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卡夫卡中短篇小说中的弱者形象

论卡夫卡中短篇小说中的弱者形象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中的弱者形象甚为丰富。不仅形象众多，表现样式也各不相同，有的以人类形象出现、有的则是以动物形象出现。这些弱者形象不仅传达出卡夫卡内向敏感、卑怯抑郁的人格与气质，也反映了卡夫卡所在时代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精神面貌。

一、弱者形象

(一)卑微的屈从者

从本质上来看，文学是人们追求展示自我的领域，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向这样一种价值方向发展的。从阿基琉斯到哈姆莱特到桑提亚哥，从俄狄浦斯到于连到拉斯科尔尼科夫，从美狄亚到简·爱到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世界文学长廊中的成功形象，都是人类追求自由，努力实现人性尊严的典型。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读者见到了“人类的特性”——对于自由的追求。但是，在卡夫卡创造的众多卑微的屈从者身上，这种“人类特性”已荡然无存。譬如，《判决》中的格奥尔格毫不犹豫地服从父亲要他去投河的判决；《在法的门前》中的乡下人遵循整个法制体系的安排苦苦地在法的大门外等待着根本不存在的希望，在耗尽了所有的财物和时间之后死去，他们不知道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对于朝代的名称都还存在着疑问，就顺从地按照圣旨的安排去修建万里长城。这些人物虽然“一般都是正直、善良的劳动者,对社会黑暗有不平,有怨怒,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屈辱退让,逆来顺受,对强者、对黑暗势力的袭击或欺凌缺乏自卫能力,因而在时代的风云激荡、社会上各阶级较量的时刻彷徨不前、拿不出行动的力量,听任命运的摆布而不敢‘扼住命运的咽喉’。”[1]具体而言，卡夫卡笔下的卑微的屈从者主要呈现出以下两种卑弱的生存状态:

一是屈服家长权威的意志；小说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身上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屈服于父亲权威的性格心理。格奥尔格是一个年轻的商人，事业和爱情双得意。处在成功和幸福之中的他给远在俄国彼得堡的一位朋友写信，报告自己已经订婚的消息。当他去见自己的父亲，告诉父亲写了一封准备寄往彼得堡的信时，

父亲谴责儿子在欺骗他，他认为儿子在彼得堡并没有这么一个朋友。格奥尔格确确实实有一个在彼得堡的朋友，然而，就是这样确凿的事情，由于对父亲的敬畏，儿子也不敢反驳，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父亲的错。他开始怀疑自己，并嗫嗫嚅嚅，说一些毫不相干的话。有时候被父亲激怒了，偶尔冲出一两句不满的话，又立刻进行自省，以至咬住自己的舌头。冲突的最后，父亲蛮横地给了他一个“投河淹死”的判决。格奥尔格没有任何犹豫便冲出家门，一直朝河边跑去，投河自尽。

从文本的潜在话语中读者可以看到表面上和谐的父子关系其实一直都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矛盾之中，父亲对格奥尔格的怀疑就表明了这一点。其实同卡夫卡一样，格奥尔格对父亲是充满敬畏的，他内心也想消除彼此之间的隔膜和矛盾，构建出和谐的家庭关系。他为自己在各个方面不能与父亲的愿望和目标相吻合，为自己不能符合父亲的要求而深感内疚和惭愧。一旦他在行动上抗拒了父亲的意志，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作出果断决策，便马上转而对自己的做法表示怀疑，需要父亲来作出裁决。但是父亲的怀疑与无端的诅咒让格奥尔格内心的期望落空了。于是，维持可怜的现状成了无奈的选择。面对父亲的监视、辱骂和诅咒，格奥尔格始终没有反抗，而是在迁就和顺从中艰难度日，尽着儿子应尽的义务，甚至在最后想用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向父亲表明自己的赤诚之心。但是实质上这种牺牲并不是真正的牺牲，因为这种失去精神完整的牺牲，不过是为了掩饰自我精神的瓦解。也就是说屈服于父亲的权威意志而去投河的格奥尔格精神和心理的实质是“屈从”。屈从没有自由，只会给他带来自我的丧失。

二是顺从异己力量的掌控。比如,《在法的门前》中的乡下人为了进入“法的大门”而遵循法制的安排在门口长年累月地等着，直到耗尽所有的钱财和时间。

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真正成为自我生命的主宰，因此，面对强大的外在力量，他们不仅缺少拒绝的勇气和独立的渴望，更没有反抗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只能一味地屈服与顺从。

(二)怯懦的逃避者

卡夫卡曾对雅努施说过，“有人突然来访时产生被打扰的感觉，这是表示虚弱的可靠信号，是遇到事情时的逃遁。人们爬回到所谓的个人小天地里，因为他们缺乏对付世界的力量。人们逃避奇迹而去约束自我，这是撤退。生活就是与其

他事物共处，是对话。人们不能逃避这种对话。”[2]介入生活是卡夫卡渴望的一种生活态度。可是现实没能如他所愿。他渴望安静，却生活在无休止的噪音当中；他渴望自由，却被束缚在家庭、工作、生活的牢笼中；他寄希望于文学创作，但他的作品却经常半途而废，始终没有满意的佳作。现实没能给他精神上的安慰，反而让他陷入一种自我否定和怀疑的状态。他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空间，绝望是他唯一的精神出路。这种绝望使他退让、变小、变弱，最后他缩进了动物的世界，缩进了甲虫的硬壳。

甲壳是甲虫的一种自我保护，看似坚硬，而内里柔软的肚腹和细弱的腿都揭示了这层防护的外强中干。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甲虫”成为承载人物逃避心理的动物意象。《乡村婚礼筹备》中最早出现了甲虫的意象。显然，这是主人公在不堪重负的境遇里被迫采取的自我保护形态。面对外部压力，他们内心不愿屈服，可是现实又逼着他们低头，于是唯一的保护仅存的一点自我的方式，就是逃避。但是，外部的甲壳貌似可以暂时缓解人物身受的压迫，实际上却脆弱得不堪一击。《乡村婚礼筹备》写于1907年。卡夫卡在小说中叙述即将新婚的主人公拉班要去乡下筹办自己的婚礼，但拉班没有一点新婚的兴奋，他的心情跟阴雨天气一样糟糕。对于新娘子，拉班首先想到的是“她驼得多厉害”。[1]丑陋和值得怀疑的声誉就是他对未来妻子形象的全部设想。但他却没有半点解除婚约的念头，仿佛和这样一个他毫无好感的女子成婚已是无以逃避的宿命。结婚就像执行一个既定程序一样，成为“理所当然”的一种。在这种境遇下，拉班只能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硕大的甲虫，摆出蜷缩成一团、自我防御的姿态，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分开，派肉体去完成世俗的仪式，而自己的灵魂则守候在动物的躯壳里。

肉体离开了灵魂，压力、义务、责任也暂时随之而去。拉班龟缩在甲虫的躯壳里，也获得了自由与时间，但这都是暂时的，最后拉班还是得回到现实中，完成他的使命。派自己的躯壳与外界抗衡，让内心世界变得自由，这是拉班的梦幻，也是卡夫卡的梦幻。在创作这部作品期间，卡夫卡的父亲以卡夫卡的妹夫赫尔曼的名义开办了一家公司——布拉格赫尔曼石棉有限公司。卡夫卡的父亲和妹夫卡尔要求当卡尔不在的时候，也是投资人之一的卡夫卡就要负责监管石棉厂，而这些事剥夺了卡夫卡下午的自由时间。尽管心里有百般不愿，软弱的卡夫卡也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