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分析与常人方法论的质性研究_范宏雅

2012年3月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r．，2012第35卷第2期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 Science）Vol．35No．2·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

谈话分析与常人方法论的质性研究

范宏雅1，2，赵万里2

（1．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太原030006；2．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天津300071）

摘要：谈话分析是常人方法论的亚纲领之一，致力于发现日常谈话与机构性谈话中社会成员处理日常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实践特征。谈话分析创建了独特的语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技术，用实例揭示了不同机构场景中的话语特征，其微观的质性研究方法代表了当代社会研究“质的革命”的典型路径。文章探讨了谈话分析及其常人方法论渊源、谈话分析的研究特点和程序，并指出了谈话分析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谈话分析；常人方法论；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03；H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35（2012）02－0060－05

长期以来，质性、量化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劣长短一直是社会学方法论争论的重要焦点。由社会学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倡导的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物理学”研究范式，经过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大力倡导和示范性工作，一度成为社会学唯一推崇的科学研究方法，质性研究的科学地位受到置疑。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定性研究在对定量研究的批评声中得到长足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一场围绕量化与质性两大研究范式的方法论论战［1］。

在社会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论发生革命性转变的过程中，脱胎于现象学社会学的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①这个兴起于1960年代的社会学理论流派致力于对日常生活中例行活动进行直接经验研究，用“常人方法论的无差异”（ethnomethodological indiffer-ence）思想和“破坏性试验”（breaching experiment）等独特研究方式对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taken－for－granted）、不言而喻和毋庸置疑的现象进行反思性说明，从而揭示行动者日常交际中未曾言说、无法提及的潜在社会现实。作为常人方法论王冠上的一颗明珠［2］，谈话分析将常人方法论的理论真正深入到对日常语言的分析之中，力图揭示互动谈话（talk－in－interaction）的序列、方法和基本结构及其与社会规范、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共建关系和过程。本文拟对谈话分析作为一种质性社会研究方法的特点和程序进行介绍和评述，从而揭示其解构传统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看法的具体方法，及其经验一元论对于社会研究方法论修辞的变革意义。

一谈话分析作为常人方法论的经验纲领

常人方法论旨在研究普通人如何运用常识性知识和程序来解释互动情境、建构日常秩序的方法，通常以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在1967年出版的《常人方法论研究》为奠基之作。1970年代，常人方法论发展出了若干不同的经验研究纲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由萨克斯（Harvey Sacks）、谢格洛夫（Emanuel A．Schegloff）和杰弗逊（Gail Jef-ferson）所创立的谈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CA）②。尽管谈话分析也受到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符号互动论、维特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的日常语言哲学、乔姆斯

收稿日期：2011－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社会研究中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视角比较研究”（04BSH004）

作者简介：范宏雅（1974－），女，河北新乐人，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当代社会学理论和话语分析研究；

赵万里（1964－），男，河南遂平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社会学理论、科学社会学研究。

①刘少杰曾对常人方法论对社会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做了阐释，参见：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247－267．另外，李猛对常人方法论也有系统评介，见：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7－97．

②谈话分析现在已逐渐发展成为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心理学等诸学科交汇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尤其是语言学者倾

向于把Conversation Analysis译为“会话分析”，其实谈话分析不仅关注日常会话，自1970年代以来更加注重对各种社会机构或工作环境中交谈的研究，也就是对“互动谈话”（talk－in－interaction）的研究。而“conversational analysis”的表达也是不正确的（Have Paul ten．Doing Conversation Analysis：a practical guide［M］．London：Sage，1999：11）。因此以谢格洛夫为代表的学者更倾向于使用talk－in－interaction的表达。

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以及人类学诸学派的影响，但它与常人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还是最直接的。加芬克尔和萨克斯1959年开始学术交往并建立了个人情谊，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中期萨克斯不幸车祸遇难。在此期间，以二人为代表的常人方法论和谈话分析均得到长足发展。

从理论构建上来讲，常人方法论为社会行动和秩序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拒斥“自上而下”（top－down）地用超然于日常生活之外的文化或社会结构解释社会秩序的建构，而是重在发现社会成员认识、形成和再生产其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的那些最普通的认识和思考方式，从普通人、平常人的日常行动及其运用常识性知识、程序和技巧组织其实践行动的思维模式来研究社会现象。加芬克尔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行动是一种“延续展开、不断建构的过程”（ongo-ing constructing process），因此人类社会行动的规则只能存在于各个群体成员的日常行动方式、思考方式以及生活模式之中。通过把舒茨（Alfred Schutz）等人的现象学社会学理论进一步具体化，常人方法论用实践行动的概念把行动、经验与秩序有机地统一起来，动态地建构性地理解社会结构，从而超越了传统社会学家外在地、客观地观察日常行动的二元对立观念。

与常人方法论一脉相承，谈话分析也建立了“自下而上”（bottom－up）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可以说，谈话分析为常人方法论社会行动秩序研究的细节特征分析提供了锐利的武器，正如萨克斯所提到的：“我的想法是研究单独的谈话序列，将之拆分以寻找其规则、技术、程序、方法和准则，它们能够生成我们所研究谈话的有序特质。”［4］谈话分析学者所致力于发现的规则、技术、程序、方法和准则正是社会成员在交际中所使用的规则。通过探求谈话这一微观社会行动类型的动态特征，可以对社会成员处理日常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实践活动窥见一斑，从而将之有效纳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

从具体研究方法来讲，谈话分析的“偏常案例分析”（deviant case analysis）承袭了常人方法论“破坏性实验”（breaching experiment）的基本思路并在完善自身研究方法科学性的基础上做了些许改动。加芬克尔在《常人方法论研究》中提到社会场景“习焉不察”（seen－but－unnoticed）的背景特征，即所谓常识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问题。“破坏性实验”就是要探索扰乱社会生活惯例的后果，通过打破生活常规而发现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他把这些“实验”称为“示例”（demonstration），其中的经典案例包括要求受试解释并澄清日常谈话的确切含义（如类似“我累了”、“车胎漏气了”等索引性日常表达的确切含义）以及对受试潜藏语义进行猜测、改变真实社会生活中的背景模式及常识性知识和推理等（如让受试在家中扮演寄宿者的身份，使顾客与售货员进行角色互换等等）。实验的结果与加芬克尔的预期不完全一致，充满戏剧性，受试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愤怒等负面情绪。消除这些情绪的唯一途径是对受试把这些实验解释为超常环境的运作，如某种游戏的进行，惟其如此，才能使这些失范行为“正常化”。这些反应证明了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地使用并习惯于一些正常的常识推理模式，而这些敌视情绪表明在日常生活领域里，意义判断程序并非经验常规，而是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道德义务（moral obligation）。这些程序是彼此相关、密不可分的。因此通过“破坏”正常的日常互动模式，反而揭示出日常互动中已经习以为常的常识性知识、背景模式及互动策略。

谈话分析借鉴了这种对事物的“正常”（normal）状态自然打断的逆向思维方法，把对“偏常”案例的研究作为惯常方法论实践。在对互动常规进行定位及描述之后，研究者通常在收集的语料中寻找不一致案例。与常人方法论实践不同的是，谈话分析并非通过实验途径来打破常规，而是在自然发生的互动谈话录音中寻找偏常案例，而且谈话分析中偏常案例分析的作用超越了加芬克尔的破坏性实验。后者的主要目的是阐释“不可见”的程序构件，谈话分析中的偏常案例研究除具备以上功能外，主要目的是生成能够解释最广泛语料示例的分析模式。研究者不遗余力地寻找偏常案例，目的是丰富并深化原初研究，使其不仅能解释话语的常规模式，也能解释与之偏离的个别孤例。比如在相邻对（adjacen-cy pair）研究中，成对行为（如提问—回答，请求—答复，等等）的常规出现被解释为条件相关（conditional relevance）的特质，即相邻对中前件的出现使得后件的出现成为相关并且可以预期的行为。［5］那如何解释相关后件并未及时出现的偏常语料？在很多语料中可以发现即使后件没有及时出现，行动者仍然预测它会出现，从而采取相应话语行动。比如，话语接收者可能会去解释或者阐明相关后件未出现的原因或者如果未作解释，话语序列发起者可能在短暂停顿后引导出相关后件以“修正”（repair）未完成的话语序列。这种推理模式深化了“条件相关”的研究，通过对反常案例的说明证明了这一原则的内在运行模式。因此，与常人方法论打破常规以期发现惯常实践背后的常识推理模式一致，谈话分析发展了自己基于语料分析的独特研究方法，透过单个案例分析获取对已有语料的全面分析和把握。

常人方法论是以激进的对传统社会学的挑战形象出现的，在最初的批评和指责声中发展出了独特而新颖的观察生活世界的视角，同时也为谈话分析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灵感。然而常人方法论的研究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即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它缺乏实质性的说明途径和格式。而谈话分析在常人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核心的和产出性的研究纲领，并做出了实质性的发现———语料收集的方法、分析技术、研究实例以及不同机构场景中的话语特征等，从而使话语分析具有“可教性”（teachability）。谈话分析是常人方法论的延伸以及具体化，常人方法论为谈话分析提供了理论源头以及研究方法启示。缺少了常人方法论指导的谈话分析所做出的发现会脱离社会成员不断建构的日常生活实践，而缺少了谈话分析的常人方法论在不断深入社会行动秩序研究的同时会面临缺乏分析工具的风险。

第35卷第2期范宏雅，等：谈话分析与常人方法论的质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