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被人议论的日本人

喜欢被人议论的日本人认识你自己——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上的名句。

在这个世界上，认识自己胜于燔祭的恐怕就是日本人了。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这个追问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第50代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是古代朝鲜百济王国的王族（武宁王）中的人。

日本人在遭遇尴尬的同时，又有一种莫名的被人瞩目的快感。

确实，日本人很喜欢被人议论。

这里又分两种。

一种喜欢被有教养的外国人议论，一种喜欢被本国人议论。

这种议论多了，成文成型了，日本人便冠以一个学术之名：日本人论。

没有听说有美国人论，也没有听说有法国人论、英国人论、德国人论，当然更没有听说有中国人论。

但日本人说这是他们的文化特质之一。

葡萄牙传教士佛洛伊斯1563年来日本。

这位最后死在长崎的最早的西方人，见过日本人心中的“神”织田信长，当然无疑是一位日本通了。

他在1585年写下《日欧文化比较》一书，书中列举了15条比较论，这里录下四条：·我们对杀人的事感到可怕，但对杀牛杀鸡杀狗则不感到可怕。

但日本人看到杀动物则感到仰天，但对杀人则感到很普遍。

·在欧洲追求语言的明了，避开暧昧的语言。

但在日本暧昧的语言是最好的语言，最应被重视的语言。

·我们收受礼物的时候，不在赠送人面前打开。

日本人则为了表示亲昵，当场试食。

·在欧洲，女儿或女孩是否是处女，是件很大的事情，严格地执行。

在日本，女孩不经过大人同意在外面过夜的很多，一个人到喜欢去的地方的也很多。

现在看来虽然都不是什么恭维话，但日本人就是喜欢这样的议论。

他们的思路是，即便是被别人讲坏话，也总比没有人议论你强。

如果说佛洛伊斯的日本人论还仅仅限于表层的话，那么，父亲是爱尔兰籍的军医，母亲是希腊人的小泉八云（1904年去世），当年则在神户写下《日本文明的天性》文章，触到了日本人精神深处。

小泉八云称日本人不必有家具，不必有辎重行李，只须有少少一些清洁的衣服，只须小小的包裹布里放置木梳、牙签、牙刷和剃刀便能生活下去的能力，使得日本民族具有天然的优越。

这种优越也正好显示我们西方文明中的真正软弱之处。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皮革、面包和牛油才能生活；要有玻璃窗和火炉才能生活；要有帽子，白衬衫，羊毛内衣，靴与鞋才能生活；要有被单和毛毯才能生活。

所有这些东西，日本人都不需要也照样生活得好好的。

100多年过去了。

对照日本社会今天的“断舍离”风潮，日本人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文明天性竟然早在百年前被人所揭破。

当然还令日本人脸上有光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唐纳德·基恩。

这位1922年出生的美国人，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以90岁高龄归化入籍，表白自己对日本的一往情深。

而他喜欢上日本的一个机缘则是在二战时，自己是美国海军对日的情报官。

搞笑的是他说在审讯日本战俘的时候，喜欢上了日本。

这位易名为“鬼怒鸣门”的西方人日本通，在司马辽太郎的笔下是“在那宛如小鸟柔毛般美丽的睫毛下，是一幅时刻能展示少年那种容易惊愕的眼睛”。

他出版过《日本文学史》《百代之过客》《明治天皇》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描述自己第一次接触日本细腻的美感，以及它对生命短暂而哀伤的接受。

他说这种心绪“萦绕着他的余生”。

而当西方人在日本发现文明天性的时候，日本人则在西方看到什么呢？1900年作为第一批公费生到英国去留学的夏目漱石，在1903年写下《伦敦塔》。

作为一个东洋的局外人，他发现了什么呢？或者他想说什么呢？结果是令人惊讶的。

漱石在小说中写道：“人血、人肉和人的罪孽的结晶物尚残留在马车和火车中的，正是伦敦塔。

”一位女子从容地把脑袋落在斩首台上。

那个眼睛下眍，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刽子手，“嘿”的一声拿起沉重的斧子。

“当我觉得自己的裤筒上好像溅着了两三滴血时，眼前的一切景象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显然，作为西方文明的伦敦塔，在夏目漱石的眼里则是血与火的“怪物”。

而这个“怪物”又是他“前世梦中的焦点”。

而比夏目漱石晚22年出国的九鬼周造，欧洲对于他又是另一番景象。

在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当过他的法语家庭老师。

在德国，他听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课。

在他的眼里，欧洲就是初秋与塞纳河畔合在一起的双唇。

于是他美学与哲学名著《粹的构造》，就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身处西方文化的夹缝中，在其极度焦虑和不安的潜意识驱使下，对母国文化再诠释再解构的产物。

拉下后衣领露出后颈发髻之媚态，提着和服左裙摆走路，特意露出雪白的脚。

这些都是经验着的“粹”——九鬼艺妓出身的母亲，恋上有妇之夫的冈仓天心，最后进了巢鸭精神病院。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但这种现代化对亚洲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人又意味着什么？日本人其实并不清楚。

最终没有入欧也无法脱亚，优越感与劣等感并存。

但让新旧并行不悖，这是日本人才有的本事。

日本人并不抹去旧事物并在原地址上安顿新事物。

他们总是保留原有的东西，总能为新旧事物找到相应的空间并排摆放起来。

神社的宫司和寺庙的住持，彼此之间没有大的冲突，好像早就心照不宣地商议好的似的。

婚礼在神社举办，费用归宫司；葬礼在寺庙举行，费用归住持。

于是，日本人也在自问：究竟何为日本人？对此，哲学家加藤周一写过《何为日本人》，民俗学家柳国真男写过《何为日本人》，历史学家山本七平写过《何为日本人》，文学家中西进写过《何为日本人》，心理学家宫城音弥写过《何为日本人》。

同一书名，不同知识背景的文化人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其目的就是要写出日本人的独自性和“孤儿”意向。

虽然就其话题本身就有患上潜在的“国粹病”的危险。

何为日本人？永井荷风的妙答是：日本人会在第二天说自己昨晚香槟喝得太多了，喝到头疼，以此表明自己是上流社会的混儿。

而日本酒二日醉即便喝了，第二天也说不记得了或者干脆耻于启口。

何为日本人？谷崎润一郎在1933年写日本式的《阴翳礼赞》。

他一边怀抱最爱的松子夫人，一边在冥想西洋女人的白肌。

松子夫人的肌色在暮霭下变得浑然变得幽暗，抚摸上去如同将羊羹放入嘴里般，虽甜甜，软软的，但就是无从考察色彩。

原来松子夫人的古色古香，推而广之日本女人的古色古香，竟来自于夕阳西沉时的瞬间幽暗，这倒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何为日本人？早年客居柏林的和辻哲郎，曾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空间性不能成为人类的存在结构而加以把握呢？于是他在1935年写《风土——人间学的考察》，首次将东亚的日本定义为季风型文化。

如果说大雨/大雪是热带的/寒带的，台风则是季节的/突发的。

那么日本人的性格基本上就是受容的/忍从的。

这种二重性，和辻哲郎概述为“深沉而又激情，好战而又恬淡”的图式。

当“何为日本人”的话题写到连日本人也不愿写，读者也不愿读的时候，日本人就开始转向写“XX与日本人”的话题。

原本是带有普遍性，观念性的东西，硬性地与日本人搭配上，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些普遍性与观念性的东西，被日本人所独占唯日本人所具有。

但在读玩这些书的时候，则又感受到在这种“硬性”的下面，确实有日本人独特性的一面。

社会学家鹤见和子在1972年写《好奇心与日本人》，说好奇心强盛的日本人，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里也保留了原始的人间关系的构造，并有其让童心持续的装置；精神分析学者佐佐木孝次在1985年写《母亲与日本人》，说对日本人而言，很少人会想到父亲。

无论经过多久，脑海里还是会浮现出母亲的模糊意象。

孩子与母亲之间的连带感，正是日本人彼此之间连带感的基础；文化名人栗田勇在1990年写《千利休与日本人》，设问茶道的精神领袖千利休与日本人，究竟是个怎样的关系？是日本人都是茶人，还是凡茶人就是日本人？此外，望月信成写过《神佛与日本人》，丁宗铁写过《正座与日本人》，小松和彦写过《异界与日本人》，宫本常一写过《山与日本人》，山折哲雄写过《泪与日本人》，武光诚写过《藩与日本人》，保阪正康写过《特攻与日本人》，高岛俊男写过《汉字与日本人》，保坂俊司写过《戒名与日本人》，筒井功写过《泡澡与日本人》，三桥顺子写过《女装与日本人》，杂喉润写过《三国志与日本人》，吉村英夫写过《放浪与日本人》，半藤一利等写过《史记与日本人》，高井尚之写过《咖啡与日本人》，中西进写过《古典与日本人》。

2013年日本经济评论家池田信夫出版《空气的构造》。

这位评论家在书中这样写道：不是说日本人是游离在外的特异者，而是说日本人的思考和行动确实有自己独特的样式。

如在“你是如何思考的”的国际调查中，日本人在如下的设问中占上位：·认为祖先有灵力：34个国家中占第1位。

·认为自己什么宗教也不信：93个国家中占第5位。

·认为不是支配自然而是与自然共存：60个国家中占第1位。

·认为应该避开所有的危险：51国中占第2位。

·认为职场人间关系最为重要：81国中占第1位。

·认为余暇比工作更重要：79国中占第1位。

·认为总是自己一个人过余暇：34国中占第1位。

·认为不应该为国家而战：90国中占第1位。

·认为不应该夸耀自己的国家：95国中占第4位。

可能由此故，日本人又十分在意“XX人与日本人”为题的国际比较论。

如仅《美国人与日本人》为题的书，就至少有10多本。

此外，筱田雄次郎写过《日本人与德国人》，萩野弘己写过《法国人与日本人》，陈舜臣写过《日本人与中国人》，金山宣夫写过《日本人与中国人》，松本一男写过《中国人与日本人》，邱永汉写过《中国人与日本人》，金容云写过《韩国人与日本人》，金两基写过《韩国人与日本人》，山本七平写过《犹太人与日本人》。

如此等等。

加藤周一曾设问日本历史上的七件怪事。

其中之一就是为什么在家里不坐椅子？他说日本人从中国大陆输入了很多东西，但为什么唯独不输入椅子文化呢？日本的贵族、武士和町人为什么拒绝使用椅子呢？这难道不是一种“自虐”吗？如果是“自虐”的话，那么日本人为什么喜欢“自虐”呢？这就联想到日本人非常喜欢英国的思辨历史学家汤因比。

原因是汤因比首次提出日本也拥有独自的文明圈，这令日本人大喜。

他在1967年首访日本的伊势神宫，当他站在苍凉的千年古树下面，一阵激情油然而生，用毛笔当即写下这样的一句话：我触目到了形成所有宗教的最基底的东西。

那么这种“自虐”与“最基底”有连带吗？如果有连带，又是一种怎样的连带呢？2004年，亨廷顿写下《我们是谁？》一书。

9·11后的美国人，在流了血之后终究也在痛定思痛：现代语境下的“我们”，究竟是谁？这本书暗示“同一文明”的冲突将取代“不同文明”的冲突，直指美国国家认同面临危机。

这样来看，一贯喜欢设问自己是谁的日本人，还会将日本人论的话题持续下去。

用日本人论的大量消费，化解日本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不安。

事实上，早稻田大学出生的橘玲在2014年出版《括号里的日本人》，就是开启新路的“何为日本人”。

福音战士、海贼王、酷日本、纯爱与乱交、妈妈党、孤独死、失去的20年等新元素，取代了原本的混沌、自然、魂等旧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