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预测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分析预测

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由前几年的7%以上至8%以下，回升到8.3%，从而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可从2000年算起。2003年、2004年、200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均为9.5%。2005年全年，预计为9%或略高。这样，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三年9%～9.5%的适度高位平稳增长，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中国经济正按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运行。预期目的就是：适当地控速降温，使经济保持既较快又平稳的运行。进一步具体地说，中国经济正由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局部过热和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9.6%～9.9%），正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平稳地、合理地回归。从季度数据看，2003年第1季度到2004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9%、6.7%、9.6%、9.9%、9.8%和9.6%。除去2003年第2季度抗击“非典”时为6.7%之外，其余均在9.6%～9.9% 之间，这是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而2004年第3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9.5%、9.4%和9.5%，这是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平稳地、合理地回归。

二对未来经济周期波动分析的理论起点

克服经济的大幅起落，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人们一直

所盼望的。那么，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将会出现什么新特点呢？根据我们的研究，总的看法是：未来5～8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以上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因为未来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而要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

为展开分析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我们先确立分析的理论起点。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中，卖与买的脱节“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在马克思所说“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中，具有物质性和本源性的，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把“经济周期”称为“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他指出：“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33、694页。马克思分析说，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07页。马克思还说：“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

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695页注1。

在20世纪头30年，熊彼特提出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自维持内生周期理论，试图同时解释经济的长期波动和中短期波动。他指出：“我们称之为经济周期的这样一种波浪式运动是伴随工业变动的”，“有可能从历史上将每个经济周期与一个特定工业或少数几个工业联系起来，这个工业或这几个工业是在工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好像是运用这个火炬，到后来成为燎原之火，遍及于更加广阔的地面。”他说：“在每一个实例中，有可能指出造成经济上升波动和调整过程的个别工业和个别创新。”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第290、295、299页。熊彼特将技术创新与产业变动相结合，但在他的分析中，对于产业变动的原因以及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只是单纯地在技术创新层面中去寻找，而没有与消费结构升级相联系，没有与需求制约、资源制约等约束条件相联系。

1929～1933年的大危机和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以刺激总需求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诞生和发展起来。但在二战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几十年中，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将经济的增长与周期、趋势与波动、长期与短期问题割裂开进行研究，即把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两者割裂开进行研究，对两者分别给予解释，分别分析两者各自的影响因素。这被称为传统的“两分法”研究。其中，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着重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而不考虑经济的短期波动，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主要归为三大因素??人口增长、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而研究经济周期理论的学者，只分析去掉长期趋势后（称为“去

趋”）的波动部分，而不研究趋势部分，不研究技术进步，将技术进步因素归入平滑的（线性的）、确定性的（非随机的）、外生的趋势项，假设它对经济波动不起作用。

在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在总体分析框架方面，已逐渐由“自维持周期模式”，即认为每次繁荣都包含下一次衰退的种子，而每次衰退又包含下一次繁荣的种子，转向“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框架，即把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归因于冲击因素与传导机制的作用。所谓冲击因素是指，使经济运行偏离其正常轨道的推动或扰动力量。但是，对于冲击的类型或来源，各学派又有不同的认识。如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总需求冲击（包括货币冲击）；而货币主义强调货币冲击（名义冲击）的短期效应是经济波动的冲击源，认为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理性预期学派强调经济波动源于未预见到的货币冲击，认为在理性预期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货币都是中性的，这为后来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强调“实际冲击”（即与名义冲击相对的实际因素的冲击）埋下了伏笔。从不同的角度，冲击还可分为正向冲击（推动经济增长的冲击）和反向冲击（阻碍经济增长的冲击）、持久冲击和暂时冲击、可预见冲击（或确定性冲击）和随机冲击、国内冲击和国际外部冲击等。所谓传导机制是指，具有一定结构特征的经济系统，对冲击做出反应的过程。这种反应可以是放大、或是缓冲、或是阻止冲击的作用。决定传导机制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系统的制度结构特征、产业结构特征、需求结构特征、资源结构特征等方面的因素。但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传导机制的确切性质，亦有不同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经济周期理论试图把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