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化分析重点

耻感与罪感文化

一、定义

罪感文化：“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在罪感文化中, 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绝对的道德标准”, 便会产生一种深重的罪恶感,“这种情况下, 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 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 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

耻感文化：“公认的道德标准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发展人的良心社会”。也就是有一个公认的道德标准，并且在外力的作用下依靠这一标准来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相对于“罪感文化”，“耻感文化”更加依赖于外部的强制力来达到那个道德标准罢了。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路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1887-1948),在《菊与刀》一书中提出“耻感文化”时并不是就整个东方文化群体而言的,它的针对对象是日本。

二、东西方的两种文化既有联系，又有不同。

（一）两者的出发点和终极指向都是劝人向善，主张构建道德社会

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人的良心社会。一旦人犯了错误不管不是感到有罪还是羞耻，都会使人摆脱目前的困境，改过自新，重新塑造良好形象。

（二）两者构建的社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羞耻感主要是由外部的力量强制执行的一种耻感，是由外向内的一个反应的过程，随着这种反应的中断，即使做错了事，耻感也会随之消失。

罪恶感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的一种感觉，它无需由外部力量的制约，排除了犯了错误而免受惩罚的可能行，而耻感文化则让人存在侥幸心理。

（三）两种文化的解脱方式不同

在罪感文化的国家里，人们的错误可以用向上帝忏悔的办法来加以解脱

“耻感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被动性。耻感文化下的人们毫无解脱途径而言，重要的是避免被别人嘲笑，就要在这种羞耻由外向内的反馈的过程中采取某种措施来使之中断。

这样就有产生了两个犯罪陷阱，一个是人们可以心存做错事而不被发现的侥幸心里去做错事，这样就增加了犯罪的可能性；另一个是，在人们已经犯了罪的情况下为了不暴露罪行，而进一步的犯罪。

三、根源

不同的文化类型与他们不同的文化底蕴有很大的关系。耻感文化与东方的儒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罪感文化与西方的宗教文化紧密相联。

认为没有羞耻感是一个人最大的耻辱。因此,耻感思想也就成为几千年来人们立身处世的原则。而这种耻感文化主要表现为他人对主体行为的反应,它的最大特点是精神价值高于生命价值。正是因为这种思想的长期影响所以形成了东方民族在意社会地位、社会评价及在意别人言行的一种行为习惯,也形成了东方人注重“面子”的文化心理。其实“面子”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脸面问题,它是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儒家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人格特征和社会文化的耻感取向共同作用的综合体。

李泽厚对“仁”与“礼”是这样定位的，他认为“作为外在政治社会体制的‘礼’，只能规范、管辖人的行为。……作为内在心性修养和人性境界的‘仁’，涉及的是人性情感的培育和塑造，它是一种个体追求的宗教性的道德。前者具有强制的力量，后者纯系个体自愿地选择。”即便两者有着不同，但两者都会使人产生耻感

西方罪感文化的产生与西方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来源从根本上说是基督教之“原罪说”。“人是生而有罪的”。西方人不会很在意别人及社会对自身的评价,他们崇尚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们笃信的是唯一的上帝——耶稣。在西方人心目中,上帝是不可受到丝毫亵渎与侵犯的,爱上帝要胜于爱自己的父母、胜于爱自己,上帝是无所不能、高高在上的。所以西方人的在做错事时经常是内心深处的忏悔,这种行为无需向众人展示或解释。但是在受到污蔑时,他们也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清白”。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不同是源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这也反映了东方的集体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两种不同的价值诉求。

四、对我国当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政策实施以来，伴随着巨大的生产力的产生，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固有的“利益中心”原则被极端功利主义的曲解甚至泛化的现象。随之产生了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滑坡，构建一种与现在社会相匹配的德育体系，及如何构建这种体系成了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重中之重。

对于“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我们既要宽容的对待，又要加以批判的继承，耻感文化根源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仁”与“礼”的统一，是外在的体制与内在品质的统一，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因此，我们一方面在重视耻感文化的同时，也要加强内在品质的教育，真正的做到他律与自律的统一。

罪感文化对我国当前的道德教育也有积极的作用，处在罪感文化影响下的人们，人们的错误行为必然的转化为内心的罪恶感，必然的受到惩罚。这样就避免了耻感文化中的罪行没被人发现的现象，避免了人们对自己的罪行还心存幻想的可能，在这一点罪感文化对降低人们的犯罪尝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日本罪感文化的特别性

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虽然日本输入了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中的本质人文精神却不为之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人性自性的一致性，是人性的理性进步，但日本人的道德观则坚持绝对化的性善论，他们认为德行只在于打开自己的清净无尘的心灵之扉，但这种绝对化也就意味着无所谓道德上的进步和发展，这与中国文化中基于心性修养的理性进步性完全不同，在这种绝对化的意义上，一切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都被抽掉了本质的人性内容。文化本质性的人性已被排除在道德准则之外，而道德本身就成为对道德准则的不可违背性。日本文化没有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的罪感意识，罪感观念承认人性可以沦丧，所以能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直的后果并对其负责，而没有罪感的人即便是明知道是干坏事时也不会有任何约束力，因此只有“错”而无所谓“罪”。

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

一、基础篇：地域起源不同形成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

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西方文化则发源于古希腊的爱琴海海滨。在黄土高原，人们面对的是大片大片的黄土地，是沉默稳固厚实可靠的大地。黄土和中国的文化联结得非常紧密。而古希腊在地理上是一个半岛，三面临海，其大部分居民又生活在东南沿海的爱琴海海滨。在这种环境下，人们面对的首先是汪洋浩瀚、神秘莫测的大海，海水与西方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形成中华文明的必要条件愚以为主要有两个:一为地域条件，二为政治条件。

气候地理条件的限制，使得中华民族生存在一个大而封闭的环境当中。这种大而封闭的条件造成了中华文明形成延续下来的两个因素:封闭的环境使得中华民族免于遭受外来民族的入侵，从而更好的保留下来;而广阔的地域为生物的多样性牛长提供了条件，使得农业更能够发展，同时也可以提供足够多人生存的空间，而在冷兵器时代人数? 就代表生产力和战斗力，这又反过来保护这个文明的存在。

中华文化形成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文明体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历代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和对于商业的鄙弃。在长期的重农抑商的环境之下，在商业中取得利益的商人并不是将资本继续投资在商业之中，而是转而投资土地，形成新的大地主，这样，中国的商业文明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农业文明为主导。

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形式对中国民族性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影响，中国人在平时往往自私、不团结。

另一方面，内陆干旱气候与单一农耕结构，使得水利设施的兴建具有关于民族存亡的重要功能。而大型水利设施的兴建又非一家一户所能承担，须有一种超越农户、乡村之上的权威机构，来组织人力、物力管理水资源。这样，集体主义与民族、国家至上的观念也就有了可以追溯的生成基础，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悖论。

西方文明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基本上属于农牧混合型经济，所产粮食甚至不能自给。在人口稠密的城邦如雅典等，要从黑海沿岸和埃及等地购进谷物。于是，西方文明发展成为商业文明。商业文明的产生基于市场意识，而市场意识又基于交换意识，交换意识又基于承认各自独立的平等意识，平等意识则来自于分立、独立意识。于是，西方对人显得相当的尊重，个人主义盛行。

由于地域的不同形成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是中西方文化差异中最基本的差异，由此便形成了人际关系，思考方法，文化分流等，宇宙时间观等种种差异

二、色彩的文化意蕴

心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