本人的生平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作品的内涵。

因此，在对《窦娥冤》做赏析之前，必须先对关汉卿的生活时代及个人经历做一番叙述。

关汉卿生活在中国的元朝，元代，中国领土实现了大一统，商业贸易极其发达，在商业的刺激下，产生了像大都，杭州，泉州这样的一批世界性的商业大都市。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市民阶级逐渐发展起来。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艺的发展，瓦舍艺人便从中成长发展起来。

瓦舍技艺是经常性的商业经营，技艺被当作商品论价出卖。

瓦舍艺人靠勾栏卖艺为生，他们已经不是宫廷供奉或贵族家姬，而是由广大市民用出钱观赏的方式集体供养的演员，他们不是靠取悦某一个或某一群贵族官僚而成为主人的附庸，他们是靠吸引市民观众使自己成为卖座的演员。

瓦舍艺人在经济上摆脱了对皇室和贵族的依赖，思想上也出现了摆脱他们的趋势。

观赏者的思想感情嗜好，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编者。

根植于市民中的瓦舍文艺，比起过去的文艺来，从表现对象到表现手段，从内容到风格，呈现出新的变化，新的特点，有新思想因素在萌生滋长。

勾栏剧场的兴旺，要求有一支戏曲创作队伍，提供足够数量的脚本。

关汉卿等剧作家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他们的创作不是为了自吟肺腑，而是为了为市民演出而写的。

他们的创作既是为了勾栏演出，提笔运思之际就不能不考虑市民观众的思想感情与艺术趣味，他们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各个方面都不能不受到观众的制约。

瓦舍文艺的发达与提高，需要有文化的读书人参与其事，元代的确有一批下层文人，为新兴市民文艺所吸引而走进瓦舍。

他们所服务的瓦舍是以商业方式来经营的，他们为瓦舍演出写脚本也是当作一种谋生手段的，这样的书会文人与传统的士大夫不同，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新事物，他们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元杂剧方兴之时，公卿大夫一般还不屑于染指，民间艺人又缺少独立承担创作重任的文化素养，地位处于两者之间，既有较高文化素养，又不耻于与倡优为伍的他们，适逢其会大展才情，与民间艺人合作，创造了文艺史上辉煌灿烂的元杂剧时代。

而元初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所起的作用，像科举制度的废止，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传统思想统治的某些松弛，对下层知识分子走向瓦舍书会，都是起到促进作用的。

书会才人的生活与思想主流，是反传统的叛逆精神。

当他们走进城市下层的时候，社会的不平，人民的苦难与抗争一幕幕呈现在他们眼前，叩击着他们的心扉，他们终于把所有的感受诉诸笔墨，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人民的心声；他们为戏曲独树一帜，另辟门户，这在当时包含着非常积极的反传统因素。

关汉卿的创作道路，不是花铺成锦织就的，他的放浪佻达，一方面固然是时尚所趋，同时更是由于愤慨所激，其中隐含着一缕时代的苦闷和对传统封建礼俗的轻蔑。

关汉卿的生活，笙歌掩盖着隐痛，疏狂遮蔽着牢骚。

他既不是一味放荡的风流浪子，也不是不苟言笑的谦谦君子，他是一个忍垢强笑，内方外圆，新机灵便，世法通疏的戏曲家。

关汉卿的这条书会才人道路，冲破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狭窄的生活圈子，走向市井，走向下层，有机会熟悉包括倡优歌妓在内的下层市民的生活情感，了解他们的疾苦与期望，深受他们思想感情的影响，在许多方面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他们的观点观察社会人生。

他热爱市民文艺，深入勾肆行院，紧密联系勾栏演出实践，运用市井活脱脱的本色语言进行创作。

他们的创作不仅扩大了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领域，而且缩短了他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为元杂剧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关汉卿继承并发展了瓦舍书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文艺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读罢《窦娥冤》，才能真正理解《感天动地窦娥冤》的真实含义。

戏曲的悲剧艺术从楔子就开始流露出来。

楔子主要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与人物关系：蔡婆婆是一个高利贷商人，一年前借给窦秀才二十两银子，今年本息当还四十两，不料窦秀才仍没钱还她，于是蔡婆婆便让窦秀才的小女儿做她的儿媳妇，便准了这四十两。

窦秀才在百般无奈下，只得被迫将女儿送到蔡婆婆那里。

窦秀才悲伤不已，他的情感完全体现在《仙吕赏花时》这一首曲子中“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因此上割舍的亲儿在两处分，从今远践洛阳尘，又不知归期定准，则落得无语暗消魂”。

从楔子中便可以看出，窦娥的悲剧不仅是由人造成的，更是由于社会黑暗所导致的，其悲剧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根源。

蔡婆婆面对放高利贷这件事，非但没有些许的愧疚之感，反而认为此事理所当然，逼得人卖儿卖女却心安理得。

再看窦天章，面对蔡婆婆的冷酷无情，面对卖儿卖女的悲惨处境，显得无可奈何，只能被动接受。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元朝放高利贷剥削人民被看作合理合法的事，而读书人在当时更是受到了严重的轻视，。

元朝废除科举制度，更是切断了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

不得不承认，窦娥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她是被黑暗社会吞噬的，她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

第一折是本剧矛盾冲突的开始。

首先上场的是赛卢医，“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独特的定场诗刻画出了赛卢医的基本情况，即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庸医，其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不仅是一个庸医，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坏人。

同样，他也是蔡婆婆高利贷的受害者，但却因此而动了杀机，想要勒死蔡婆婆，幸而未遂，被张驴儿父子相救。

从中可以看出：好的社会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社会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

赛卢医本身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此时出场的张驴儿父子可以说比赛卢医还坏几百倍。

得知蔡婆婆家中情况后，居然说：“爹，你听得她说么？她家还有个媳妇哩。

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媳妇，何等两便？你和他说去”。

蔡婆婆拒绝后，又无耻地威胁说：“你敢是不肯，故意将钱钞哄我？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仍旧勒死了你罢。

”短短两句话，便将其性格勾画出来，反映出极端险恶的世道。

张驴儿是混乱社会滋育出来的痞子恶棍，他趁危要挟蔡婆婆，强迫孤霜婆媳收他父子做接脚。

仅此一端，便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混乱到何种地步。

而在第一折中，我认为最为悲情的，还是主人公窦娥，剧中云“我三岁上亡了母亲，七岁上离了父亲，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改名窦娥。

至十七岁与夫成亲，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方二十岁也。

”仅仅二十岁光景，她却历经了时间最为凄苦的情景，不由使人扼腕叹息。

他的心情是忧郁的，苦闷的，从他接下来的四首曲子就可以看出：《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我知情由，怕不待和天瘦”《混江龙》“则间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里，合着这今日心头。

催人泪的是那锦烂漫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圞月色挂妆楼。

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间皱，越觉得情怀冗冗，心绪悠悠”《油葫芦》“莫不是八字儿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

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夫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

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愁？”《天下乐》“莫不是前世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忧？劝今人早将来世修。

我这将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辞需应口”。

同时，窦娥的性格又是刚强的，坚定的，她恪守着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即“一女不嫁二夫”即使是自己孝敬的婆婆，也敢于批驳，敢于反对。

在得知婆婆果真要把张驴儿父子收做接脚后，她果断地给予批驳“则被你坑杀人燕侣莺俦。

婆婆也，你岂不知羞？俺公共撞府冲州， 的铜斗家缘百事有。

想着俺公共置就，急思教张驴儿情受，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面对窦娥的坚贞不屈，丑陋邪恶的张驴儿却发下一幢誓愿：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我也算不得好男子。

在其下场词中更是说道：美妇人我见过万千万千向外，不似这小妮子生的十分惫赖，我救了他老性命死里重生，怎割舍的不肯把肉陪待？更加淋漓尽致地突出了其无赖流氓的真实本性。

第二折写张驴儿误杀自己父亲，而反诬窦娥，诉至官府并判窦娥斩刑的事。

赛卢医借了蔡婆婆高利贷无力偿还，仅仅为这这一二十两银子的债务就起意杀人。

但他并非怙恶不悛的天生歹徒，从郊外作案回来，他“失精落魄“，想改恶从善，远走他乡，但又被张驴儿抓住辫子，被迫配了毒药，又干下了罪恶的勾当。

他的所作所为反映出当时世道的险恶，在那时，谋财害命，行凶杀人，原本是屡见不鲜的事。

张驴儿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束缚，只要能够不受惩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眉头不皱就可以做出来。

他更不懂什么恻隐之心，父子之情，它可以设计毒杀蔡婆婆，当误杀自己老子的时候，他眼睛不眨一下，就可以利用老子的尸体进行讹诈。

他的生活信条与世界观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从他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为那个社会根本谈不上什么公正道德与良心，弱肉强食，欺孤凌寡乃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无数张驴儿横行的社会，窦娥的安全是无法保障的。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楚州太守桃杌，不是偶然的错勘误判，关汉卿写出了他的做官哲学，从而显示出了冤狱的必然性。

他的箴言有两条，其一曰：“告状来的要金银”。

在他看来，“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所以亲不自禁地当堂给告状的人下跪，这种插科打诨的元曲格套，用夸张的表演反映了封建官吏，特别是元代官吏的普遍特征。

其二曰：“人是贱虫，不打不招”，这八个字，不仅是其做官哲学，更是元代统治者残暴的政治哲学，不把人当人，是不人道的基本点，他们把人视作贱虫，任意拷打，随意虐杀，他们把刑杖当作审案的唯一法宝，当然，它又总是落在献不出金银的人头上。

桃杌将窦娥问成死罪后吩咐说：“今日无事，将马来，后宅去吃酒”，他说的那样轻松，视人命如儿戏，由此可以看出，在那个社会里，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本是习以为常的事。

在后文中，关汉卿一面特地点出，桃杌后来还升了官，一面又通过窦娥概括道：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

从而进一步强调了窦娥冤狱的普遍性与窦娥悲剧的必然性。

在刚刚开始审案时，窦娥还对官府抱有一丝希望“大人你明如镜，清似水，照妾身肝胆虚实。

”然而换来的却是一顿棒打。

但此时的窦娥，仍然十分坚定，没有屈服，直到桃杌下令“既然不是，你与我打那婆子”她才被迫认下了本不属于自己的罪行“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贼！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挣到头，竟到底，到如今待怎地？情愿认药杀公公，与了招罪。

婆婆也，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其悲剧艺术又达到一个高潮。

我认为剧本最为悲情的是第三折，即窦娥被杀并许下三幢誓愿的一折。

开头的《滚绣球》一曲真实刻画了窦娥此时的心情以及她经历这一切后的感悟“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折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