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

司马相如是我国汉代著名的辞赋家，班固称他为“蔚为辞宗，赋颂之首”[[1]]，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说：“武帝时文人，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将其与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相提并论，并认为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 [[2]]。可见，在中国文学史上，司马相如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至于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则是载入史书的第一例，再经过人们的颂扬传承，更加是尽人皆知，可谓是古今才子佳人故事的第一人。

其实，除此而外，司马相如还曾出使过西南夷，写有《喻巴蜀檄文》《难蜀父老文》两篇文章，为汉武帝通“西南夷”作出过巨大贡献。然而，人们对此一问题的认识还并不深入，不及相如的文学成就和爱情故事。因此，本文拟就此作一深入的阐述，使相如的这一历史事迹得到彰显，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在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生活着许多大小不一的部族，《史记》中将之称为“西南夷”。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西南夷主要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等。夜郎，主要分布在今贵州西部、北部以及云南东北、四川南部与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滇，主要分布在今云南东部滇池附近地区；邛都，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昌东南地区；嶲，即越嶲，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昌地区；昆明，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南部和云南西部、北部地区；徙，主要分布在今四川雅安北部地区；笮都，主要分布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南地区；冉、駹，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茂县、汶川一带；白马，主要分布在今甘肃南部武都一带。可见，这些部族主要活动在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带，在民族学上是今藏彝走廊民族文化区。

“藏彝走廊”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的格局，其中板块是指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区、中原区，走廊是指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板块是以走廊相联结的。[[3]]因此，板块内的民族、文化构成相对来说是单一的、稳定的，而走廊内的民族、文化构成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处于动态中。藏彝走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洛渝地区”[[4]]，与“西南夷”地区大致重合，不仅是我国古代民族频繁活动的区域，也是我国现今民族最复杂的交错分布地区。

确实如此，按照司马迁的记述，“西南夷”明显地可以分为四类。夜郎、滇、邛都为一类，都是椎髻发式，农耕邑聚；嶲、昆明为一类，皆编发，游牧迁移；徙、笮都、冉、駹为一类，他们或土著、或移徙，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白马为氐族，

为农耕民族。这种划分无疑是以民俗和生产方式为标准的，也符合“西南夷”地区的地理条件。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西南夷”地区处于我国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其西部地区是有名的横断山区，大雪山、云岭、怒山等南北向的山脉平行排列，横断东西交通，并且地形复杂，气候垂直变化显著。东部则是云贵高原，分布着广泛的岩溶地貌，形成许多山间小盆地。北部是川西高原，分为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山地两部分。川西北高原丘谷相间，谷宽丘圆，排列稀疏，广布沼泽。川西山地西北高、东南低，根据切割深浅可分为高山原和高山峡谷区。在人类社会初期，不同的地理条件决定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并逐渐形成不同的民族及其文化。

夜郎、滇、邛都无疑是云贵高原上的农耕民族，有一些盆地耕作，高温多雨的气候也适宜作物的生长。嶲、昆明无疑是横断山区的游牧民族，由于山高谷深，耕种条件不很理想，但垂直变化的气候，适合于放牧。徙、笮都、冉、駹是川西高原的半农半牧的民族，在川西北高原的以放牧为主，在川西山地的以耕作为主。白马氐为羌人的一支，在甘南地区，以农耕为主。

其实，在司马迁之前，司马相如就对“西南夷”作过划分。他以巴蜀为基点，按照地理方位把“西南夷”分为“南夷”和“西夷”。

在《喻巴蜀檄文》中，相如写道：“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和“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在《难蜀父老文》中，相如写蜀父老言道：“今疲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而功不竟。”两文所指皆同一件事，可见“南夷”显然是指夜郎。接着，相如继续写蜀父老言道：“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此一言语明确是指相如奉使通邛、笮、冉、駹之事。可见“西夷”就是邛、笮、冉、駹。

又，相如在《难蜀父老文》继续写道：“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索隐》注“二方之君”曰：“谓西夷邛、僰，南夷牂柯、夜郎也。”

如此，“南夷”是指夜郎，西夷包括僰、邛、笮、冉、駹。而对于滇、嶲、昆明，相如则没有涉及，可能是与他没有深入到过西南夷地区，只认识到了与蜀郡相邻的民族地域有关。

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等诸多原因，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几乎没有提及“西南夷”，说明他们与中原地区处于隔离状态，经济、文化交流不多，还没有被当时的史家所认识。因此，相比于司马迁而言，司马相如对“西南夷”的这种分类方式，是简单了些。但在汉中央政府通“西南夷”的初期，对于“西南夷”具体方位的确认，相如的这种认识无疑更为直观、形象。

二

在我国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开发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西南夷”无疑是开发的初始。

通“西南夷”就是开凿通往“西南夷”的道路，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通“西南夷”的是战国时期的楚国将军庄蹻。《史记·西南夷列传》记道，庄蹻受楚王的派遣，率领军队到达滇池，建立了属于楚国的政权，只是因为秦国攻占了楚黔中郡，无法归还，故而庄蹻自王于滇。这样，庄蹻就作为有史料记载的内地第一个通“西南夷”的历史人物，他把楚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地区，无疑加速了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秦、汉时期在“西南夷”设置郡县创造了条件。

其实，远在四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就走出了几条由巴蜀大地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就能说明这些道路的存在，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张骞在大夏见到的邛竹杖和蜀布，也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些通道，现代学者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著名学者童恩正、李绍明等正式提出的。据学者们研究[[5]]，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到达印度，由印度去中亚、西亚和欧洲。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