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心理治疗艺术》介绍—温柔的悲悯

在書中，河合先生也嘗試用心理學的語言去解釋華嚴經裡的世界、事法界、理法界、理攝事相、理事無礙法界等等，說明人在平常生活中習慣用自身「強勢」因素去裝飾自我，也用它攻佔城池，因此人類便被事務之間的差別牽制、左右，產生困難與痛苦。當自身的「弱勢」因素活躍起來時，一個前所未有的個體會自動湧現。當治療師能允許自身的弱勢因素出現，會更有新的能力接納生命，幫助個案發現自性。
内容介绍:
当河合隼雄1965年从瑞士学成归国，成为日本第一位容格心理分析师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深深迷恋佛教。从幼年起，他就对佛教抱着排斥的态度，因为童年时弟弟夭折、母亲悲伤的画面，跟诵经仪式一起深植脑海，让他意识到自己内心对死亡的不安与焦虑。
河合隼雄十七岁时，日本战败，他开始崇拜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科学，认为这是使日本从失败中站起来的唯一道路。1959年他到美国研读心理学，一位心理分析师向他展示禅宗的「十牛图」，他很惭愧，因为他身为东方人，却对它一无所知。后来，他来到苏黎世继续心理分析师的训练，展开梦的分析历程，才惊觉日本古典文学、童话、神话传说对他具有重大意义。在传统文化中，他终于找回自己的根。
《佛教与心理治疗艺术》就是从河合隼雄自己的心路历程谈起，他自身就是一则公案：「我是谁？我是一个佛教徒？还是心理分析师？」他由西方心理学训练中绕一个大圈子，才重新发现东方心灵的本质。
接着，河合隼雄以禅宗「十牛图」和容格的「玫瑰园图」做比较，探讨东方的自性成长历程和西方的心灵炼金术，两者间的相似与共鸣，既具艺术价值又有哲学深度。到底「我」是什么？身为东方的心理治疗师，河合隼雄提出「静观无为」的方法，认为内心深处要保持沈默，将个案的抱怨和症状当作禅宗公案，将自己放在悲悯的中央位置，不是告诉个案这个世界有多美好，而是以温柔的悲悯和关爱，和个案共同承担生命的悲伤与重担。悲悯久了，真正的喜悦将会降临。这才是人和人之间相互治疗的真正基础。
原书序言2：
心靈探險的迴峰路
自鼐法師 美國加州整合學院哲學博士，香光尼眾佛學院講師，曾任柏克萊大學中國佛學客座講師
這本《佛教與心理治療藝術》的作者河合隼雄，是日本第一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榮格心理分析師。在從事心理分析工作近三十年後，以十足的自信及耐力，藉由榮格的心理分析方法，抽絲撥繭般地探索他個人及他日本案主們的心理轉化歷程中，日本佛教的啟示及影響。他依循榮格的觀點及方法，但卻不拘泥榮格的見解。憑著相信自己的直覺及原創力，河合隼雄逐漸地讓根植在個人潛意識中的日本佛教傳統智慧，引領他發展出如何圓滿助人的途徑，並協助他的個案找尋到轉化心靈的契機。像一位自遠方回到故鄉的探險者，作者娓娓道來這一路跌仆前進的種種，真摯而深刻。
十二年後看見這本書，自己也成熟了一些後，更感到河合先生是一個模範.。他在本書中，透過點滴敘說他所看見的佛教的教義如何影響他（作為一個人，及一個榮格心理分析師）內心的變化，這些變化如何牽動與創造出他與自己、與個案間更有意義的互動與發現。
在本書中他提及佛學讓他更深入地想「我是誰」？讓他更肯定每個個案要用自己的速度和願力去發現自己（追尋自性），因為整個治療過程就是個案在走自性化的路程，自己決定要怎樣改變。他用「被牛牽到善光寺出家」的故事，強調說明「所有問題災難，都具有對自性追尋的可能」。
河合隼雄不只是日本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更曾任京都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现任日本文化厅厅长。他以深厚的心理学知识为基础，长期于日本的文学、政治、教育、社会问题等不同领域进行论述、对话。著作甚钜，多收录于《河合隼雄著作集》。
原书序：1
圓與緣
王麗文/諮商心理師，歸心工作室負責人，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兼任副教授
幸运的是，这个病人确实好转了，当他摆了十幅更加有意思的沙盘之后，我便高兴地在一些会议室展示他的沙盘图片。在上面这幅关键的图案里，我认为在中间的那个男孩是正受著症状折磨的个案，尔后他在治疗师的帮助下，找到了他生命中健康的力量。我正要假设治疗师的作用就像摆在前面的两个中的一个，并且正确对此做出讲解时，忽然有对这个沙盘的摆法有了新的解释。
河合隼雄吹得一首好笛，有一次他在美国演讲期间，成群鸟儿栖落在他窗前的树枝上，倾听他的笛声。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这正是他对人类心灵本质及潜能最深刻的体悟吧！
作者简介
河合隼雄（Hayao Kawai）1928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毕业于京都大学数学系。1962年赴瑞士苏黎士荣格研究所学习，取得日本第一位荣格学派分析师的资格。持有世界沙游学会执照，为该会创始人之一，也是日本沙游治疗的主要推动者。
關於自殺，書中有一觀點給我很大啟發。河合先生認同華嚴的思想，認為「我」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他們取決於我與周圍世界進行接觸和反應的不同而有不同。他引用戴維羅森的說法，認為自殺的人是想殺死自我（Ego），並非整個自性（Self），但是個案沒看到整個事實，所以他想去結束自己的生命，治療師要發展出能力去幫助個案看見。
另外一张沙盘的意象也表达了这种感情，只是方式稍有不同。这是我的第一个沙游个案，因此印象较深。它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男子摆的，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那个梦见菩萨的青年。他有社交恐惧症，老是脸红，因此只好老待在家里。经过长期的治疗，他胆子大了一些，尽管有时由于焦虑和痛苦，偶尔还是待在家里，但是毕竟可以去大学读书了。那时，我为病人非常卖力地工作，我不断地鼓励他战胜病魔。
如果我们把这个沙盘和前面那一个做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其相似性。现在我开始明白，这个摆在外部令人愉悦的世界，是由那个受苦而悲伤的中心支撑的。在中间只放一个人，是因为这是一个还没有划分主体～客观的世界，因此理所当然只用一个人表示。当离日常生活更近时，区分产生了，于是摆两个人就会比较合适，一个是治疗师，一个是个案。我对治疗师的误解，实际上给个案带来了更多的痛苦，拉长了治疗的时间。
此書的可貴點是：作者從揭露自身的心路歷程及和個人的專業心理工作中，企圖開展出一條東方心靈的轉化途徑。從實務的心理工作中，作者逐一探討及辨識佛教的寓言、哲思及修行觀的意涵，並也大膽地給予新的詮釋。書中每一章都具有實徵的經驗為例，更蘊含東方文化工作者的反思及新詮。
最後一章主客超越的心路歷程更是精彩，是作者深度的反省及細膩地推敲《大乘起信論》的意涵，人人可體證及活用。讀到令人不禁動容的是，他在助人的糾葛中找到無盡的安然及自在：「我盡力把自己放在那個悲憫的中心，而不是教導病人這個世界是多麼的美好。」這不是一種知性的超然，而是對天地有情的一份悲情的擁抱及安然。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张沙盘。
他把一个小男孩埋在中央的沙子里，脸露出外面，接著在他周围摆了些燃烧火焰，再外面是一圈吓人的魔鬼，这些都如实地表达了他的焦虑和痛苦。埋在沙里的男孩好像在哭泣，在魔鬼的后面有花圃和妇女，呈现出一派欢乐的气氛。但是这两部分看起来相隔很远，好像很难［协调］起来。这时他又在靠前的部分放了两个人。不用解释，我知道他们象征著治疗师和个案。做完之后，他说：［我想表现我目前是那么地痛苦，然而在我放这些东西时，在治疗师的带领下，我觉得我的一部分已经慢慢地接近了一个非常快乐的世界。］我听了后非常高兴地对他说：［让我们共同努力，奔向那个美好的世界吧。］而我的注意力已朝快乐飞奔而去。
回到日本后，当时社会还无法接受心理分析的观念，河合隼雄只好从沙游治疗做起。在治疗个案的过程中，他发现佛教文化已深植在日本人的潜意识中，而他自己也渐渐对佛教丰富的象征意涵着迷。他对佛教了解越多，越觉得佛教思想对他的治疗工作帮助很大。到后来，他甚至告诉西方学者：「你们西方人讲个人心理治疗、人际心理治疗、超个人心理治疗－我则讲无我（no-ego）心理治疗。」他的目标是帮助个案变得像石头一样，在天地之间安住自在。
当我看到这个沙盘时，我想起了佛教的世界观，这是我们一直在这里思考的。我觉得这个小的图案代表了我们日常的现象世界，而那围绕著现象世界的是巨大的外涌能量，表现为出洞的蛇和流动的河。在这景象中，给我最大冲击的是眼泪。谁的眼泪并不重要，因为这眼泪在一定意义上是非个人的，它们凝结著大沙盘中深深流淌著的悲憫情感，这种情感深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下。小的沙游图案里呈现的也许是快乐和开心，但它们的底层却是深深的忧郁，我们还不能完全称之为［悲憫］。
我相信治疗师应该把自己放在中央位置，与个案融为一体，共同承担最为深层的苦痛与悲伤。于是，自然而然，日常的世界开始打开，治疗师和个案方能在那里体验许多愉悦。尽管我强调悲憫，但我不会让自己成天消沉沮丧，以泪洗脸，相反地，我越来越能领受生命的喜悦与欢欣。在做心理分析时，我尽力把自己放在那个悲憫的中心，而不是教导病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悲憫久了，快乐的世界自然会降临。
拿到此書時，就很喜悅。
看到是有關佛學與心理治療的書名，更是喜悅。
看完之後，內心更是充滿謙卑、和氣與喜悅，歡喜作序。
我自己曾接受過兩年的博士後心理分析學派的臨床訓練，對心理分析取向的治療與遊戲治療算是熟悉，也有幸斷續接受過Sachiko Reiss（日裔美籍榮格心理分析師）的團體沙遊督導，成員都是資深的專業心理治療師，我喜歡榮格不少於佛洛伊德。
河合先生認為心理治療的關鍵，在發揮個案自我治癒的能力。「而自我治癒的力量是以自性化過成為背景的，而驅動自性化的力量，經常會將個案帶入自我斷難忍受的過程中」，自殺的念頭最具代表，這時就是個案需要治療師的時候。
河合認為個案的「症狀」與「公案」的意義可比，治療師與個案都必須穿透表面去探索深層。而「每個人各自生活中的公案本就是無窮無盡的」，畢竟，發現自性是一生可能也做不完的功課，每個人如果不斷地願意做這個功課，不放棄，每個人也等於與自己維持了一個如「曼荼羅」般的醫患關係。
他在對十牛圖的「畫」與「畫框」的探索與思考中，領悟到治療師不必汲汲努力於治療好個案的症狀，「要克服治病療傷，挽救失足等理想觀念」，有時沒治好也很有意義，因為要看個案接下來的自性化過程為何。有時抱著「本無所失、何苦來尋」的心態，令河合先生看見「對再無希望的個案都要抱著希望」，並結合對榮格心理學的認識，鼓勵治療師要盡力使醫患關係的圓圈（Mandala）不被破壞，「因為當兩個人（治療師與個案）在一起存在時，一個被稱為治癒的現象會經常作為一個附帶物而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