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与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实践

一、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提出及本来意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许多结论都是通过对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基本矛盾进行分析后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们曾经设想这一革命将首先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并陆续取得胜利。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些国家里，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与此同时，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使产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强大的无产阶级成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力量。而且，生产的社会化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生产和分配准备了物质条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和中期活动中，始终把实现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恩格斯甚至明确提出英、美、法、德四国将首先并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41页）。

但是，历史的发展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设想。因为最先发展起来的英、美、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可以凭借国内社会化大生产创造出的丰厚利润和海外殖民掠夺带来的巨额财富，用来收买工人贵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以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力越发达，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对越高，其“革命性”则相对减弱。特别是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之后，西欧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和平发展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被他们原有的设想束缚住自己的手脚。70年代以后，他们将视线逐渐东移，通过对俄国等东方国家的研究与思考，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即世界上大部分的落后国家，它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如何展开？是否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之后才能取得胜利？在此基础上，他们于19世纪80年代出提出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1881年马克思在给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的信中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在原有社会基础上，利用世界形势和时机，“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使俄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获得新生。1882年9月12日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也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而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7页）到了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上的一切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503页）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制度层面，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引发和推动下，是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和阵痛，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二是生产力层面，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一旦完成制度跨越之后，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真正完成这一跨越奠定必备的物质基础。否则，这一跨越是不会成功的。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率先实现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实践中所遭受的挫折，恰恰是忽略发展生产力所致。

二、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面临的重大难题

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超越生产的社会化，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也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但长期以来，在这一问题上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干扰。

一方面是完全否定前者，即完全否定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之流以及俄国小资产阶级政治家苏汉诺夫是这一观点的始作俑者。1918年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考茨基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等小册子，对俄国十月革命提出指责。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早产论”。他认为，由于十月革命缺乏必要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因而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用“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进而他把十月革命比喻为“一个怀孕的妇女为了缩短她所不堪忍受的妊娠期，竟然极其愚蠢地剧烈运动，以致早产。”这样生下的孩子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俄国应当首先发展资本主义，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对这一观点予以严厉的批判，指出：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历史过程的必经阶段，但问题在于“革命不能停留在这里，因为国家已前进了，资本主义已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意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第684—685页）直到列宁晚年，争论还在继续。俄国小资产阶级政治家苏汉诺夫一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责难，不断重复“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陈词滥调。为了批判这种观点，列宁在病榻上口述了《论我国革命》一文，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资本家，然后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呢？”

1989—1991年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剧变和解体，社会主义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国际上一些人也以此作为论据，论证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宣扬社会主义的“早产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波兰科学院院士沙夫。他认为，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具备马克思所表达的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尽管不具备条件，但这些国家仍然进行了革命。所以，必须把这种革命看作严重错误。由于这些国家随心所欲地建立社会主义，这正是这些国家发生危机、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参阅《未来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34页）俄国有些前共产党人也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原罪”，认为由此开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企图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因而使社会主义成为“病态的早产儿”乃至“人工流产儿”。

所有这些重复当年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反对十月革命的陈词滥调的非难和指责，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而且已经被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客观事实所驳斥。

另一方面是简单地肯定后者，即将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超越生产的社会化进程，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不仅在思想认识上混为一谈，而且在行动上采取了许多超越阶段的“左”的政策。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而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