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传说及其在中国史前史中的定位

xx传说及其在xxxx中的定位

xx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的新成果，结合文献材料，对三皇五帝的时代做了比较具体的界定，认为三皇时代是“以石为兵”的旧石器时代，凡神农氏以前的传说人物，均可视为这一时代的氏族代表；五帝时代的黄帝处于“以玉为兵”的新石器时代，婚姻形态属于母系氏族的对偶婚时期，大体与仰韶文化同步；其后的顼、帝喾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父系制阶段，大体与大汶口文化中后期的情况相符；到五帝中最末两位的尧、舜时代，已属中国氏族社会末期，即将迈入“以铜为兵”的文明门槛了，大体与龙山文化的情况相一致。

本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中国史前史的研究或著述，对先秦文献材料，尤其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的处理，宁取付之阙如的态度，也不冒然采用。这种做法，固然有其所长，亦有所短，即仅仅靠考古材料所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读起来不仅有沉闷之感，且有许多缺环。近20多年来，由于思想的解放与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研究的长足进步，学者们对古史材料的运用也大胆起来。例如，《越绝书》引战国时人风胡子的一段话说：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指风胡子所处之东周时代)，作铁兵。”这段引文把东周以前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传说中的三皇(轩辕、神农、赫胥)时期为石器时代，从黄帝开始的五帝时期为玉器时代，禹以后的夏、商、周三代为铜器时代，东周时期为铁器时代。有学者认为，从大量的考古资料看，风胡子关于石器、玉器、铜器和铁器使用年代的见解是符合中国上古历史事实的[1]。张光直先生也认为，《越绝书》的这个分期法，正确地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经过本质变化提要出来，在历史现实中具有坚实可靠的基础[2]。因此，对三皇五帝传说进行科学的清理，阐明其在中国史前史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已属势在必行了。

二、xx传说起源的时代与起因

早在本世纪之初，已故顾颉刚先生即已指出，三皇五帝之说，实非华夏族上古神话中所固有，其产生当在战国秦汉之际。此时期正当中国历史上一个文

化剧变的大时代。这一看法，颇有见地。清代学者崔述于《上古考信录》中说：

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春秋传》仅溯至黄帝，《易传》亦仅至伏羲，则谓羲农以前别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见于传，祝融乃颛顼氏臣、女娲虽见于记，而文亦不类天子，则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皇之数者，亦妄也。《春秋传》云：

“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此但历叙古帝纪官之不同耳，初无五帝之名，亦无五德之说也。吕氏缘此遂删共工氏，而以五德分属之，失传之本意矣。《国语》云：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但序此五人之功，为下郊张本耳，亦不称为五帝而谓帝必限以五也。《大戴记》遂独取此为五帝而他不与焉，亦非《国语》意也。至于《易传》五帝，亦偶举之。……盖三皇五帝之名，本起于战国以后。《周官》后人所撰，是以从而述之。

实际上，三皇五帝之名起于战国说，早在崔述之前就已有人提及。汉人谷永就说过：

“夫周秦之末，三五xx”(xx注：

“三谓三皇，五谓五帝”)。这就指明了三皇五帝起源的时代。

诚如谷永等人所言，战国诸子特别喜欢谈论三皇五帝，追述上古的事情。其中尤以韩非子与庄子所言为最详。

《xx》：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鸟兽龙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五蠹》)。

昔者黄帝会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十过》)。

《xx》：

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盗跖》)。

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于同而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桔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天运》)。

韩非是战国时代法家集大成者，他在《五蠹》等篇中之所以要追述远古的情实，其目的是为了说明他的进化的历史观。他把人类的历史从远古到当今分作4个时期，即“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4世。“上古”的特点是人类刚从自然中分化出来，初创人类衣、食、住生活方式的时代。人类最初混迹于禽兽之中，茹毛饮血，于是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燧人氏教人“钻燧取火”，从而使人类与动物分离开来，开创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中古”以鲧、禹治水为代表，表明人类进入了改造自然的时代。“近古”指殷周之世，其特点是一乱一治。“当今”是指韩非所处争统一的战国时代。他强调指出，时代在变，政治应随时代而变。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只是在它那个时代才具有意义。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后世，决不是对历史的尊重，只能说是一种愚蠢的效仿。如果历史进入了“中古”，还有人提倡“构木为巢”，必然为鲧、禹所笑；同样，“当今”赞扬尧、舜、汤、武，守成不变，必定为新圣所笑。韩非的结论为：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可见，韩非的追述上古，旨在变法。

庄子则不然，他是战国时代道家的代表，出于对现实社会束缚人性的不满，他崇尚人性自然和追求回到自然中去。而要回到自然中去，其理想国便是

“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

韩非和庄子尽管追述上古的目的不同，但他二人对上古社会描述却大体上一致，这决非偶然。

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当时有名的博闻多识的学者，一是对上古有关诸如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当时口头流传的上古谱系也很了解。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口头流传的前几世，甚至几十世谱系是相当准确的，已为民族学调查材料所证明。例如四川山彝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前，贵族黑彝还保存有严格的家支制度。每个黑彝男子几乎自幼都受背诵谱系的训练。

再如，司马迁根据收集到的上古传说所写的《殷本纪》，其中关于殷代先世的谱系，经近代出土的甲骨文验证，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因此，战国诸子对上古社会谱系的追溯，从大的时段来说，应该说是可以信据的。二是对战国时夷狄等少数民族的原始习俗耳闻目睹得多，诸如“南越巢居，北朔穴居”[8]等风俗，是当时人人皆知的事情。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前400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提出了贯穿以后所有民族学史的两个最重要的观念：

比较的思想与演变的思想。当他谈到同过去时代相比希腊人服饰的变化时，这位历史学家把这种服饰和他同时代亚洲人的服饰作了比较，同时说道：

“在古代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上，也可以指出他们在其他许多地方是同现在的野蛮人相同的”[9]。因此，战国秦汉诸子在重构华夏古代文明时，借用那些当时尚处在原始社会中夷狄风俗作参照系，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从这一视角来看，他们对上古社会生活方式的描述应当是有根据的。

在原始社会史研究中，考古学家通常把有文字记载以前的这一漫长时期大体上分作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越绝书》则把中国原始社会分为“以石为兵”、“以玉为兵”和“以铜为兵”三个时期。据笔者理解，“以石为兵”当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相符。“以玉为兵”中的“玉”，范文澜先生认为是“坚石”[10]，当是，即打制磨光的精致细器。此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相符。而“以铜为兵”则与考古学上的铜器时代相吻合。