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歌谣

原始歌谣

断竹，续竹，飞土，逐（古“肉”字，指禽兽）。

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首原始歌谣，后人名为《弹歌》。

《吴越春秋》卷九载录这首《弹歌》时说，越王勾践谋划灭亡吴国，辅佐他的楚人范蠡向他推荐楚地的神射手陈音，他于是问陈音善射之道是怎样产生的。陈音回答，听说“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接着便唱了《弹歌》。“弹起于古之孝子”的说法，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代人根据当时人们的孝道观念而作的臆测。从《弹歌》的内容和形式上看，它显然是一首描述狩猎过程的原始猎歌，产生的时代可能不会晚于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因为“弓生于弹”，弓箭早在母系氏族里就已被发明了，用弹丸狩猎大概始于母系氏族社会早期。它出自楚人陈音的口中，说明它一直是先秦时期长江中游广泛流传的歌谣，而且或许就是产生于长江中游的原始猎歌。长江中游母系氏族社会后期遗址里已经可见大量的石制箭簇。它由楚人陈音对越王唱出，说明它至晚在春秋时期流传到了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

《弹歌》可以说是原始先民狩猎生活的直接观照，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原始先民截竹系竹以制作弹射工具、弹射土石以驱逐和猎取野兽的生产劳动的全过程。它的结构，由四个动宾词组依次排列而成。每个词组都好似一幅生产劳动的画面，按照生产劳动的顺序联接起来，文虽简约而内容丰富，词虽质朴而韵味深长。它的节奏，全为二拍子节奏，也就是劳动过程中手脚自然运动的节奏，二拍子节奏虽然简单，却随人体运动而有着强弱变化、反复连接和起伏回应，是劳动的最基本节奏，也是诗歌的最基本节奏。它以二字成诗句，以二拍子节奏成歌声，正是原始诗歌的古朴形式，显得自然明快、铿锵有力。

画面组接好像电影艺术的“蒙太奇”一样的《弹歌》，显然是回忆整个狩猎过程、再现全部劳动情景的咏叹歌谣，应当是用于原始先民出猎前后通常举行的一种祈祝性活动中伴舞歌唱。原始先民在出猎前后往往要举行祈祝性活动，大唱“猎歌”并大跳“猎舞”，或者表达祈求能够大量猎取野兽的愿望，或者庆祝狩猎成功、表达满载而归的欢悦心情，这种载歌载舞，与原始先民的宗教巫术观念联系在一起，免不了有“击石拊石”的乐声伴奏。《弹歌》的内容、形式及其与宗教巫术的联系、与舞蹈音乐的结合，显示了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发端意义和开源作用，中国诗歌，就是以《弹歌》这样语简辞约的艺术形式起步的，就是在《弹歌》这样意显情露的艺术表现基础上发展的。就现有资料来说，《弹歌》可谓是长江流域诗歌的始作，也是中国诗歌的鼻祖。

被称为“楚之巫书”的《山海经》，记载有传说为黄帝时代的歌谣体咒语《神北行》： 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据《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述神话，居于东南九黎簇的首领蚩尤北上中原征伐黄帝，黄帝请来天女魃下凡阻止了蚩尤请来的风伯、雨师所纵的狂风暴雨，蚩尤因而大败，被黄帝命应龙逐杀在南方。可是，魃却不能重返天国，以致天下大旱。黄帝只好将魃安置在赤水以北，但魃时时外逃而为害它方。人们便作这一咒语，呵命魁回到它的北方居处，不要在当地停留，因为人们已经清理了水道，决通了沟渎，作好了与她斗争的准备。

这首《神北行》，或许就是南方长江流域先民在与旱灾作斗争时根据神话而作，歌辞首句即南方居民的用词和语气。它载录于战国至汉代的楚地巫觋所作的《山海经》，显然是用于长江中下游楚地驱逐旱魔的仪式中由巫觋演唱之歌。它的艺术因素似乎不及《弹歌》丰富，却在语言形式上反映出诗歌语言随人类思维能力提高和表达能力增强的发展。它已是由三字句和四字句组成，语句完整而表意明确；通过逻辑严密、连贯有序的语言表达，清晰

地直抒胸臆：虽为二拍子节奏，却因句式不一而使得节奏更富有起伏变化，节奏的强烈对比也更为鲜明。

古人认定的“南音”始作，是传说为夏禹之妻所唱的《候人歌》：候人兮猗！

传说夏禹治水，足迹踏遍南北九州，经南土涂山时，遇涂山氏女，爱而成婚，婚后即外出巡视。为平治洪水劳身焦思，率领族人决江疏河，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涂山氏期盼极苦，于是作《候人歌》抒发渴思之情。《吕氏春秋·音初》叙录此歌，强调“实始作为南音”。

这首歌的歌辞仅四言一句，而且只是在“兮”、“猗”两个语气助词前添有两个表意实词，虽然十分简朴，但抒情性很强。可以想象，期盼夏禹归家又久候不至的涂山氏，在万般焦灼之中，反复咏唱这首发自内心的《候人歌》。她那蕴积于胸的相思之苦，爱慕之深和候人之切的丰富感情，也在一唱三叹的歌唱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诗句末两个助词的运用，既充分地宣泄出候人者心中的缠绵意绪和焦灼的心情，又大大地增强了歌谣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从而体现出南方歌谣的抒情性和音乐化特征。

在中国史前诗歌史上，《候人歌》的产生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出于抒发情感需要而创作的，是诗歌创作挣脱宗教束缚、褪去巫术色彩的初步尝试，也是诗歌与音乐、舞蹈相分离的初步尝试，表明原始歌谣发展至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诗歌作为语言艺术而将独立发展的先兆，它的歌辞是以语助词附于表意实词之后，形成虚实结合、抑扬顿挫的艺术表现，因而能够借助起伏跌宕、高低变化、长短交错的节奏和韵律来抒发歌者丰富而又强烈的感情，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这样的歌辞，在一唱三叹的反复咏唱中，既可以将歌者的感情宣泄无余，又可以让听者在这荡气回肠的歌咏中感动至深。不言而喻，它是原始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的一次突破和飞跃。尤其是它突出了诗歌的抒情特征，为南方长江流域诗歌及中国古代诗歌以抒情为主这一特征的形成，奠下了第一块基石。另外，它的以虚词入诗的语言形式、舒缓悠扬的音韵特点，第一次比较鲜明地显示出南方歌谣的特色。

夏禹治水并与涂山氏相爱结合的故事，在长江流域经久流传。涂山氏的《候人歌》，自然也对长江流域诗歌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屈原在《天问》中就写道：”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虞、夏以前，其文孰传？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先民虽然创作了大量歌谣，却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几乎流失殆尽。真正传承下来的不仅寥寥，而且多有变异。古代文献中记录的上古“遗文”、多为后人依托之作。可以辨析出的长江流域原始歌谣，亦是凤毛麟角。但是，硕果仅存的长江流域原始歌谣，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原始先民的社会生活与思想感情，而且充分地体现了在中国诗歌史上发端开源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